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式的人物。

他受训于苏联“双面间谍”、“东方谍王”理查德·佐尔格。

他和弟弟张克兴，被齐齐哈尔市国安局称为“情报双星”。

他就是张永兴。

张永兴烈士简介

张永兴，又名王立川，1896年3月生于山东蓬莱。家中兄妹七人，张永兴排行老大，张克兴排行老五。

当时张家较为贫困，因父亲的突然去世，作为老大的张永兴只能辍学回家，和母亲共同承担起家庭的重任。

经过个人努力，他成为天津《大公报》的安东（今丹东）分馆经理。与此同时，身为国民党员的他也开始接触共产党员。

“九一八”事变之夜，张永兴就住在沈阳。在日军的隆隆炮火中，他愈发认识到蒋介石不抵抗的本来面目，最终宣布脱离国民党，在北平西郊区委青年团书记王兴让的介绍下，于193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永兴后来在他的《血战归来》里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当天晚上，我住在沈阳大西关一个朋友家里，当晚大约10点钟，就听到有极猛烈的重炮声，马路上的马蹄声足足响了一夜……

次日晨约6点钟，一个朋友跑来对我说：“你们还不知道吗？沈阳已被日本人占领了！昨夜的炮声是日本人在攻打兵工厂和北大营，中国兵都已撤退了。”

我们听了这些话是半信半疑地出了大门，走出不到一百步，便在一个街口遇到一个死尸，他身穿宪兵大衣，被刺刀刺倒在地上。

再往前走，接连发现军人和警察的尸体，横倒竖卧地堆集在马路上，马路上行人极少，平时繁荣的沈阳顿成一座死城。

一群胸佩徽章的各机关职员，被武装的日本兵绑着押送到军部里去，三十五十的日本兵则乘着载重汽车，开足马力在马路上跑来跑去，大呼小叫地示威。

我虽然不明白他们呼叫的是什么，但能明白这是‘胜利者’的表示。

从文章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张永兴当时心中的悲愤之情。

此后，张永兴开始南下，并在老师金先生的推荐下，到了抗日武装高鹏振的部队。

在高鹏振的部队，除学习骑马外，他每天都忙着写布告、贴标语、对民众进行鼓动宣传，对军队进行政治教育。

在张永兴帮助下，高鹏振的部队不断扩编，总达到1300余人。

1932年4月，南开中学刘进中将张永兴的抗日斗争经历介绍给了佐尔格，立即引起了佐尔格的注意。

经过简短的考查后，佐尔格吸收张永兴加入了他在中国组建的共产国际情报组织。

同年5月，张永兴奉北平抗日救国会的命令，转道安东扮成货郎，越过日军的重重封锁，长途跋涉来到通化，见到了抗日义勇军重要将领唐聚五。不久，他返回北平汇报了唐聚五部的抗战情况。

此后，受中共派遣，张永兴与闻汉章（又名张树棣）前往苏联哈巴罗斯克（伯力），接受特工训练，重点学习搜集情报和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负责他们训练的是共产国际第四情报科。

1934年4月，张永兴、闻汉章潜回齐齐哈尔，成立地下秘密情报站。以齐齐哈尔为中心、西至海拉尔、北至讷河、南至白城等地，专门搜集日军的军事情报。

并通过电台或交通员，直接或间接地传送到苏联红军远东军区情报部，然后再由那里转往莫斯科或延安。

为方便工作，张永兴搬到了市区内的仁惠胡同，租下了一个带小仓库的院落。

同年12月，齐齐哈尔市郊的日军航空队飞机场建成使用。而张永兴提前两个月便派人到飞机场附近开办了养鸡场。

寒冬腊月，张永兴与战友昼夜潜伏在鸡舍里，记录下每次起落的架次和型号，以及飞行员转场的情况。这样，他们就掌握了详实材料。

1935年，张永兴的胞弟张克兴从伯力学成归来，并带回来一些发报器材。

左为张永兴，右为张克兴

1935年，白瑞还利用工作之便，复制了由齐齐哈尔至博克图的铁路军用地图。

1936年上半年，两次翻拍了日军通讯联络的军事密码。

1936年下半年，日伪调派伪满第三军的一支步兵旅去围剿抗联第八军。被情报组成员白瑞获知，抗联部队接到指令提前转移，使敌人扑了空。

1936年底，情报站因工作成绩突出而获得了苏联红旗奖章。

当时情报站还成立了党组织，张永兴任支部书记，闻汉章、许志岚任委员，整个支部由第四情报科直接领导。

在白色恐怖下搞地下工作，时刻都充满危机。

尽管张永兴的秘密电台经常更换频率和密码，但齐齐哈尔宪兵队特高课还是发现了它的一定规律。

带测向仪的特高课汽车整日穿梭在齐齐哈尔的大街小巷。

同时，宪兵队、特搜班也开始挨家挨户的搜查。

1936年，日本宪兵队在北黑线上的孙吴县捕获了三道沟交通点负责人高立良，他的交通点是通往苏联的必经之所，致使在此附近搜集情报的关奎群、罗世环、蔡秀林先后在接头地点被捕。

威逼利诱下，蔡秀林（张永兴小组成员）叛变，并供认了领导人张永兴、许志岚、闻汉章等人的活动情况及家庭住址。

随后，日本宪兵从张永兴在仁惠胡同的住宅中搜出，无线电收发报机两部、微型照相机两架、绝密、机密文件400余件，化装用具及大量活动经费。

张永兴与弟弟张克兴等19人相继被捕。闻汉章和鲁子仲虎口脱险。

破获此案后，时任关东宪兵司令官的东条英机，亲自督阵，布置劝降。希望他能为日军秘密工作人员，再打入苏联，为日本人服务。

然而两个月后，东条英机却密电指示，杀害了本案的8位涉及者。

从当年未被销毁的关东军审讯记录“关宪高第1154号(敌伪)档案”中，我们可以还原当时张永兴等被捕、审讯的经过。

为达到劝降目的，日本特务做了周密的设计。

在利诱之前，先进行酷刑威逼，他们用凉水从张永兴的嘴和鼻子里灌进去，肚子灌大后，再骑在他身上把水压出来，张永兴多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

令日寇没有想到的是，在用尽各种酷刑后，张永兴却给他们背组织条例。张永兴说，我们的组织有严格规定，凡是在苏联听到的话，认识的人，不准和外人谈论。

更令日本特务吃惊的是，张永兴的胞弟张克兴，在遭受酷刑折磨后，说的话竟然同大哥完全一样。

遵照东条英机的指令，第二步开始劝降，希望张永兴等为他们工作，条件是可以在日本定居，在满洲国可以担当县一级的官员。

张永兴很坚定的回答：“你们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怎能为你们做事情？”

随后，侵略者打出了亲情牌。他们把张永兴的妻子抓到宪兵队，通过翻译告诉她，如果张永兴同意与日本人合作，马上就把你们的一儿一女送到日本最好的学校去读书。他妻子就一直哭，一句话也不说。

同时被带来的张永兴此时已决心一死，开始跟妻子交代后事，躲在一旁偷听的日本特务使出了最阴损的一招，在走廊里毒打他最疼爱的年仅三岁的儿子，张永兴紧咬牙齿，毫不松口。

不久，东条英机密电批示：此人头脑清醒，生性顽强，保留下来对日满危害极大，应按当初拟定方针，收买不成则枪决。

1937年1月5日，齐齐哈尔下起了鹅毛大雪。日军将，“张惠民通苏间谍案”的八位情报员绑赴刑场。

按照惯例，临刑前，刽子手发给每个人一支香烟，他们接过烟后，泰然自若，微笑着互相道别。

在瑟瑟的寒风中，八位隐秘战线上的抗日英雄含笑殉国。

1948年，党组织找到了张永兴兄弟的遗骨，把他们移葬到西满革命烈士陵园。

西满烈士陵园

　　建国后，政府追认张永兴、张克兴为革命烈士。

1988年，国家安全部责成黑龙江省国家安全厅为烈士重新立碑。

烈士之墓

2002年，齐齐哈尔市国家安全局为张永兴、张克兴敬立铜像，称二人为“情报双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