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与谢富治两人都曾活跃在共和国的历史舞台，也都曾担任过政治局委员；不过由于诸多历史原因，使得对于他们的评价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内容，即便他们在刚去世时的追悼会都极为隆重，可这也依然不影响历史走向。

常言道“盖棺定论”，谢富治如今已经盖棺定论了，不过柯庆施时至今日都没有被完全“定论”。

“好学生”：柯庆施

坊间舆论对柯庆施的争议就很大，特别是在他去世后，关于他的评价就完全呈现出两极分化。

有一些纪念文章说柯庆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可在特殊时期结束后，“好学生”这个词变成了柯庆施的代称，在各种文章当中，只要出现了这三个字，人们似乎一眼就能看出来说的就是柯庆施。

其实在历史上柯庆施的问题隐藏得并不算深，建国初期他准备从石家庄市长调任南京市委书记时，包括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聂荣臻还曾联名致电华东局，表明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履行工作方面是有明显缺点的。

他最大的两次问题都发生在革命战争时期，一次是1933年去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因畏惧敌情而选择临阵逃脱；还有一次则是在延安被定论“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

当时高层领导人对华东局的要求是“随时注意加以帮助”，并没有把柯庆施给彻底按下去。

到了华东之后，柯庆施的仕途青云直上，从南京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再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这一切他只用了不到8年。

在那段历史时期，有这样“官运”的人极为罕见，主要在于他非常善于琢磨，甚至能够提前参悟领导的意思，由此蒙蔽了很多人。

1955年之前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一直是比较稳当的，不过在毛主席视察南方后这项工作就突然被加快，就是因为柯庆施，他反映的情况是：“经过我调查的县、区、乡当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需要‘自由’，不愿意搞社会主义。”

可当时还有些说“农民苦”的人，毛主席是不愿意听这种话的，他认为这些人自己表示代表农民，实际上他们根本没办法代表农民，只不过不愿意搞工业化和社会主义。

柯庆施当时大胆的汇报相当于戳中了毛主席的内心深处，他会联想到“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哪里都有，包括省里和北京，为了能尽早把这件大事做好，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就力排众议去推进农业合作化。

邓子恢提出应当迈着稳健的步伐搞这件事，毛主席说他是“小脚女人走路”。

回过头来看，柯庆施当时并没有反应实情，却用欺上瞒下的办法使得一些问题出现，在整件事情当中，只有他自己是最大赢家。

1957年毛主席认为北京空气“沉闷”想要去华东走走时，柯庆施更是做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篇报告，因为这篇报告，他也成为唯一一位不断被毛主席表扬的政治明星。

上海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毛主席的感想连篇，拿去问周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当时柯庆施只有56岁，而毛主席都65岁了，依旧称呼柯庆施为“柯老”。

得到重视后，柯庆施也彻底“活跃”起来，在会议上也屡次打断别人的发言，甚至抛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也正是这句话，使得他在外界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当了政治局委员后，他就更加能够去揣测毛主席的内心了，与领袖之间的交流机会也越来越多，每次听闻毛主席的发言后，他都能够很快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发展思路进而逢迎。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柯庆施甚至提出了“吃饭不要钱”这个离谱的口号，经过报纸的宣传后，一下就普遍被推开，后来毛主席还在北戴河会议上说过几次。

“领悟”到这一点后，柯庆施马上就要正式提议“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还有其他人跟着赞成，可这一次柯庆施还是领悟错了，因为毛主席、刘少奇等的明确否定，这个提法才没有写进去。

如此情况之下，柯庆施依然没有气馁，后来联系他人写下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果然又得到了毛主席的欣赏。

进入60年代之后，苏联出现的各种问题吸引了毛主席的注意力，柯庆施也立即实施跟进措施，并瞩目于文坛，那时的他，已经和一些历史罪人联系起来了，构成“同一战线”。

若是不是他个人的变故，后来那段历史只会更加险恶。

1964年初，因发现肺癌，柯庆施不得不入院接受治疗，次年春便死在成都；由于柯庆施是在应贺龙和李井泉邀请抵达成都的，一次聚会后不久便离开人世，导致众说纷纭的情况出现。

当时还有专案组从上海悄悄抵达成都调查柯庆施的真实死因，那时柯庆施的遗体已经化为灰烬，就连现场的物件都荡然无存。

实际的情况还是与柯庆施患有的疾病有关，医生和夫人千叮咛万嘱咐忌烟酒、忌油腻，那天聚会他脱离了妻子的管控，颇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吃喝持续了3个小时，回到家中后情况就慢慢不对了。

北京、上海和四川三方的专家给出的结论为：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胰腺炎。

他的后事也是极为隆重的。

4月11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柯庆施的骨灰盒从成都回到北京；两天后，1万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公祭柯庆施大会，主祭人员为时任主席的刘少奇。

那天下午，上海万人追悼，站在最醒目位置的则是林彪，当时林彪还脱掉帽子。

就连山东、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和江苏这华东六省都在各自的省会为柯庆施举行了追悼会，6位省委第一书记全部出席；从这个排场来看，柯庆施的追悼仪式已经相当够格了，中央的讣告还称其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5月时，柯庆施之女柯六六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悼念文章，讲述了父亲在去世前夕的一幕：当您处于昏迷状态时候，说话都不清楚了，还关心着国家大事，断断续续询问工作情况。

从后续发展的事情来看，柯庆施没有赶上，若是他赶上了，只能说是后果不堪设想。

斯人已逝，很难推断在“如果”的情况下历史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至于他的过去究竟该如何评价也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在1966年之前的20位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柯庆施也成为其中唯一一位没有个人传记传世者，只剩下他自己在1940年写下的自传放在中央组织部文档处。

距离他去世又是一个几十年过去了，官方也一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原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有不少人提出要查一下柯庆施的问题，当时领导者说：“现在顾不上他的问题，先查谢富治、康生的。”

而这个谢富治，晚年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更加明显了。

“人生分两截”：谢富治

同样作为政治局委员，谢富治的功过都是极为明显的，对他的评价也有大量的史据支撑。

他的人生分为上下两截，尤其是在上半截中，那可是前途不可估量。

在不到30岁的年纪他就当上了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那支队伍是在一次次战役、战斗之中成长起来的，谢富治在战火中的表现非常突出，这是其他战士都看在眼里的。

长征路上，他更是因错误决策来来回回走过4次草地，吃尽了苦头；面对严重的减员情况，头脑灵活的谢富治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表达了自身的坚决立场，由此受到中央重视。

抗战爆发不久，谢富治就担任了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委，要知道当时王震、陈赓这些在红军时期就是军长的干部都改任为旅长，谢富治的等级还要高出一级。

后来他调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时，陈赓担任司令员，两人开启了长达7年的合作。

那些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方法很快为他们在华北地带开辟了多块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又经过扩大和联合成为大片根据地，可以说在抗战8年期间，谢富治做出过巨大贡献。

毛主席在赴重庆谈判前交代过，越是能打败国民党部队，他的处境就越安全；谢富治也很快理解了毛主席的意图，配合晋冀鲁豫部队发动了上党战役。

重庆谈判后，陈赓、谢富治的大兵团基础得到发展，成为中共经略中原的三支战略力量之一，并在解放战争中表现突出。

建国后谢富治在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同样做了很多工作，为该地区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发展付出努力，直到去北京主政公安部。

不过在特殊时期投靠林彪后，他的人生之路就彻底发生了改变；由于他大权在握，导致公检法机关未能发挥出本该有的作用，反而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1969年，他被选为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1970年，谢富治因胃癌住进了医院，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还做了手术，可他还是因为癌细胞扩散于1972年3月末离世。

因为当时还处于特殊时期，他的很多做法并没有得到揭露，还获得了一次隆重的追悼会，丧事规格极高。

3月29日追悼大会进行的时候，天安门、新华门等地还降了半旗，悼词也称：谢富治的死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活动结束后，他的骨灰也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从1978年开始，就有很多老同志表明了谢富治等人的问题，要求重新审查。

随着1980年一切水落石出，关于谢富治做过的一切都被公布，谢富治与康生一起被撤销了《悼词》，骨灰也被请出了八宝山，后续骨灰被埋葬在哪里，如今仍是一个未知数。

虽说他本人没能接受审判，可仍然接受了历史的审判，谢富治的一生也由此盖棺定论。

参考资料

1.揭秘“上海王”柯庆施：周恩来1958年险被取代 人民网

2. 揭开谢富治的神秘面纱 霞飞 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