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挖苦毛主席不会打仗的凯丰，后来怎么样了？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当毛泽东站起来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一个年轻的声音突然打断了他的发言：＂我坚决反对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这个敢于公然反对毛泽东的年轻人叫凯丰，时年才29岁。在会议上，他不仅抨击毛泽东的军事主张，还嘲讽说毛泽东看的《孙子兵法》都是＂老把式＂，不适合现在的中国革命。
面对这样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却显得异常冷静，只是平和地反问道：＂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知道有几章几节吗？＂ 这一问，让年轻气盛的凯丰顿时语塞。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就是这位在遵义会议上公然与毛泽东对抗的年轻人，在短短两个月后却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凯丰会有如此大的转变？他后来的人生又走向了何方？
从萍乡走出的革命青年
世人皆知凯丰是我党的杰出理论宣传家，却鲜有人知他早年的求学经历竟如此坎坷。1906年，凯丰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殷实人家，原名何克全。
那时的萍乡，因为丰富的煤矿资源而闻名于世。凯丰的父亲在煤矿周边经营着一家小店铺，靠着辛勤劳作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七岁那年，父亲将凯丰送到了当地最好的私塾读书。
私塾的先生是位饱学之士，见凯丰天资聪颖，便格外关照。每当凯丰背诵完课文，先生总会额外教他一些诗词歌赋。这些知识日后成了凯丰从事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要基础。
1918年，12岁的凯丰考入了萍乡西区高等小学。这所学校虽然不大，却是当时萍乡最好的学校之一。在这里，凯丰第一次接触到了新式教育。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20年，一场意外打断了凯丰的求学之路。他的大哥因赌博欠下巨债，典当了家中大部分财产。凯丰不得不辍学在家，帮父亲打理店铺。
正当凯丰以为自己的求学生涯就此结束时，一位在煤矿工作的远房叔叔找上门来。这位叔叔曾受过新式教育，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他说服族中长辈，由族祠出资供凯丰继续读书。
1921年，凯丰重返校园，考入了萍乡中学。这所百年名校，不仅是赣西重要的文化堡垒，更是革命思想的重要传播地。正是在这里，凯丰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和事。
那时的萍乡中学，迎来了一批经历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年轻教师。他们不仅教授新知识，还经常组织学生讨论时事。凯丰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逐渐接触到了进步思想。
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罢工领袖刘少奇多次来到萍乡中学做演讲。凯丰亲眼目睹了工人们团结一致的场面，这让他深受触动。
那时的安源煤矿，工人们每天要在昏暗潮湿的井下工作十几个小时，却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凯丰经常去探望在矿上工作的叔叔，亲眼见证了工人们的艰难处境。
1923年，中学里成立了进步读书会。凯丰加入其中，开始阅读进步书籍。他还经常参加读书会组织的讨论活动，在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此时的萍乡中学，已经成为了革命思想的重要传播基地。每到周末，就有来自各地的进步青年来校园做演讲。凯丰总是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讲，有时还会主动承担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的工作。
1924年春，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凯丰参加了当地举办的庆祝大会，并在会上做了即兴发言。他的发言引起了在场革命同志的关注，从此开始接受革命组织的培养。
就这样，一个走出萍乡的革命青年，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接下来，等待他的将是更广阔的天地。
理论宣传工作的崭露头角
1925年秋天，凯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不少进步青年都曾在此求学。
初到武昌，凯丰就被学校丰富的藏书所吸引。在图书馆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这些刊物开阔了他的视野，也让他萌生了从事文字工作的想法。
机会很快就来了。1926年初，学校的校刊《武昌高师》需要一位新主编。凯丰投稿的几篇文章获得了师生们的好评，于是被推选为校刊主编。
在担任主编期间，凯丰不仅刊登学术文章，还开辟了时事评论专栏。他的一篇《论武汉工人运动》在当地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文章被多家进步刊物转载。
1927年初，凯丰接到了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的通知。临行前，他还特意回到萍乡，向当年资助他的族叔道别。族叔拉着他的手说：＂你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咱们工人做更多的事。＂
在莫斯科的求学生活开阔了凯丰的眼界。中山大学的课程设置非常丰富，除了马列主义理论，还有新闻写作、演讲技巧等实用课程。凯丰在这里如鱼得水，很快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
一次理论课上，凯丰就中国革命形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这位老师后来专门找到凯丰，建议他多写一些关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文章。
就这样，凯丰开始在校刊上发表系列文章，分析中国革命形势。他的文章观点鲜明，论据充实，很快在留苏学生中产生了影响。
在莫斯科期间，凯丰还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同学。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革命理论，切磋写作技巧。这段经历为凯丰日后的宣传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8年，凯丰在《少共国际》杂志上发表了《中国青年运动的现状与任务》一文。这篇文章系统分析了中国青年运动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共青团中央的重视。他们认为凯丰对青年工作有独到见解，建议他回国后专门从事青年工作。
1929年夏天，凯丰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学习。临行前，学校的中国部主任对他说：＂你在理论宣传方面很有天赋，回国后要继续发挥这个特长。＂
回国后，凯丰被派往上海工作。在上海，他开始为《红旗》《前哨》等进步刊物撰稿。他的文章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很受读者欢迎。
1930年春天，凯丰受邀在一次青年工作会议上做报告。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会后有人称赞说：＂凯丰同志不仅会写，还很会讲。＂
就这样，凯丰在理论宣传工作上逐步站稳了脚跟。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前方，一场将改变他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
遵义会议上的失误与反思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的凯丰，与其他同志一起踏上了长征之路。此时的凯丰，还不知道在几个月后的遵义会议上，自己将做出一个重大的判断失误。
长征路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一直萦绕在每个人心头。从江西到贵州，红军损失了大量优秀将士，这不得不引发高层的深刻反思。
1935年1月，红军到达贵州遵义。当时的遵义城里，一座两层楼的小楼成为了这次重要会议的召开地。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研究如何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
会议伊始，博古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却对自己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只字未提。
这时，毛泽东站起来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并提出了具体的改正方案。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凯丰打断了毛泽东的发言。作为与博古一同留学莫斯科的同窗好友，凯丰选择了力挺博古的立场。他不仅反对毛泽东的军事主张，还出言不逊地说：＂毛泽东看的《孙子兵法》都是老把式了，不适合现在的中国革命。＂
会后，张闻天专门找到凯丰谈话。作为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张闻天并没有直接批评凯丰的态度，而是建议他实地考察红军的军事行动。
这个建议改变了凯丰的认识。在接下来的行军中，凯丰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指挥作战的英明。2月初，红军在土城之战中取得重大胜利，这让凯丰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会议上的态度。
一天晚上，毛泽东找到凯丰，两人就军事战略问题进行了长谈。毛泽东详细解释了他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认识，以及如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争取胜利。
这次谈话让凯丰深受触动。他回想起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感到十分惭愧。第二天一早，他就找到毛泽东，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让凯丰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不仅没有批评他，反而表扬他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毛泽东说：＂年轻人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好事，关键是要善于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三月的一天，红军正在翻越娄山关。凯丰走在队伍中，看着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此时此刻，他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实践出真知＂。
从遵义会议后的两个月里，凯丰经历了从反对到支持毛泽东的转变。这个转变不是被迫的，而是在亲身经历和实践检验中自然形成的。
这段经历不仅让凯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更让他在军事战略和革命实践方面有了新的认识。这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革命事业中的重要贡献
遵义会议后，凯丰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宣传和青年工作。1935年春，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负责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
在长征途中，凯丰组织开展了多场文化教育活动。每到一处，他都会召集当地青年，为他们讲解革命道理。有一次在四川某村庄，凯丰用当地方言给年轻人讲述革命故事，整整讲了一个晚上，村里的青年们都说：＂这个外地来的同志讲得真好！＂
1936年初，红军到达陕北。此时的陕北，急需大量的理论人才来培养基层干部。凯丰主动请缨，承担起了干部培训的重任。他编写了一套通俗易懂的培训教材，被誉为＂最受欢迎的教科书＂。
那时候，延安的办公条件十分艰苦。凯丰住在一个土窑洞里，白天到各处去讲课，晚上就点着油灯编写教材。一位老同志回忆说：＂那时经常能看到凯丰同志的窑洞里深夜还亮着灯。＂
1937年，凯丰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这个职务看似与宣传工作无关，但凯丰别出心裁地把宣传工作融入到粮食工作中。他组织编写了《农业生产手册》，把革命道理和农业知识结合起来讲解。
在延安时期，凯丰还负责《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他创新性地开辟了＂理论园地＂专栏，邀请各路同志撰写理论文章。这个专栏很快成为延安知识分子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
1938年夏天，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凯丰作为宣传部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他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
在青年工作方面，凯丰更是付出了大量心血。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一次在延安青年干部学校，他连续讲了三天课，把复杂的理论问题讲得深入浅出。
1939年，凯丰参与创办了中央青年干部学校。他亲自担任教员，为新一代革命青年授课。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学员们说：＂听凯丰同志讲课，既能学到理论，又能学到实践经验。＂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凯丰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做宣传工作的，首先要把自己的思想整顿好。＂这番话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1年，凯丰被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在这个岗位上，他继续发挥自己的专长，把理论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他组织编写了《边区工作手册》，成为当时基层干部的重要参考书。
到了1945年，凯丰已经成为我党重要的理论宣传骨干。他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党的重要刊物上，对革命理论的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培养的一批青年干部，也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时的凯丰，已经完全改变了当年在遵义会议上的青涩模样。他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为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
新中国建设路上的付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凯丰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在党中央的安排下，他被派往东北工作。这片曾经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急需一位既懂理论又懂实践的领导者。
1950年9月，凯丰来到沈阳，担任沈阳市委书记。初到沈阳时，这座城市百废待兴。凯丰每天骑着自行车走访工厂、学校和社区，了解群众需求。有一次，他在东北制药厂开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工人们说：＂从没见过这样的市委书记，和我们坐在一起这么久。＂
在沈阳工作期间，凯丰特别重视文化教育工作。他提出要把沈阳建设成为＂文化之城＂。在他的推动下，沈阳市开办了多所工人夜校，让工人们在工作之余有机会接受教育。
1951年，凯丰被任命为东北人民政府委员。这个新职务让他有机会参与更大范围的建设工作。他提出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理念，在东北地区推行工厂办学、学校办厂的模式。这一创新做法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
1952年春天，党中央调凯丰回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回到北京后，凯丰立即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他负责组织编写了一套通俗理论读物，被称为＂老百姓都爱看的红皮书＂。
在宣传部工作期间，凯丰经常深入基层调研。一次在北京郊区农村，他看到农民们在认真学习党报，但有些字词不认识。回到机关后，他立即组织人编写了一本《常用政治词汇解释》，发到了各个农村。
1953年3月，凯丰又兼任了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这是一个培养高级理论干部的重要阵地。凯丰在这里开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员们既要讲深奥的理论，也要讲实际的案例。
马列学院的一位老学员回忆说：＂凯丰院长经常来听我们的课，还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遇到不懂的地方，他总是耐心地给我们讲解。＂
然而，长期的辛劳工作让凯丰的身体每况愈下。1955年初，他因病住院。在病床上，他还惦记着工作，让秘书把文件送到医院，继续审阅。
就在这一年，凯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事业和同志们。他走的时候，才49岁。
2006年3月14日，在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文章。文章称赞他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是＂我们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
在他离开后的日子里，他培养的众多理论人才活跃在各条战线上。他主编的教材、编写的文章，仍在继续发挥着作用。从萍乡走出的这位革命青年，用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理论工作者。
人民大学的资料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凯丰同志生前使用过的钢笔和讲义。这些物品静静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见证着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成长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