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东地区在土地市场掀起了一场波澜。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广东率先打响了土地收储重启的“第一枪”，这一举动不仅引发了业内的广泛关注，也为未来的土地市场走向提供了新的风向标。

自2019年土储专项债被叫停后，土地收储工作一度陷入停滞。然而，随着2024年财政部与自然资源部联合出台的新政，明确允许专项债用于土地储备，并优先收回收购“企业无力或无意愿开发”的闲置土地，广东等省份迅速响应，积极推进土地收储工作。据中指院数据显示，春节过后，广东省内至少15个城市先后发布了专项债收回收购闲置土地的公示，涉及土地数量超过160宗，土地使用面积超过680万平方米，拟收购价格合计超过350亿元。

这次土地收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收购价格并非必须低于企业的购入价格。相反，政府在确定收购价格时，充分考虑了企业购入土地后的持有成本，包括税费、利息等。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多宗地块溢价收购的情况，有的地块溢价率甚至超过了50%。例如，肇庆新区的一块地块，2016年的成交价格为6320万元，而政府的拟收购价格高达9730万元，溢价约56%。这样的溢价收购案例，无疑打破了市场对于土地收储“低价回收”的传统预期。

广东此次土地收储的规模之大、价格之高，均超出了市场的预期。从收购量来看，珠海、惠州、潮州、中山、茂名等地的拟收购土地总价分别占2024年全年土地成交总价款的84%、54%、46%、31%、24%。这些数据表明，广东此次土地收储的力度是空前的，对于减少市场供应、稳定房价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那么，广东为何要选择在这个时机重启土地收储呢？背后的原因复杂而深刻。一方面，近年来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度较高，但土地出让收入却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叠加房地产行业的下行压力，导致土地库存高企、房企资金链紧张。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因此，通过收储存量土地，可以释放市场风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另一方面，土地收储也是推动城市更新、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收储后的土地可以用于新的城市规划和产业发展，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例如，珠海收储的14宗地块中，部分将用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扩容，这契合了区域的产业升级战略。同时，土地收储后用途的灵活调整，如商转住、提高容积率等，也可以适配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

此外，土地收储还有利于促进城投等企业资金回笼，改善流动性。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城投公司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面临着较大的债务压力。通过土地收储，可以将闲置的土地资源变现，为城投公司提供资金支持，降低债务违约风险。

然而，土地收储并非没有争议。一方面，专项债依赖土地未来收益的“借新还旧”模式可能加剧财政风险。如果收储的土地无法及时开发，债务偿还压力将转嫁至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土地收储常伴随拆迁矛盾，需要完善补偿机制，避免激化社会冲突。此外，当前收储对象以国企为主，民企因抵押或司法纠纷参与受限，这也影响了市场的活力和公平性。

针对这些问题，业内专家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建立透明的土地评估体系，防止权力寻租；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收储土地开发，如PPP模式建设保障房，分散政府风险；加大对民企的支持力度，促进收回的土地可以形成有效供给等。这些建议对于完善土地收储政策、提高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长远来看，广东重启土地收储不仅是应对短期经济压力的应急之举，更是重构土地资源配置机制的长远布局。通过政策工具创新，打通土地、财政与金融的循环堵点，为房地产行业“软着陆”提供缓冲空间。同时，这也是推动城市更新、产业升级、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

当然，政策效果取决于收储规模与后续开发效率的平衡，以及民企参与度、社会公平等配套措施的完善。未来，广东的土地收储模式能否成为全国范本，还需要观察其风险管控能力与可持续性。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土地收储重启已经为广东的土地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机遇，也为其他省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