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主席一生中，德国人李德可以说是他最反感的外国人之一。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备受毛主席厌恶的李德，曾经在关键时刻救过毛主席的性命。这段历史既展现了两人之间复杂的恩怨纠葛，也反映了革命时期特殊的人际关系。

毛主席对李德的强烈不满，主要源于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军事决策。当时，李德固执己见，无视中国同志的建议，坚持错误的战略部署，导致红军遭受重大挫折，最终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长征之路。这一系列事件让毛主席对李德的指挥能力产生了极大的质疑和反感。

在遵义会议期间，毛主席积极推动了对李德的批评，最终解除了他对红军的指挥职责。这一决策帮助红军摆脱了困境，逐步恢复了正常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与李德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双方彼此对立。毛泽东对李德的行为持强烈不满，而李德对毛泽东也怀有敌意。两人之间的矛盾不仅限于个人层面，更体现在政治和军事理念的深刻分歧上。这种敌对状态在当时的革命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出，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决策。

历史的进程往往充满戏剧性，李德与毛泽东之间本有嫌隙，但在关键时刻却意外地帮助了毛泽东。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原本是值得庆祝的事，但由于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他试图推翻中央的决策，执意带领红军南下四川，这一举动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中共中央率红军主力北上后，张国焘派遣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前往拦截。李特要求中央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并威胁说继续北上就是逃跑主义的行为。

中央对此持反对态度，双方随即爆发争执。彭德怀直接质问李特：“北上行动是中央的决策，张国焘当时也明确表态支持，现在为何出尔反尔？指责我们是逃跑主义，实际上你们才是真正在逃避责任！”

李特心里憋着一股气，直接跟彭德怀杠上了，两人当场就争执起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毛主席亲自过来开导李特，试图说服他。可谁也没料到，李特不但没听进去，反而被惹火了，直接掏出手枪，指向了毛主席！

情况紧急！就在这关键时刻，李德迅速从李特身后冲上前，一把抓住了李特的手臂！

就在这紧要关头，卫兵迅速赶到现场，果断解除了李特随身携带的武器。

如果李特当时扣动了扳机，局面可能会变得极其严重，难以收拾。

出人意料的是，李德率先冲上前去，在危急关头保护了毛主席，成为关键时刻的救命恩人。

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在李德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他在中国革命中犯下严重错误，导致重大损失，并对毛泽东撤换他心存不满，但在危急时刻，他依然挺身而出，不仅救了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关键贡献。

许多作恶者并非本性邪恶，而是特定历史背景迫使他们做出错误决定。一旦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这些人往往能够回归正常生活轨迹。历史表明，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所处的时代环境，当外界条件发生改变时，原本的"坏人"也能摆脱过去，重新成为普通的社会成员。这种现象说明，人性具有可塑性，不应简单地将人永久性地划分为好与坏。关键在于理解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以及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李德在遵义会议后尽管内心仍有不满，但他选择了服从中央的决策。在中央与张国焘的冲突中，他毫不犹豫地支持了中央的立场，这种行为值得赞赏。

1939年，李德返回苏联后，接受了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当时在苏联的周恩来、任弼时和刘亚楼等人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他在中国期间所犯的错误。

李德回应道：“我来中国担任顾问并非出于个人意愿，最终局面也不是我故意造成的。对于如此重大的损失，全部归咎于我不太合适。中国的内部事务我确实难以理解，从一开始我就明确表示，我仅仅是顾问角色。我的意见仅供参考，你们有权决定是否采纳。你们自己的决策，不能完全归因于我。”

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在审查后认同了李德的立场。他们认为，李德在中国的角色仅限于提供建议，不具备决策权力。中国共产党作为自主的政党，应对其行动和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不应将失误归咎于顾问人员。

李德最终并未受到严厉的处罚，随后被调任至翻译出版领域工作，直至1974年8月15日逝世，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