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军争篇提到一个观点：“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意思是，对待敌人，不要逼人太甚，要适当留缺口，让敌人觉得有一线生机。可惜的是，对待这一条，真正理解的人不多，很多军队对待敌人，往往都是往死里打。尤其是对待俘虏，虐待残杀俘虏的事件，古往今来，屡见不鲜，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就是如此，非常血腥残暴。

但在这个星球上，有一支军队非常文明，可能是历史上对俘虏最好的军队，文明到让敌军是发自内心地投降，如有可能，甚至想归顺我军。

自清末开始，各方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一个军阀几乎都要把老百姓洗劫一次，从来没有一个军阀下辖的军队有明确的纪律性，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上，都是为了自己的小圈子利益服务。但我军自创军开始，就目标宏大，对自己的定位是一支有远大理想的革命武装，具有严明的纪律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明确提到了“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

虐待俘虏固然可以一时痛快，其实从长远来看，对部队获取战略胜利是有负面效果的，且不符合“围师必阙”的孙子兵法思想。对俘虏赶尽杀绝，必然会激起敌军的反抗意识，反正都是死路一条，对抗性会更加激烈，战争打到后面会更艰难。可以说，我军之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文明对待俘虏，最终得到敌人的拥护，这是非常关键的原因。

抗日战争期间，我军在思想上主要针对日军的厌战情绪，不断攻陷日军的心理防线;组织上成立了觉醒联盟，后来与“反战同盟”合并为“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对待俘虏非常好，让被俘虏的日军团结起来，平时没事儿对外发表观点支持我党，向更多的日本军人发动宣传攻势。

后续效果是惊人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光东北，记录在案参与我军的日本人数就近12000人，具体分布在：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这是一支不可忽略的军事力量，在辽沈战役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期间：辽沈战役，我军攻打沈阳的时候，国军都是成建制地安安静静坐在兵营里，把武器整整齐齐地摆好，坐等我军接收；淮海战役，粟裕一个喊话，都是几万人投降。

我军开打之前一共就100来万人，到最后仅仅四野就超过100万人，其中大部分士兵其实是国军俘虏，他们都心甘情愿追随我军。

抗美援朝期间，美军都不喜欢跟朝鲜人投降，因为朝鲜人民军可能虐待或杀害俘虏。对此，彭总还专门写信给金日成，说道：“能否对俘虏进行宽待和教育改造，是劳动人民及其军队是否具有光明正大的伟大气魄体现。革命军队一旦具有了这样光明正大的伟大气魄，其必定是攻必克，战必胜的。”可金日成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继续我行我素。

就连“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也感叹说：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

通过优待政策，美军战俘基本都很感恩，一个被志愿军俘虏的美军黑人士兵，他非常感激志愿军，他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被平等对待而非被视为异类。很多美军战俘回去以后，强有力地宣传我军优良传统，帮我军说话，一定程度瓦解了美军的意志，加速了战争的结束进程。

对道德方面，对文明方面的追求，其实，我国自古以来就比欧美国家要考虑得更多。《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吴起对魏武侯说过的一句话：“国固在德不在险”,是的，武力确实能摧毁别人一时的斗志，真正能够长久润化人心的，还是道德和文明，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就是体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