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渡过黎明前的黑暗
(1942.9-1943.6)
十七团突破敌人的封锁，越过平汉铁路和敌人的封锁沟。到达冀西山区北行唐县境。日寇一面力图确保平原，一面更加疯狂地扫荡、蚕食、封锁山区。而我冀中部队因为和疯狂扫荡的敌人紧张战斗了两个月，伤亡较大，需要休息整顿;由于敌人对冀中平原实行全面占领，山区的物资供应颇感不足，边区军民进入了非常艰难困苦的时期。
第一节，战胜敌人经济封锁
日寇对我的经济封锁，是在军事扫荡、政治诱降都不能摧毁我抗日力量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函义有两个:一是把华北作为他们的“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以维持其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另一个是强化经济封锁，使我军陷入经济上的困境，从而摧毁我抗日力量。
正如日本《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所载:“在经济对策上要加强对敌经济封锁，制止有利于敌方的经济活动，破坏敌方的经济力量。在占领区内，要确保我军当地给养，同时要增强生产能力，以其充实我国防必需物资”。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也命令“加强对敌封锁，力图消耗敌战斗力”(大陆令第五百零一号)，以“加强对敌封锁，摧毁敌方继续作战的企图”作为基本任务(大陆令第四百七十五号)。可见，日寇对我实行经济封锁的目的，就是要使华北成为他们的兵站基地，同时使我军在经济上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战斗力陷入枯竭。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一九四二年夏，日寇在华北地区设置了封锁线，其办法是:一、对其占领区的外围和我区中间的封锁线(日军称隔断线);二、对其占领区和我根据地中间的封锁地带(日寇称隔断地带);三、在敌占城市和周围以及铁路、水路交通等重要地点的物资流通加以限制等三种方式。
其封锁线的构筑方法是:在平原地带挖宽六米、深四米的封锁壕沟，在不能挖沟的山区设置自然障碍物或建筑封锁沟墙，并配置相应的碉堡，指派巡逻部队进行巡逻，防止人马车辆在指定入口以外的地方通过。妄图置我军民于“囚笼”之中。
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这样，日寇对冀中“五一”大扫荡后，冀西山区暂时失去了来自平原的粮食、布匹和其他物资的支援。且冀中大多数主力部队又转到山区，再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经济上的困难的确是严重的。
部队发生了粮荒，连小米都不能充分供应，每人三钱油、三钱盐的定量都难以保证，蔬菜供应就不必说了。部队不得不用黑豆、野菜充饥。这样只得到封锁沟外去搞粮食。因为部队紧张战斗之后转到山区，物质生活又得不到必要的保证，健康状况恶化了，连续发生了大批病号。三营营长杨德敬同志跟营里的医生王泽清同志开玩笑说:“我这个营长叫你当了!”，可见当时部队的健康状况严重到何等地步!
部队的生活面临非常困难的时候，传来了党中央、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边区人民“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丰衣足食”的可喜消息。于是，在晋察冀军区和四分区首长的指示下，一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群众运动展开了。部队开始开荒种地，养猪，种菜，打柴，磨豆腐等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并且节衣缩食，每人每天节约半两米，救济边区的灾民。边区军民同甘苦共患难，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一部分困难，使严重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虎口夺粮
尽管采取了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大搞生产的办法，但也只能克服部分困难，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为了粉碎敌人的“以战养战”的阴谋，我军必须和地方同志配合起来深入敌占区，跟敌人展开争夺粮食的斗争。
部队到达山区不久，就和行唐县区干部及人民群众一起与敌人展开了争夺粮食的斗争。
粮食无疑来自人民群众，在敌人残酷掠夺下，本来就已非常困难。但是，为了保证子弟兵的军粮，人民宁肯节衣缩食，冒着生命危险，把粮食送到根据地。这样，就给人民群众带来负担。所以，必须公平合理，做到有粮出粮，有錢出錢，有人出人，合理负担。边区实行“统一累进税”的政策，做到粮多多出，粮少少出，无粮不出，既保证了军需，又保证了群众的基本生活。计算的办法群众编了这样的顺 口溜:
一担二斗五，
合成一个标准亩，
杂粮棉花都要折成谷。
每人留下基本口粮，多余的部分按累进的办法缴纳公粮。在根据地和边沿区，都实行这种政策。不过，在封锁沟外地区有所不同。虽然同样宣传这种政策，但要求和执行的程度随着工作的基础和工作进展的情况，各有差异，采取不同的办法。
在封锁沟外地区，首要的是开展地方工作，如行唐七区区委书记李成同志，在部队配合下，抓建党、建政、对敌斗争三大任务。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组织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进行除奸，打击特务分子等，形成了白天是敌人的天下，晚上是我们的天下，把敌占区变成游击根据地。这才有可能贯彻执行边区的各项政策法令，实行统一累进税，能够征收粮食。
在麦收和秋收季节，动员群众快收，快打，快藏，不让敌人抢到一粒粮食。征得的粮食藏粮于民，随运输随集中，不能集中过早，以防被敌发现。
粮食的运输，更加复杂。每运一次粮，就象组织一次战斗，由部队担任掩护任务，将据点和碉堡包围起来，保护运粮群众安全通过封锁沟墙。有时在敌人封锁严密的情况下，部队还要直接参加背粮，往往是运一次粮，打一次仗。
斗争使人们增长智慧，增长才干。在敌占区，人民群众把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创造出革命的“两面”政策。在行唐县四区，人民群众为了给八路军送粮，曾采用许多欺骗敌人的办法:一是先送粮后打枪，粮已过沟，联络员才去报告说:“八路军运粮来了!”待敌出动后，粮食已无影无踪了;二是我军有计划的准备打击劫粮的敌人，边运输边报告，引蛇出洞打击敌人;三是给敌人送粮，事先报告我军送粮时间、路线，我以武装劫粮使敌人损粮又赔兵。用这些办法欺骗敌人，打击敌人，保护了粮食不被抢走。
当然，斗争是曲折而复杂的，有时，我们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为了夺得粮食，有的干部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我们县区干部为了征得粮食，拼着性命深入敌占区进行工作。
如行唐县四区区长王焕同志，于一九四二年秋的一天在西玉亭村召开村干部会议，部署粮食工作，被特务告密，遭到敌人突然袭击。当他带领村干部突围时，光荣牺牲。同年秋，四区工会主任，共产党员王元子同志正在召集李峰村的干部研究粮食工作，会议进行一半，突然有人报告说:“敌人包围了会场。”话音未落，敌人已冲进院来，为了掩护村干部突围，王元子同志迅速抽出腰间的手榴弹投向敌人。顿时浓烟滚滚，村干部乘机突了出去，而王元子同志却身负重伤，被敌杀害。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但是，日寇对边区经济掠夺不论多么野蛮，经济封锁不论多么严密，在我军民英勇而巧妙的斗争面前，终究是枉费心机的。
第二节，强攻西口头
日寇为进一步扩大其封锁地区，将封锁线继续向西推进。一九四一年夏秋季节，日寇对行唐地区，发动了疯狂的大扫荡。同时，在山区和平原交界处，挖了一条从东西伏流至故郡村的深四米、宽六米的大封锁沟。而且沿着封锁沟修建碉堡和据点，在堡和据点之间取得火力联系，控制了我广大的平原地区。到一九四三年初，又将东西伏流至故郡一线的封锁沟再次向西推进约二十公里，并在口头一线新建了一批据点，妄图蚕食我大片地区。
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计划，十七团奉四分区首长命令，于二月一日强攻西口头。西口头的位置南距行唐县城二十多公里，东距曲阳约二十五公里，南距灵寿约三十公里，西北距我边区中心阜平县城，也只不过三十公里，而且是平原通往山区的一个交通要道。攻克这个据点对于反蚕食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日寇建立据点的时间还不太久，碉堡尚未完全建成。据侦察，日伪军共有一百多人，一部分驻在村内，其主阵地设在村西南角的小山头上，构筑有野战工事，周围设置铁丝网等障碍物。在西口头北面的口头镇和孔雀山及南面的莲花山都有敌人驻守。
我团的部署:二营担任西口头山顶主阵地的主攻任务，一营进攻西口头村内的敌人，三营为第二梯队并警戒周围的敌人。部队刚由冀中军区七分区划归冀西四分区指挥，在革命英雄主义的激励下，各营连干部和广大战士不甘落后，个个纷纷请战。尤其担任主攻的第二营全体指战员，在代理营长郭朝纲、政治教导员王文章、副教导员崔清福率领下，定下了不攻克据点誓不罢休的坚强决心，勇敢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黄昏后开始接近敌人，约十一时，部队到达据点附近被敌发觉，向我射击，阻止我前进。
这时首要的是迅速通过敌人火力的封锁，突破敌人的铁丝网。在代理营长郭朝纲和教导员王文章率领下，于十二时左右砍开了敌人的铁丝网，打开了突破口。
由于敌人顽固抵抗，以猛烈的火力阻止部队前进，在凌晨一、二点时，方开始向敌主阵地小山头突击，由于敌人拼死抵抗，进行反冲击，阻止了我突击部队，于是双方进行了肉搏战，我将一批批手榴弹投向敌群，虽给敌人严重杀伤，但敌人仍守住阵地顽抗，突击未能成功，
到凌晨三四点钟经过再次组织，绕到敌东南方向，在我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在成批手榴弹的轰击下，经过反复六次冲锋，终于攻上山顶，夺取了敌人的主阵地，使西口头村内的敌人完全处于我火力控制之下，我一营乘机逼进，夺取每一个房屋，最后把少数敌人逼到一座空房子里，消灭了大部敌人。
这次战斗，日寇福井大队第四中队及机枪小队大部被歼，击毙敌伪军一百七十余人。缴获重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摧毁敌重机枪两挺，缴步枪二十八支、手枪三支、牲口二十六头。另外，还缴获粮食被服等物资一部。战斗中，我指战员表现了惊人的英勇顽强，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他们“用头颅和热血献给祖国”的誓言。
五连文化教员和十八岁的青年战士刘庆海，冒着枪林弹雨，勇猛冲向敌阵，夺取了一挺九二式重机枪。战士刘振五，三次负伤右手被炸断，仍坚持战斗。当他回来后，团政治委员去看他时，他把自己亲手扔出的一百七十个手榴弹导火线头捧给了孙政委。这次战斗，我也伤亡了一百多个同志。特别是我们的政治干部，发扬了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精神，五连指导员王杰、七连指导员刘哲、团总支书记李则东同志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三节贯彻精兵政策，大团编小团
在敌人的频繁扫荡和步步蚕食的情况下，我山区抗日根据地逐步缩小了。边区军民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在党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指引下，晋察冀军区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下达了整编精减的命令。
西口头战斗后，没来得及休整补充就接到了命令。命令将十七团分编为十七团、二十六团、和三十二区队紧缩机关，减少层次，充实连队，裁减老弱病残人员，要求二月十五日整编完毕。
这一决定的执行，正处在领导关系改变，西口头战斗部队有较大伤亡，生活又很困难的情况下。因此，干部战士有许多思想反映。如不愿改变十七团的番号;主力团变为地区队是降了级;愿回冀中平原不愿留在山区等。针对这些思想情况，各级领导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并着重指出这次“精兵减政”是党中央和军区首长的英明决策，是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度过最困难时期，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由于政治思想工作做到了实处，整编工作也就比较顺利地进行了。
部队的编成:
十七团团长仍是闵洪友同志，政委刘永生。全团由原十七团二营的三个连，原冀中七分区三十二区队三连和一连的一部分编成一个连，以团直通信连，侦察连，特务连一半，再由七分区直属队补充五、六十人合并为一个连组成。全团共五个连，七百零一人，步手枪四百三十五支，轻机枪十挺，重机枪三挺，掷弹筒十个。
二十六团团长是罗化民，政委孙鸿志。由原十七团一营的三个连，以原三十二区队的一连、二连的一部分合并为一个连，以原十七团团直的一半再补进七分区直属队的五、六十人编成为一连组成。全团共五个连，六百三十六人，步枪四百三十一支，轻机枪十一挺，重机枪三挺，掷弹筒五个。
三十二区队区队长是原十七团二营营长谢洪恩，政委是原二十二团政治处主任贺明，以原十七团三营的三个连为基础，把十连、十一连、十二连依次编为区队一、二、三连，区队机关由分区机关和原三十二区队机关的一部分干部以及三营营部组成，并直辖一个侦通排，连队比较充实，每连一百二十人左右，轻机枪三挺。
部队经过精简，缩小了机关，减少了层次，更加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整编完毕以后，十七团、二十六团仍归四分区领导，三十二区队返回冀中七分区。
第四节血战羊观
西口头战斗虽然将敌据点攻克，但日寇贼心不死，又将口头一线的据点恢复，并进一步加固工事，挖沟筑墙。入春以来，为配合南线和东线反蚕食斗争，我二十六团一连深入敌后，到封锁沟外地区活动，打击敌人。五月十五日驻在距行唐县城仅八公里、距第一道封锁沟仅两公里的赵家羊观。十六日拂晓，石家庄正定、长寿等据点之敌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向我羊观合击。
那天深夜，战士们刚刚睡着。文化教员史玉杰翻了个身，再也合不上眼。在天要亮的时候，侦察员跑进来，把连部所有的人推醒喊道:“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史教员和指导员王子武在朦胧中地坐起来。但副连长姚振荣非常沉着，他曾受过三次伤，这次连长有病，他带队出来活动。“来个百儿八十的消灭他!”说着就命令通讯员:“告诉各排，把部队带到各自的战斗区去!”此时，天还是黑漆漆的，战士们进入战斗区构筑工事。
突然，村庄被猛烈的枪炮声搅乱了。根据枪声判断，敌人是大部队。“我们向外突吧!”指导员和姚副连长商量后下了这个决心。姚副连长说:“我带一排前头冲，你带三排掩护，史教员在二排联系，我们向正西突，如果冲散了，大家也要向西边跑。”
这时，天已放白，敌人猛烈的火力从西北、西南两个方向向我们八十三名突围者射击。姚副连长冲在队伍的最前头。所一排冲到半里地，道沟中断。只有爬上去通过一段开阔地，才能到第二条道沟。姚副连长刚跳上去，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同志们，冲!往西冲!”他口喷着鲜血说。第二粒子弹又打中了他，他牺牲了。
从通讯员的口中,史教员得知副连长牺牲了,他立即找到指导员，指导员从他的表情中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便命令史教员带一排冲，他自己指挥二排。
史教员刚赶上一排，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胸，他向前迈了半步，站立不稳栽倒了。但他咬紧牙关站起来，左手按伤口，右手提枪，使出全身力气摇晃着跟在排尾。
话突出重围的部队，越过坟墓，树林，到了大沙河滩里，太阳象火一样，战士们感到疲劳和千渴。战士李顺华带着两个沉重的大枪，腿陷在沙子里蹒跚地走在队后。当枪炮声稀疏的时候，他想去救一个受伤的同志。刚一回头，就被子弹打中了。他把仅有的几发子弹都推上了膛。敌人上来一个，打死一个。敌小队长看见他受了伤还打死他三个人，怒气冲冲地冲上来一刀把李顺华的右臂砍了下来。就在这时，李顺华扔出了准备好的手榴弹，跟敌小队长同归于尽了。
指导员王子武见三排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马上命令七班转回去掩护三排突围。这时敌騎兵二百多截断了一排和二、三排的联系，突围已经不可能了。指导员命令:“撤回去”!话刚说完，一颗子弹击中了他。战士徐来锡扶起他来，还没有走几步就被打死了。小卫生员朱尽昌马上跑过来扶指导员，“不要管我了，你们快冲!"指导员说。"“不，要死咱们死在一起!”朱尽昌回答。指导员用力把朱尽昌推开说:“我命令你快走!叫二、三排撤回村里!”说完就倒下了。
二、三排的战士们回村后，选出副支书崔福林领队，迅速占领村西南角的高房。过了一会，敌人开始向我阵地攻击，我们二十几个战士伏在房上，一动也不动。等敌人接近，就给他一顿手榴弹。敌指挥官见四次冲锋都被击退，亲自骑马督战，当场杀了两个下级军官。
敌人见强攻不行，便派一个伪军营长喊话劝降。我机枪手只用了两粒子弹就结果了他的狗命。敌人强攻劝降都未能得逞，又从石家庄、长寿、新乐等地开来汽车二十四辆，集中炮火向我阵地轰击。墙壁被打穿了，房顶上的工事被轰垮了。
崔福林向大家说:“同志们，我们要发扬小口头、南龙岗、宣村战斗的光荣传统，要学狼牙山五壮士英勇牺牲的伟大精神，是不是模范共产党员，现在就应当表现出来!”话音刚落，战士们齐声说:“对!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粒子弹，最后一口气!”接着，迅速抢占了大街北面的几家高房，重新修筑工事，继续战斗。
敌人集中六门炮，二十几挺机枪，一千多支步枪和许多掷弹筒，向我们的新阵地猛烈轰击。整个村庄都被硝烟遮盖了。可是，我们二十几个勇士，不管敌人怎样轰击，却沉着地等候着，只要敌人一接近，就集中一切火力惩罚他们。敌人绝望了，就烧房子，枪炮的烟火和烧房的烟火混在一起，黑烟滚滚，火光冲天。最后大火燃进勇士们据守的房子。在这危难的时刻，副支书崔福林向大家说:“同志们!要照我们的誓言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现在敌人逼近了，要准备拼刺刀!”
这时，新解放的战士黄中庆动摇了说:“反正咱们也没有子弹了，交枪就交枪吧。”说着就往外跑。““放下枪!”青年共产党员马龙文发出命令，没等他出门，便一枪打死了他。大家同声赞扬马龙文的坚决机智:“打得好，谁投降，就是这样子!”
屋里充满了浓烟，火药味，窒息着每个人的咙，窗子也被烧着了。崔福林命令:“冲出去!”他第一个冲到外面，连续向房顶投了两颗手榴弹，房上的敌人连喊带叫的从房顶上滚了下来。勇士们把没有子弹的十二条大枪砸坏以后扔进水井里退到一个地窖里。敌人无计可施，放起毒来、十几个战士中毒昏迷被敌俘虏。敌人把他们押到行唐县城百般威逼，崔福林斩钉截铁地回答:“自己死了没关系，我们成千上万的兄弟，会把你们这群法西斯强盗消灭!”
敌人恼羞成怒地咆哮起来。最后，我们十一个勇士唱着:“我们经历艰险，是有名的善战团，在平原打得敌人心惊胆颤，到山地也叫他胆颤心寒，怕什么流血牺牲，说什么艰难困苦………”的歌儿走向刑场。在“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气壮山河的口号声中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战斗结束后，晋察冀军区向全区部队发出号召，学习一连的彻底革命精神，著名记者张帆同志撰写长篇文章在晋察冀日报上报导了一连的英雄业迹。
第五节 黎明前的斗争
主力部队离开冀中，转到山区以后，冀中地区的敌人一面抢修碉堡、修筑公路，挖县、区封锁沟。同时平毁有利于我军民活动的交通沟，大量砍伐树木，扫清射界。三里一碉，五里一点，点碉 火力相连，公路相通，使我军不论走到哪里都处在敌人的战术包围之中;另一方面积极推行其所谓“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疯狂地进行清剿，捕捉我县区游击队和地方干部。建立伪政权伪组织。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冀中人民处在前所未有的恐怖与灾难之中。
部队过路西不久，军区指示十七团，派小部队返回冀中平原，协助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了解冀中情况，收容军队和地方干部及伤病人员。一九四二年九月,闵洪友团长带两个连重返冀中,辗转活动约两个月，护送了分区政治部主任甘春雷等党政干部数百人返回北岳区。二营营长谢洪恩同志因病留在冀中。十一、十二月为执行同样任务，又派三营教导员高占杰同志率三营十二连到冀中活动。
这时，冀中根据地全部被敌人占领，仅剩下几小片很不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我军的活动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处于没有后方的状态，不但白天不能活动，连夜间的天下也不完全是我们的。
由于敌人在“清剿”中残酷的屠杀群众，如果我们在哪个村打了仗，敌人就进行报复性的屠杀，使我军的活动更加困难。在敌人建立了秘密情报员的村庄，我军一住下，敌人就会发现，立即出动。三营十二连刚刚转回冀中，住在定安路北的帅村宿营，东亭的敌人很快进入该村占领了民房。教导员高占杰同志立即下令进行“挑帘”战斗，乘敌溃乱之际，缴获两支步枪冲出包围，向北渡过正在结冰的唐河。战士们一上岸，身上的衣服都结了冰。到了唐河北岸，群众心疼子弟兵，无论男女都把自己的棉衣脱给战士。当战士们都穿上红红绿绿，五颜六色的棉衣时，笑在脸上，暖在心里。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二区队编成以后，由七分区政治部主任甘春雷同志率领，重返冀中七分区，在地委、分区领导下，仍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新的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坚持极其艰难的斗争。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上半年，不论山区或平原，人民都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屠杀，部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同时我军民也克服了巨大的物质困难，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但是人们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黑暗必定过去，黎明终将到来。
一九八四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