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华东野战军6纵司令部作战科长恽前程，回忆淮海战役追歼黄百韬：

“黄百韬对运河上唯一的这座铁路桥实行军事管制，不准老百姓过桥。老百姓哪会听你的呀，都往桥上冲，桥上的国民党军就用机关枪往人群里扫。

被打死的，很多是从山东郯城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南迁过来的女学生，都还穿着校服，全是一些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就打死在桥上，被国民党兵拖着、抬着，一个一个从桥上往河里扔，那个惨啊！”

这是至今保存在中央军委资料馆的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1948年11月4日，随着这份命令的发出，揭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巧合的是，一天后的11月5日，在徐州“剿总”的军事会议上，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也对徐州地区的国军发布了徐蚌会战的作战命令：

计划放弃陇海路上的所有防线，兵力全部收缩至徐州到蚌埠间的津浦铁路两边，对华东共军展开攻式防御，寻机歼灭中共军队主力。

顾祝同及刘峙认为：

此时留给各兵团按照徐蚌会战作战计划调整部署的时间还来得及，华东共军刚刚结束济南战役，部队主力一定还在休整，再要进行大的作战行动，至少也要在半个月之后。

但是，顾祝同和刘峙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开会的这一刻，华东野战军的攻击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到了攻击位置，大战即将正式打响！

战争中往往都会发生一些偶然或者巧合，就如11月4日，华东野战军刚刚发布攻击命令，而国民党徐州“剿总”却在11月5日发布了撤退命令。

国共两军几乎是同时行动，一方要收缩，另一方要攻击。一个要撤，另一个要追，淮海战役的揭幕战就是在这样的战场态势下展开了。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13个纵队分路南下，兵锋直指驻扎在新安镇的黄百韬第7兵团。

江苏省新沂市新安镇，位于陇海路东段，距离徐州约100公里，是整个苏北地区的门户，黄百韬兵团就驻扎于此。当时，在徐州和海州之间近200公里的陇海路上，共有3个国民党兵团一字排开。

西侧，是驻扎在曹八集、碾压的李弥第13兵团。

东侧，是驻扎在海州的李延年第16兵团和第9绥靖区。

最中间，是驻扎在新安镇的黄百韬第7兵团，这是3个兵团中实力最强的一个兵团。

表面上看，从战略位置上讲，这3个兵团中以黄百韬兵团最为安全，左右翼都是友军，在撤退途中不易受到攻击。

黄百韬，出生于天津，原籍广东梅县，是标准的杂牌。先是在北洋军阀、江苏督军李纯手下当传令兵，几年下来好容易升了连长，却又在直奉战争中被奉系的张宗昌抓了俘虏，后来索性就跟着张宗昌混，一路干到了旅长。

可好景不长，没多久张宗昌又被蒋介石给灭了，黄百韬只好又投了蒋介石。作为一名降将，之后的黄百韬一直用努力和忠诚向蒋介石证明着自己的价值。

黄百韬为人严于律己，自制力极强，身处逆境时从不灰心，经常对部下讲：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死。

自内战以来，黄百韬所部在华东战场上多次与华东野战军交手，无论是战力还是战绩，均是华东地区国军中的佼佼者，其能力及忠诚度受到蒋介石认可。

1948年6月的豫东战役中，黄百韬率部困守帝丘店，在华东野战军1纵、4纵、6纵的合力围攻下，竟然未被突破。

豫东战役之后，南京国防部召开军事检讨会议，蒋介石在会议上对黄百韬大加褒奖，亲自为他戴上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后，黄百韬判断，华东共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很可能就是自己统率的第7兵团。

一个月前，黄百韬就向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建议，应及早收拢各兵团，将兵力集结在徐州，避免被华东共军逐个击破。

但当时的刘峙，将徐州“剿总”60万部队沿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排成一个一字长蛇阵，以此防御华野进攻，并美其名曰“各部同进同退，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那时的刘峙听不进黄百韬的谏言。

11月5日，参谋总长顾祝同代表国防部在徐州“剿总”军事会议上发布了徐蚌会战作战命令后，刘峙这才忙着收拢部队向徐州和蚌埠沿线收缩。

就在各兵团都在展开行动时，黄百韬却接到了一个令他两难的命令。刘峙将原隶属第9绥靖的44军转隶黄百韬的第7兵团建制。并严令黄百韬必须等44军到达新安镇后，再一同撤退。

一方面，有了44军的加入，第7兵团辖下就拥兵5个军12万人马，这固然让黄百韬非常高兴。

另一方面，第7兵团却要在整个国军部队向徐州收缩之际，孤身留在新安镇等待44军的到来，这令黄百韬感到万分凶险。

黄百韬凭着多年来和华东野战军交手的经验，敏锐地感觉到，如若继续留在新安镇，自己将会成为对手的攻击目标，黄百韬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原第7兵团第100军上尉连长郭国威回忆：

大战即将来临的迹象，就连我们普通的一线官兵都有所察觉。

晚上宿营，我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正在喝水，发现这户人家通向里间的这个门呀，当地老百姓的门上通常都有用布做成的门帘遮挡，我从缝隙中看到里间堆满了一筐筐的地瓜。

我马上向营长反映，这可能是老百姓为共军准备的粮食。

情况逐级反映上去，可是师里的长官脑筋不灵活，说老百姓就爱吃地瓜，没事的。

唉，这些长官呀，反而不如我们一线官兵有敌情意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知大战临近，第7兵团面临随时被包围的凶险处境，黄百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刘峙的一道命令把他死死地按在了新安镇，动弹不得。

黄百韬留驻新安镇的分分秒秒都如坐针毡，他多次给刘峙打电话询问44军何时能够到达新安镇，第7兵团何时能够撤退，但刘峙从未给过他准确的时间。

无奈的黄百韬只得找来国防部派驻第7兵团的战地视察官李以劻少将，对他说道：

“如我被围，希望其他兵团来援。刘峙之前讲过，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以我对友军的了解，举杯相庆是有的，拼死相救不大可能。到时候就需要你上达天听，让总统，让国防部为我们派救兵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李以劻，面对采访，老人谈起黄百韬那天找他谈话的情景，回忆道：

“黄百韬对我讲，你是总统派来的，派来视察第7兵团的，你如果能活着回去，一定要告诉总统，说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恩，从一个杂牌旅长到现在的兵团司令，我不会对他不起，我拿命来回报。这句话你一定要转告总统。

黄百韬讲完这话，起身在屋内来回踱步，一拐弯就又走到我面前，说，我拿命来回报。

反反复复，这句话他那天说了很多遍。”

11月7日晨，44军终于抵达新安镇，黄百韬立即命令部队向徐州撤退。新安镇距离徐州仅有100公里，如果第7兵团全速转进，只需两至三天便可到达徐州。

而此时的华野各纵队正在向黄百韬兵团疾速跃进，距离新安镇尚有一天路程，原计划就在新安镇围歼第7兵团。

11月8日下午，华野9纵最先赶到新安镇，发现黄百韬兵团主力昨日已经撤走，担任殿后掩护任务的7兵团第63军后卫部队刚刚离开两个小时，新安镇已经成为了一座空城。

新安镇的扑空，让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军的“打黄（百韬）计划”落空，一度面临取消作战计划的危险。

这样的情况让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万分焦虑。

《淮海战役史》作者傅继俊，于1978年成书前亲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粟裕将军的家中，面对面对他进行采访。

“粟裕将军讲道，如果让7兵团就这样逃掉了，淮海战役就打不成了，打不下去了，也没法打了。当时就命令部队不吃饭，不休息，不停留，赶上敌人就是胜利，必须连夜追击黄百韬。”

1948年11月7日，黄百韬率第7兵团12万人马行至新安镇以东的运河前，黄百韬这才发现，自己在新安镇等待44军的这两天时间里，竟然没有想到提前派工兵在运河上架设浮桥。

在运河岸边，军队与从海州逃来的难民混作一团，所有人都只能通过这段河面上唯一的一座铁路桥渡过运河。

原第7兵团第100军上尉连长郭国威，回忆当年部队撤至运河边的混乱情景，说道：

“运河上就只有一座架在水泥墩子上的铁路桥，最开始的时候对老百姓都没有管制，部队和难民混在一起，争先恐后地过桥。

轮到我们连过桥时，桥面上很多尸体，有军人，也有老百姓，都是过桥时因为拥挤踩踏而死的。这样的混乱一直持续了一天一夜，部队还只过去了一半。

士兵们都在底下议论，黄百韬这个兵团司令怎么当的嘛，新安镇白白耗了两天都想不起来搭座浮桥，5个军就靠这么一座铁路桥，什么时候过得完呀？

11月8日下午，华野先头部队9纵与7兵团63军的后卫部队交上了火。直到此时，黄百韬这才想到了战时管制，下令不准老百姓过桥，部队加速通过。

原华东野战军6纵司令部作战科长恽前程回忆道：

“黄百韬不准老百姓过桥，但这时枪声，炮声就近在咫尺，老百姓哪会听你的呀，都往桥上冲，桥上的国民党军就冲老百姓开枪。冲锋枪、机关枪就那么扫呀，往人群里扫，一片一片的人群就这么倒下去。

死在桥上的，被国民党士兵抬着尸体直接往桥下扔，就扔到运河里。

被打死的，很多是从山东郯城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南迁过来的女学生，都还穿着校服，全是一些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就打死在桥上，被国民党兵拖着、抬着，一个一个从桥上往河里扔，那个惨啊！

后来我们就讲啊，黄百韬这个开枪的命令，他怎么能够下这样的命令呀？”

在华野的追击下，给第7兵团在运河边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负责殿后的63军军长陈章眼见如此混乱的场景，自忖63军大概率是过不了河了，当即命令部队沿运河边继续南下，改由40余里外的邳县窑湾镇渡河。

63军出身粤系部队，从抗战到内战，一直都是“万国牌”装备，辖下任何一个连队的步枪，既有“中正式”，又有“三八式”，甚至还有“春田式”。也不知道如此繁杂的弹药补给，63军的后勤保障系统是如何完成的。

在编入第7兵团前，63军一直都被当作炮灰来使用。

63军军长陈章中将，是苦日过惯了，也穷怕了，率部向窑湾转进时，一路上这也舍不得丢，那也舍不得扔，不是忙着赶去架桥和找船，而是拖着他的那些老掉牙的炮呀，车呀，艰难地往前行进。

就这样，华东野战军轻装疾进的11纵33师终于先63军一步赶到窑湾，并占领了西岸阵地，将63军堵在了东岸。

华东野战军9纵随后赶至，并于11月9日拂晓在运河东岸包围了窑湾的63军主力。

随后赶到的华东野战军1纵，于11月11日下午16时30分，对63军发起总攻，战至12日拂晓，战斗胜利结束，共歼敌13000余人，其中俘敌7000人。

最后时刻，杂牌出身的63军中将军长陈章倒也硬气，掏出手枪顶着自己太阳穴就搂火，也算是保全了身为一名将军之最后的体面。

第7兵团的5个军中，第63军是最先被我华东野战军歼灭的。在我军两个纵队外加一个师的合围下，63军能从11月9日至12日整整坚持了3天，不难看出，这支杂牌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弱。

而运河这边剩下的4个军，光是过河就耽误了两天。

到了11月9日上午，终于轮到担任殿后掩护任务的100军44师过桥时，师部和1个团刚过去，岸边的一辆弹药车突然发生爆炸。

桥下的工兵营以为华野部队打过来了，摁下开关就炸桥，44师整整两个团就被扔在了对岸，少将师长刘声鹤眼泪都掉下来了，但总归是没办法，也只得丢下这两个团让其自生自灭了。

过了运河的44师仅剩下了师部和1个团，经黄百韬同意，刘声鹤带着这不足2000人的部队先行开往徐州。

折损了两个团，却换来了先行撤离的机会，这对倒霉的44师来说，本来是件好事。但命运之神往往总是从不眷顾倒霉蛋，谁越倒霉，就越把谁往死里整！

11月8日，国民党第3绥靖区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刚刚在曹八集率部起义。

11月10日，刘声鹤率44师残部就一头撞了进来，待觉得不对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已经全是华东野战军的部队了，44师被包围了。

这位44师师长刘声鹤少将，也不知道上辈子到底是作了什么孽？

为全军殿后时，好容易轮到44师过桥，却被自己人把桥给炸了，白白折了两个团。现在率先撤退，却又碰上了“贾汪起义”，误打误撞落入了华东野战军的包围圈。

不过，黄百韬第7兵团的这些将军们倒也个个硬气，虽然44师在过运河时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但余部在被歼灭前仍然相当顽固，一直抵抗到了最后。

师长刘声鹤少将在最后时刻，将自己的派克金笔、金表以及一封家书交给政工主任谭冀平，说道：

“你们各自逃命去吧，而我，这就是葬身之地！”

说罢，掏出左轮手枪，和63军军长陈章一样，对着太阳穴扣动扳机，自杀成仁了！

逃到碾庄的黄百韬兵团被华野5个主力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团团围困在20几个村庄里，外围还有华野4个纵队负责打援，阻击前来增援的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

从11月10日开始，一直打到11月18日，最先被打垮的，就是黄百韬在新安镇苦苦等了两天才等来的44军。

44军是川军，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时都被用来与日军拼消耗，多次打残后重建，是国军中公认的炮灰部队，一直都是爹不疼，娘不爱的孩子。

44军军长王泽浚中将很识时务，眼见不敌既率部投降，并主动写信劝降其他部队，受到了粟裕代司令员的特别优待。

王泽浚被俘后，先后在临沂、益都、苏州、禹城、济南、北京等地的战犯管理所改造。

1974年1月19日，王泽浚于北京病逝，终年71岁。

接下来垮掉的，是周志道中将的100军。

100军的前身是李天霞的整编第83师，整编为第100军后，周志道升任军长。但就在两个多月前，其第19师在济南战役中被华东野战军全歼。

11月10日，100军麾下的刘声鹤的第44师又在曹八集被歼灭了，现在的100军只剩下一个63师了。

军长周志道率领63师负隅顽抗，逐街逐巷，逐房逐屋地与华野部队进行残酷的巷战。

战斗中，周志道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肺，被部下拼死救出，最终幸运地返回南京。因伤未愈被免去本兼各职，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

1949年解放前夕，周志道逃到台北，先后出任“陆军总司令部”高参室中将主任、中将参议等职务。1984年5月，在台北病逝，终年84岁。

黄百韬赖以起家的第25军，紧随着100军的覆灭而崩溃。

第25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在“皖南事变”中血债累累，手上沾满了新四军将士的鲜血。陈士章不敢投诚，更不敢成为俘虏，扮成一个老农侥幸逃了出去，几经辗转返回了南京。

1949年8月，陈士章在福建永春再次被华东野战军击败，被华野10兵团生擒。

1975年3月，陈士章获得特赦后赴美定居，1992年于洛杉矶病逝，终年90岁。

1948年11月20日凌晨，华东野战军9纵率先攻入碾庄圩。黄百韬率兵团直属队撤到位于碾庄东面的第64军军部，继续负隅顽抗。不久，这里也被我军攻破。

11月22日，黄百韬率兵团部撤至碾庄东北面的吴庄与64军残部会合。下午16时，华野各纵队对吴庄合围，敦促黄百韬投降，被黄百韬拒绝，继续率部拼死顽抗。

整个第7兵团，64军是最后覆灭的。

64军和63军一样都是出身粤系部队，但64军的装备就比63军好得太多了。

淮海战役前，64军因为之前的几场战役打得顽强，表现不错，蒋介石一高兴大手一挥，给64军大部换装了美械，64军变成了半美械部队。

64军军长刘镇湘中将下达突围命令后，自己却不走，反而从皮箱中拿出一套中将礼服换上，还系上了绶带、穿上了马靴、戴上了白手套，打扮得像要立功受奖的模样，端坐屋中，等待被俘。

1975年，刘镇湘被特赦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他先后担任广西政协秘书处专员以及政协委员等职务。晚年的刘镇湘利用自己黄埔同学的身份呼吁两岸和平统一。1986年，刘镇湘去世，终年80岁。

64军突围之时，黄百韬带着几个亲随趁乱侥幸逃出吴庄，自己却在途中被流弹击伤。

绝望中的黄百韬从兜里掏出总统府出入证，交给随他一起逃出的25军副军长杨廷宴说道：

“我非黄埔嫡系，编号17，够靠前的了……”

说罢举枪自毙，时年48岁，第7兵团就此覆灭！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任务，由此顺利达成。

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国民党第3绥靖区副司令长官何基沣中将、张克侠中将率部举行的“贾汪起义”，对整个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贾汪起义”使得徐州东北门户大开，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迅速通过贾汪地区，彻底堵住了黄百韬兵团的退路。

主席评价贾汪起义：

“北线何、张起义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

粟裕评价贾汪起义：

“我南下部队如在贾汪耽误4个小时，黄百韬就能够退到徐州，那样的话，战局就大不一样了！”

贾汪起义部队于1949年初与渤海纵队、苏北军区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3军和34军，张克侠、何基沣分任两军军长。

新中国成立后，张克侠将军历任林业部副部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第四届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何基沣将军历任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