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峰
主席一生之中对中国的传统戏曲十分喜爱,他不仅在工作之余常常听戏曲唱片,有时还会跟着唱片唱上几句。
1956年,著名的艺术家田汉带着湖南湘剧训练班的一群小演员来北京进行汇报演出。
此次的汇报演出,毛泽东主席通知有关同志,表示自己会前去参加。
当田汉把这一好消息告之湘剧的一群小演员时,这帮小演员们无比兴奋,以致演出的前夜不少人兴奋得睡不着觉。
到了正式汇报演出的那天,见台下坐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所有的人心情即紧张又激动。
当时,年仅13岁的湘剧小演员左大玢正好在台上表演。出于好奇与崇敬,她在表演开始后,总想多看一眼离演出舞台不远坐在台下的毛泽东主席。
谁知就在她看毛主席时,正好主席的目光与她目光迎上了,左大玢一时十分的紧张,当即脑子里一片空白。
为了不让演出卡壳中断,于是她不断来来回回唱同一句台词。
坐在台下的毛泽东主席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侧过头问身边的田汉道:
“这个小鬼怎么了,为什么总是念这一句,是忘词了吧?”
其实此时的田汉也早已发现了这个问题,正在思考如何处理这一突发情况。
因为田汉也知道,对于这么小的演员首次在这么重要的场合看到毛主席,肯定会激动紧张。为此,他在演出前便给这些小演员打了“预防针”,让她们上台后不要看领袖毛主席,要专心致至演出,争取演出成功。
谁知这还是出了乱子,田汉一时也颇为着急。
但主席就在他身边,他总不能离坐去处理,一时头上也急出了汗。
就在思索犹豫之际,这时主席向他问起了话。
田汉只好实话实说:
“主席,这个小鬼啊,可能是偷偷看您看得太入迷,竟然把台词也忘了。”
主席听田汉这么一讲,也被他说得哈哈大笑了起来。
主席于是记住了这个可爱的小姑娘。
演出结束后,便接见了家乡湘剧的这帮小演员们。
接见时大家见主席讲话一口地道的湖南方言,都感到十分的亲切,紧张的心情一扫而光。
当主席走到刚才台上表情忘词卡壳的左大玢面前时,主动停了下来,慈祥地看着她问:“娃娃,你叫什么名字呀?”
左大玢答道:“报告主席,我叫左大玢(bin)。”
主席又问:“你姓左为什么不姓右啊?”
左大玢这时觉得主席问话也有趣,笑了笑答道:“我的爸爸姓左,我也就姓左了。”
听了小姑娘懵懂的回答,主席又问:“那你为什么叫左大玢(fen)呢?”
这下左大玢来了精神劲儿:“毛主席,您念了白字,这个玢字念‘bin’(注:念一声),不念‘fen’(注:也是一声)。”
主席一听哈哈大笑,也感到眼前这个小姑娘很是单纯可爱,会心地笑了笑说道:“回去问问你爸爸,这个字可是个多音字呢,这个字有两个读音。”
自此,主席记住了这个小姑娘的名字。
北京再见面,毛主席问左大玢:左宗棠是你什么人?
1959年,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主席又见到了左大玢。
这次左大玢也是作为湖南湘剧代表团成员来北京参加国庆献礼演出的。
这次演出非常成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好评。主席为了对这些家乡来的“亲人”尽一点地主之谊,于是邀请湘剧代表团的演员们去中南海主席的家中见面聚聚。
当主席来到左大玢的面前时,发现她长高了不少,笑盈盈地立马开口说道:“我们是老熟人了。”
待宾主双方都坐下后,主席便用湖南方言与他们交谈了起来。
主席对左大玢讲:“你问你爸爸没有,你的名字这个‘玢’字是不是个多音字呀。”
左大玢有点不好意思,点点头说:“是的,不过我名字中这个字一直念玢(bin)。”
接着,主席若有所思后问左大玢,左霖苍是你什么人。
当主席说出“左霖苍”这三个字后,左大玢一下子愣住了,心想主席为什么向她问这个。
原来左大玢不仅认识,而且他们还是亲戚,左霖苍是他的大伯。但左霖苍是个地主,她并不喜欢。
于是只好如实回答:“主席,左霖苍是我伯父,我父亲叫左宗濂。”
听到这里,主席的兴致也上来了。这让主席想起了一个人——左宗棠。
毛泽东出生时,左宗棠才去世不过8年,毛泽东的家乡韶山离左宗棠的老家湘阴县左家塅并不算远,只有110多公里,自小听着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些晚清豪杰的故事长大的。
主席问:“你姓左,左宗棠又是你什么人?”
左大玢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由于时代背景原因,曾、左、胡等在那年代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属于被批判的历史人物。
毛主席提到左宗棠时,其实也在思索,以年龄计算,左宗濂的年龄与左宗棠也隔着辈份,尽管他们有可能都是“宗”字派的。
于是主席对左大玢说:“你大伯左霖苍可是有名的举人啊!?”
左大玢那时16岁,属于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不喜欢地主。单纯的她顺口说道:“什么举人啊,就是一个逃亡的地主,逃跑了。”
主席听后,若有所思,喃喃自言自语道:“逃了也好,逃了也好啊。”
会见结束后,左大玢百思不得其解:毛主席为何会问到自己大伯左霖苍呢?为什么还说“逃了也好,逃了也好”呢?
这个问题后来一直困惑了左大玢多年。
左霖苍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认识吗?左霖苍、左宗濂兄弟与左宗棠又是什么关系呢?
要厘清这段历史,我们需要回到民国初期的一段岁月。
左霖苍,本名宗澍,字霖苍,1881年生,湖南长沙人,后以字行于世。他比毛泽东大12岁,中年时期与毛泽东有旧,曾帮助过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左宗澍的祖父左隽为道光二十六年(即1846年)丙午科进士,翰林院编修,官至山西按察使。其父左辅,晚清贡生,做过河南封邱、淮宁等地的知县。
左宗澍自幼随父在各地读书,见识远高于时代同龄人。
他自小读书特别聪慧,在长沙县当地有“小神童”之称。1895年时,年仅14岁的左宗澍便考中了举人,这在大清一朝也十分少见。所以他小小年时便在湖南士子中名气很大。
左宗澍后来官至大清内阁大臣。
1905年,左宗澍以内阁中书身份被派往日本考察财政,考察期间结识了日本弘文学院的湘籍学生林祖涵——即后来延安“中共五老”之一的林伯渠。
同年8月,左霖苍又结识孙中山与黄兴二人,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秘密加入了同盟会。自此左宗澍开始以“左霖苍”这个名字行于世。
辛亥革命胜利后,左霖苍在长沙从事教育事业。
1913年他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左霖苍回到国内,不久,出任长沙商务总会会长。
正是这一时期,他认识了青年时的毛泽东。
1917年,北洋段祺瑞政府组织的北洋军进军湖南,程潜组成湘桂联军阻止北洋军。
此时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念书的毛泽东组织一帮学生成立护校队参与驱逐北洋军的行动。
1920年前后,湖南省政府走马灯似的换人,对政治失望的左霖苍从此退出政坛,专心于办起了实业。
这一年,左霖苍担任湖南第一纺纱厂厂长,毛泽东组织一批工人到第一纺纱厂实习,二人由此结识。
新中国成立的前后,年事已高的左霖苍一直避居在老家长沙。
1950年,湖南土改开始,一些地主的田地地产被没收分给了农民。身为当地地主的左霖苍,家中房屋田地全被没收了,加之他根本不理解这场运动,一时感到了害怕,于是离开湖南逃到了上海投奔女儿。
由于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人的生活成了问题,无奈之下他只好给时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老友仇鳌写信,请救帮助接济,度过难关。
此时的仇鳌应毛泽东主席之邀,正在北京参政议政,于是将这封信转交给了他的另一位老友林伯渠,希望给予适当的照顾。
林伯渠接到信后,见老友生活如此艰难,于是给江苏省人民政府写信,要求当地政府给予左霖苍这位民国同盟会老人生活上的关照。
不久,江苏省常熟县人民政府给左霖苍安排了政协委员的工作。
至此,左霖苍这位曾经挺立革命潮头的爱国老人有了一个安稳的生活。
左霖苍后来于1964年病逝于常熟。
对于这一段历史,毛泽东主席肯定是熟悉的,而1959年时年16岁的左大玢哪里知道他大伯这些历史经历呢。于是就出现了上一节文中左大玢与主席一幕奇怪的对话。
回到本节第二个问题:左霖苍、左宗濂兄弟与晚清大臣、爱国名将左宗棠又是什么关系呢?
目前国内史学界,对这一问题涉及极少,没有明确地记载他们之间的关系。
笔者在经过认真考证后,还是找到了不少有用的线索与史料。线索与史料均指向左霖苍、左宗濂兄弟与晚清左宗棠是有关系的,而且是同宗同祖。
左霖苍,即左宗澍,其生于1881年;左宗濂,生于1901年,均系长沙县人。
如果仅从时间跨度上看,左宗棠比他们整整大了两辈人。左宗棠生于1812年,逝于1885年。也就说从出生年月看,左宗澍、左宗濂兄弟二人与左宗棠相差了70年以上,这一年龄差距放在古代,应该是三代人的辈分差了。
但是我们如果追溯他们的先祖,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人——即左邺公。
左邺,字富书,号一初,为左氏一世祖。东晋时期曾出任衡州司马,举家从古润州丹阳(即今天江苏镇江)迁居至江西吉安府永新县逢桥。明朝嘉靖年间,其后人又由永新县逢桥迁居长沙省垣之黄道门,即今天长沙市南门口。
后因战乱,有一支后裔左殿臣又从长沙南门口迁居长沙东乡常家冲,并在此一带繁衍生息,开支散叶。
从此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左霖苍、左宗濂与左宗棠是同祖同宗,并且在辈份上他们是一辈人,尽管年龄上相差很大。
年龄上的差距,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在我国一个家族经过几百年后,同辈份的人在年龄上相差几十岁甚至上百岁的比比皆是,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左宗棠在其家书中曾明确地谈到,他先祖宗祠是长沙南门口左氏宗祠。
至此,我们可以基本断定左大玢为左宗棠的远房宗族侄女。
毛泽东主席一生学识渊博,又是湖南人,对这些,他老人家肯定比我们了解的更清楚。
所以他才会问湘剧演员左大玢:左宗棠是你家什么人。左大玢那时尚小才16岁,她哪里能知道这个渊源历史呢,面对主席的问话自然是摇头表示不知道了。
主席问左大玢这个问题,很显然,他是对左宗棠这个历史人物是很关注的,并且十分了解左宗棠。
那么,主席一生之中有没有对左宗棠有过直接的评价呢?
答案是有的。
毛主席讲:没有左宗棠,新疆的事难说;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王震将军挥师入疆,后成立新疆兵团屯垦戌边。他对自己这位湖南先贤左宗棠了解极深,对左宗棠对新疆的贡献高度肯定。
1983年8月23日,王震将军曾邀请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到自己家中,二人从晚上9点一直谈到12点,详细谈了他对左宗棠的评价。
王震将军当时还担任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这次是回京休息,有点时间,所以特地把左宗棠曾孙、时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的左景伊请来家中一叙。
王震将军讲:
“史学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左宗棠做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
“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
有了王震将军这篇谈话的文章在当年《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后,全国的史学界对左宗棠的研究再也没有了禁区,自此对左宗棠的研究蓬勃开展起来。
回顾过去,我们不得不崇敬王震将军当年的魄力与眼光。
其实,在这一件事上毛泽东主席才是真正的第一推手。
为什么这么讲呢?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还没成立几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在王震的带领下,踏上了进军新疆的征途。
在王震入疆前,新疆各族人民始终不肯放下戒心,时常发生叛乱。王震入疆后以犁庭扫穴之势横扫南北,随后又大力发展生产,团结各民族,让新疆很快就恢复了稳定。毛主席十分高兴,在谈到新疆问题时,他说:
“新疆的完整要感谢两个湖南人啊!一个是左宗棠,另一个就是王震!”
这是建国后,在公开场合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以高度肯定的方式谈到左宗棠。
1954年,王震将军离开新疆回到北京。
在向主席汇报新疆的工作时,王震将军谈到了左宗棠,主席听得十分认真,并不时插话询问。
当王震谈到左宗棠在西北通往新疆哈密当年所植“左公柳”,如今还有不少在,有的粗壮得要几个人合抱了。主席十分高兴,对王震讲道:
“没有左宗棠,新疆的事难说。”
这是主席在正式场合,又一次对左宗棠的评价。
王震将军记住了主席的话,他本来就尊佩左宗棠,通过在新疆的这几年,他更加了解左宗棠了,可以说是左公的隔代知音。
自此,王震将军要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注意爱护保护左宗棠在西征收复新疆时留下的每一处历史遗迹,对每一株“左公柳”更是尽心尽力保护。
今天,左宗棠收复新疆、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事迹,在我国早已深入人心。
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说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始,毛泽东主席便开始了有意维护起了左宗棠这位湖南先贤这一伟大的历史功绩。(全文终)
——2024年9月28日,青峰写于鄂西滨江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