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之所以哀叹“臣尽亡国之臣”，东林党人空谈误国内耗严重，让他感到失望和无奈。 东林党人热衷于党争，将大量精力放在与其他政治势力的争斗上，对于非东林党人士，不论其才能与品德如何，只要意见不合便扣上“奸臣”“小人”的帽子进行打压。黄道周本是正直之人，只因反对东林党的一些做法，就被东林党人扣上“阉党余孽”的帽子，被迫离开朝廷，郁郁而终，这种党同伐异的行为使得朝廷内部矛盾激烈，人才无法得到合理任用。

东林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派系纷争。在南明政权建立后，东林党人内部围绕着拥立谁为统治者等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斗，各方势力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国家都快亡了还在进行内斗，进一步消耗了本就薄弱的力量。

东林党人喜欢高谈阔论，动不动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口号喊得响亮，但真正到了需要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往往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他们对面临的真实困境缺乏深入了解，提出的一些主张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 在明清松锦之战后，清军元气大伤，皇太极主动向明朝提出议和。这对于内忧外患的明朝来说本是一个喘息的机会，但东林党人却高喊“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等口号，坚决反对议和。在这种舆论压力下，崇祯皇帝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将议和的责任推给兵部尚书陈新甲，以“私通敌国”的罪名处死了他，断然拒绝了满清的议和提议，错过了喘息的机会。

东林党人大多出身江南士绅阶层，代表了江南地主和商人的利益。他们反对向江南富户和商业阶层征收重税，导致明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农业税，而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在明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情况下，东林党人的这一主张使得税收加重，农民更加不堪重负，激化了社会矛盾。

面对经济困境，东林党人未能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无法解决财政危机、物价飞涨等问题，国库空虚，无法为军事、民生等方面提供有力的支持。 东林党人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认为只要内部安定了，外患自然就会消除，忽视了对边防的投入。导致明朝后期边防力量薄弱，军队缺乏足够的钱粮和装备，战斗力下降，无法有效抵御外敌的入侵。 东林党人缺乏战略眼光，在一些战役的指挥和部署上，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导致战场失利，喜欢将责任推给将领，而不反思自身的问题，东林党人的种种行为对明朝的衰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