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陈寅恪先生序邓恭三教授《宋史职官志考证》，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惟所以然之故固未暇论述。今不揣谫陋，试作解说。

我国旧史，殷商之世尚矣。西周至春秋社会无大变化，乃人所公认。而记述春秋史事较可征信之《左传》及《国语》周、鲁、晋、郑、楚诸语，所言奴隶多属家内仆役初非从事农业生产者。盖其时实类似西欧中世纪之封建领主制社会，不特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之等级森严，且知识为祝史辈所专有，亦大同于西欧中世纪之教会。入春秋后期渐起变化，孔于讲学“有教无类”为其先兆，至战国文武分途，呈现百家争鸣之格局。此缘彼时旧有之封建领主制解体，为我国华夏所特有、且绵延二千数百年之封建地主制所取代。生产者已非人身依附于领主之农奴而代之以租种地主土地之佃农，且出现为数众多不直接受地主剥削之自耕农民。“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百家争鸣自是此远较领主制先进之地主制基础上新事物，即两汉学人之有成就者亦无不为此新潮流中人物。

惟事物之发展恒有曲折。领主制之残留于社会上者至东汉季年渐成气候，遂出现魏晋南北朝之门阀制度。其时门阀中人即所谓士族在经济上如西晋《户调令》规定有庇荫宗族佃客之特权，政治上则其时仕宦有清浊之分，清职几悉为士族占有，且多如领主制之文武合于一身以擅政。凡此实为旧有领主制彻底死亡前之一次回光返照，学术文化自亦随之中衰。玄学中崇名教者之苟求利禄无论已，尚自然者亦但求“遁世”以自全，全失战国两汉学术之恢弘气象。陈寅恪先生所示能建立新自然说之陶渊明，亦正是在个人生死上树立超脱思想，固不离“自了汉”境地。其余经术、文艺等之类鲜生气益无待言，即新输入之佛学亦多承印度旧观而无所突破也。

此种胶滞现象历三百余年乃见转机。东晋之门阀如王、谢至南朝已逐渐退出枢要，北朝门阀虽有鲜卑虏姓加入亦不能延缓其衰亡。至隋唐遂结束此畸形格局，而进入领主制残余不复存在之单一地主制社会。《唐令》中已不复有士族庇荫宗族佃客之规定，科举制之推行且使原先士族丧失仕途上之特权。社会格局既已更新，学术文艺自必一一呈现崭新面目，从而凝成光辉之赵宋文化。就永年所知，如：

佛学 烦琐之天台、惟识、华严诸宗衰而中国化佛教禅宗炽盛，至中唐禅宗又由更简易之南宗取代北宗，入宋之临济、曹洞诸家尽南宗派裔。仅存净土宗亦甚简易。

理学 导源于中唐时韩愈、李翱诸人。至两宋经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朱、陆倡导而成为我国学术主流。明清时其末流自为人诟病，然其初实是适应地主制社会之新学问。

经学 经历南北朝之重《三礼》、撰义疏，至唐初修《五经正义》告一段落。中唐即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说。至宋代遂多摆脱旧注疏而事新讲说，最终出现理学家朱熹之《四书章旬集注》及《五经》之宋元人新注。此等水平多高于旧注疏，即为清儒鄙薄之元陈澔《礼记集说》亦胜于郑注。

史学 自史事之记纂，提高至讲究考证其真伪。其代表作司马光之《通鉴考异》，较南朝刘宋时裴松之采合本子注方式注《三国志》不止高出一筹。

古文 韩愈、柳宗元等倡导古文运动，以取代盛行于魏晋南北朝之贵族化骈文。经北宋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之发扬光大，古文遂成文章正宗，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为白话文取代。

诗词 魏晋南北朝讫沿习五言诗无甚发展，至唐代乃于前此五言古诗外演生为七言古诗、五言律绝句、七言律绝句，李、杜、元、白等各尽所长。至晚唐复由诗人词，历五代之小令发展为两宋之长调。继又出现散曲、戏曲。而诗人宋亦有发展，北宋之苏、黄，南宋之四家均有开拓新境界之功。

小说 魏晋南北朝多简略之志怪小说，至唐代出现富人情之传奇小说，入宋出现以白话记录说话四家之小说、说经、说参请、讲史话本，进而发展为明代之章回小说。

绘画 战国、两汉多为人物画，历魏晋南北朝更益以宗教、贵族色彩。至唐五代不依赖人物而独立之山水画、花鸟画出现，历宋元而臻成熟，成为我国传统绘画之主体。

书法 魏晋仍通行始见于东汉之八分书，入南北朝废八分之波发而向今之楷书(真书、正书)过渡，形成所谓北魏体，入隋始定型为楷书。初唐以褚遂良为大宗，人中唐颜真卿又别开生面，北宋之苏、黄、米、蔡，元代之赵孟颍均为后人所摹习。

综观上列诸新事物之出现，时间固略有先后参差，先者如禅之南宗，书之褚，诗之李、杜，后者如史学之讲考证，然大体悉在唐至五代、北宋之间，而所涉及几包罗各个方面实即学术文化之整体。则谓此学术文化之整体变动，不由于其时社会性质之演化，摒弃领主残余物门阀而出现单一之地主制局面，不可得已！此即永年所以疏解寅恪先生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说，要不离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义。惟“造极”云者恐尚可商榷，以赵宋而后下讫明清固仍继续开拓宋人所未及之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尤非昔贤之所得想像耳。

数年前撰文《论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尝间及斯义，惟以题目有别不及详说。今亦止就其要点略事讲解。世多通人，甚祈赐正是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