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军统和日军在上海的合作特工组织-＂34号华人特工队＂
世人皆知上海滩风云诡谲，却鲜有人知在那段腥风血雨的岁月里，竟有一支神秘的特工队伍，他们明面上是日军的走狗，暗地里却与军统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在浙兴里34号，这座看似普通的石库门建筑里，每天都上演着让人细思极恐的故事。老上海人常常用＂再闹就把你送到34号去＂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可究竟是什么样的过往，让这个普通的门牌号码成为了一代人挥之不去的噩梦？这支特工队与军统、日军之间，又究竟存在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特工队的诞生
1939年的上海，正值寒冬。浙兴里34号的大门首次打开，迎来了一批＂特殊访客＂。这座位于上海租界的普通石库门，就此开启了它不平凡的历史篇章。
在此之前，东亚黄道会作为日本特务机构扶持的汉奸帮会特务组织，因效率低下逐渐失去了日方的信任。日本海军武官府为了建立一支更为得力的特务队伍，决定另起炉灶。
这个时候，青帮头目宋凤鸣找上了门。此人在上海滩颇有名气，不仅与日本浪人许斐交好，更与当时的地下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方很快看中了宋凤鸣的能力，任命他为特工队队长，同时委任另一位青帮骨干刘德标为副队长。
为了掩人耳目，这支特工队以＂兴亚地产公司＂为掩护，在浙兴里34号正式成立。公司表面上经营房地产买卖，实则暗中进行特务活动。日方派出特务联络官旭少佐担任总指挥，日本浪人许斐则担任指导官，负责特工队的日常训练和具体行动指导。
特工队成立之初，便展现出与东亚黄道会截然不同的作风。他们不仅在组织架构上更为严密，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情报传递系统。宋凤鸣利用青帮在上海的人脉网络，很快就将触角伸向了租界的各个角落。
值得一提的是，特工队成立之初就设立了专门的训练营。每一位新成员必须经过为期三个月的严格训练，内容包括侦查、跟踪、密码通讯等特工技能。训练营就设在浙兴里34号的后院，那里有专门的地下室用于特殊训练。
1940年春，特工队首次展露锋芒。他们成功破获了一起地下抗日组织的活动，让日方对这支新成立的特工队刮目相看。这次行动的成功，也为特工队赢得了更多的自主权。日方逐渐放权，允许特工队自行开展部分情报活动。
然而，表面上效忠日军的特工队，内部却暗藏玄机。宋凤鸣虽然担任队长，但实际上特工队中已经渗透了不少军统的暗线。这些人以各种身份混入特工队，在执行日方任务的同时，也在秘密收集日军情报。
到了1941年底，特工队的规模已经扩大到近百人。他们在浙兴里34号设立了专门的情报室、会客室和审讯室，俨然成为了一个小型特务机关。每天，都有大量的情报从这里传出，流向不同的方向，当然，这些情报中有多少是真实的，就不得而知了。
二、双面间谍的危险游戏
1943年初的一个雨夜，浙兴里34号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个自称姓毛的男子，正是后来在上海特务圈内声名显赫的毛森。他的出现，让特工队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毛森原是军统上海区的一名重要特工，在一次行动中被日军发现身份。然而，他并未被处决，反而在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的安排下，被安插进了34号特工队。这个决定背后，是日军方面精心设计的一场棋局。
随着毛森的加入，特工队内部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的较量。日方命令成立＂2号＂分队，由毛森担任分队长，表面上是为了加强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打击力度。事实上，这个分队成了军统与日本特务机关之间进行隐秘博弈的场所。
在＂2号＂分队成立后的头三个月里，分队连续破获了多起地下党组织的据点。这些＂战果＂让日方对毛森极为信任。然而，这些行动中，真正的地下党员总是能在最后关头逃脱，而被捕的多是一些边缘人物。
＂2号＂分队的办公地点设在浙兴里34号的西厢房，与主楼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分队成员除了执行日方交办的任务外，还需要定期向特高科提交工作报告。每份报告都经过精心设计，既要让日方满意，又不能暴露太多实情。
1943年夏天，一场意外的遭遇让毛森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原来，日军特务机关内部也派了暗线，专门监视＂2号＂分队的活动。这些暗线发现，分队在行动时常常出现一些＂不合常理＂的状况。比如，某些重要嫌疑人总是能在抓捕前夕消失，而留下的线索又往往指向其他方向。
为了消除日方的疑虑，毛森不得不策划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行动。这次行动确实打掉了一个地下组织，但被捕的成员多是早已暴露的外围人员。真正的核心成员，在行动开始前就已经转移。这次行动不仅打消了日方的怀疑，还为毛森赢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到了1943年末，＂2号＂分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数十人的独立特务组织。他们不仅要应付日方的各项任务，还要与军统保持秘密联系。每一次行动都像是走钢丝，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在这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毛森和他的＂2号＂分队成员们编织了一张复杂的情报网。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传递给军统，同时也不得不交出一些次要情报给日方，以维持表面的忠诚。这种双面间谍的角色，让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死亡的边缘游走。
三、一座牢笼中的审讯与较量
1944年的浙兴里34号，白天外表平静，夜晚却经常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特工队在这里设立了一间专门的审讯室，位于建筑的地下室，四周都是厚重的水泥墙，即便有人在里面大声呼喊，外面也听不见。
审讯室的布置极为简单：一张铁椅、一盏吊灯、几件简陋的刑具。墙上挂着一面镜子，实际上是一面单向玻璃，便于日方人员在外监视审讯过程。地面略微倾斜，中间有一个排水口，用途不言而喻。
特工队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审讯方式。与日军的暴力审讯不同，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心理战术。审讯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先是软禁，让被审讯者在孤立无援的环境中度过数日；然后是反复询问，将问题翻来覆去地问，直到对方供述中出现破绽；最后才会使用强制手段。
1944年春，一位代号＂信鸽＂的地下党员被带到了34号。这次审讯持续了整整一周，期间特工队使用了各种方法，却始终无法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最后，在日方的压力下，不得不采用了严刑逼供。然而，就在行刑前的深夜，＂信鸽＂突然在牢房中＂自尽＂，而看守却声称当时在巡逻。这起事件之后，日方加强了对审讯过程的监控。
为了应对日方的监视，特工队不得不改变策略。他们开始在审讯记录中做手脚，将一些无关紧要的供述夸大其词，把真正重要的线索淡化处理。有时候，他们甚至会故意制造一些＂失误＂，让重要嫌疑人有机会逃脱。
在1944年夏秋之交，一场特殊的审讯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名自称是军统特工的人员被捕，送到34号审讯。这个人掌握着大量军统的情报，如果说出来，将会对抗日组织造成致命打击。特工队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不能获取有价值的供述，日方必定会对特工队失去信任；如果真的审出重要情报，又会危及军统的地下网络。
最终，特工队想出了一个妙计。他们伪造了一份详细的供述材料，内容都是一些已经暴露或者无关紧要的情报。同时，他们还在供述中埋下了几个误导性的线索，让日方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方向。这份供述材料不仅取得了日方的信任，还成功保护了军统的核心机密。
到了1944年末，34号的审讯室已经成为上海滩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场所之一。每天都有人被带进去，但能活着出来的却寥寥无几。那些消失的人，有的确实死于严刑拷打，有的则借机脱身，销声匿迹。没有人知道真相究竟如何，这些秘密都被深深地埋在了那间地下室的水泥墙内。
在审讯室的墙上，至今仍能看到当年留下的痕迹：歪歪扭扭的字迹、深深的抓痕，以及一些无法辨认的暗记。这些细节无声地诉说着那段令人窒息的岁月，见证着一场场生死较量。
四、情报网的秘密运作
1945年初，浙兴里34号的情报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分为三个层面：表层是对外的＂兴亚地产公司＂，中层是为日军服务的特工队，深层则是与军统秘密联系的情报网络。
特工队的情报收集手段十分多样。他们在上海的各大饭店、舞厅安插眼线，利用这些场所的服务人员收集情报。在法租界的咖啡馆里，特工队的成员会假扮成普通顾客，暗中观察可疑人物。甚至连黄包车夫，也成了他们的重要情报来源。
为了传递情报，特工队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暗号系统。他们利用报纸上的分类广告传递信息，通过特定的措辞和数字组合来传达不同的指令。比如，一则看似普通的房屋出售广告，实际上可能暗示着某个地下组织即将遭到搜查。
1945年3月，特工队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情报中转站，地点就在南京路上的一家照相馆。这家照相馆的老板是特工队的成员，照相馆的暗房成了传递情报的绝佳场所。军统的情报员会以冲洗照片为掩护，将情报藏在相纸中传递出去。
同时，特工队还在租界内设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这些联络点表面上是普通的商铺，如茶馆、烟杂店、裁缝铺等。每个联络点都有专门的暗号和接头方式。比如，在某家茶馆点一壶特定的茶，就意味着有重要情报需要传递。
为了确保情报的安全传递，特工队采用了多重验证机制。情报传递者必须同时掌握正确的暗号、接头暗语和信物。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都可能导致整个行动失败。有一次，一名情报员仅仅因为说错了一个字，就被识破了身份。
到了1945年夏，特工队的情报网已经渗透到了上海的各个角落。他们不仅掌握了大量日军的军事情报，还收集到了许多关于日本在华经济活动的秘密资料。这些情报通过各种隐秘的渠道，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军统。
特工队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情报分析室，负责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筛选和整理。他们会将情报分为三类：一类是可以直接交给日方的表面情报，一类是需要加工处理后再上交的混淆情报，还有一类是必须秘密传递给军统的核心情报。
为了应对日方的突击检查，特工队在34号的地下室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档案室。这个档案室有着精密的保密措施，包括伪装的墙壁和紧急销毁装置。一旦发生意外，所有重要文件都能在短时间内被销毁。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情报网的运作变得越发危险。日军对特工队的监控也越来越严密。特工队不得不经常改变联络方式和接头地点，有时甚至要在一天之内更换多个据点。每一次情报的传递，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
五、特工队的覆灭之路
1945年8月初，浙兴里34号的日常运转突然出现了异常。日军特高科派来的联络官开始频繁到访，要求特工队加强戒备，并销毁大量文件。与此同时，街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日军巡逻队，他们对过往行人的检查也变得更加严格。
8月10日，特工队接到了一个特殊的命令，要求他们将所有重要档案转移到日本领事馆。这个命令引起了队内的警觉。当天晚上，特工队开始秘密处理文件，将真正重要的情报通过预先设置的渠道转移出去，同时销毁了一批可能暴露军统关系的材料。
8月13日深夜，一支日军特别行动队突然包围了浙兴里34号。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逮捕特工队的核心成员。然而，当他们破门而入时，发现大部分重要人员已经消失。留下的只有一些普通职员和大量经过处理的文件。日军在建筑内搜查了整整一夜，却一无所获。
第二天清晨，特工队的瓦解开始显现。一些外围成员被日军逮捕，审讯室再次运转起来，但这次审讯者和被审讯者的角色发生了转换。然而，这些被捕的成员大多只知道表面的工作内容，对核心的情报网络一无所知。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特工队的残余力量立即采取行动，抢在日军销毁证据之前，将34号内部的大量文件转移至安全地点。这些文件后来成为了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材料。
接下来的几天，34号周边的形势急剧变化。日军开始撤离，但他们在撤离前试图抹去所有特工队活动的痕迹。他们烧毁了大量文件，拆除了审讯室的设备，甚至尝试炸毁整栋建筑。所幸这个计划未能实施，建筑本身得以保存。
8月下旬，军统上海站的人员接管了34号。他们在建筑内发现了许多隐藏的证据：墙内的秘密文件、地板下的通讯设备、以及一些用特殊墨水写成的记录。这些发现证实了特工队在战时进行的双重间谍活动。
特工队的覆灭过程持续到了9月初。一些逃脱的成员陆续被找到，有的选择投案自首，有的则销声匿迹。毛森本人在日本投降前就已经离开上海，据说他化名潜回了重庆，但这个说法一直未能得到证实。
到了9月中旬，34号的大门被永久封闭。这座见证了无数秘密行动的建筑，最终成为了一座无声的纪念碑。它的围墙上依然留着弹痕，地下室里还能看到当年审讯室的痕迹，后院的老树上甚至还挂着被遗忘的铁钩，这些都在述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战后，浙兴里34号的真实历史被逐步披露。档案显示，这个特工队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不仅为军统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还成功保护了多位重要的地下工作者。然而，由于行动的隐秘性，许多细节至今仍未完全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