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画在退化！壁画在退化！壁画在退化！”

上世纪80年代初，新任敦煌副所长的樊锦诗，正拿着自家研究院拍的文物照片，和法国人伯希和拍于1908年的《敦煌图录》一一比对。

樊锦诗一边比照，一边心在滴血——同样的洞窟、同个文物的照片，

眼前见到的彩塑和壁画等文物，或退化，或模糊，或丢失，已经大不如七八十年前拍的清晰和完整！

敦煌国宝在退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再这么继续下去，这些壁画和彩塑势必消失，届时，我们的国人将再无法亲眼见证这段历史！

怎么办？？？

那会，樊锦诗还不会想到，这个难题将在今后数年的时间里，一直横亘在她的心头……

1.一腔热血！

说起樊锦诗，或许还有很多人对她并不熟知。

只有熟悉敦煌历史的人才知道，她是中国文物保护领域里的一座丰碑！2023年11月17日上映的电影《吾爱敦煌》，讲述的正是她的事迹。

1958年，20岁的樊锦诗考上了北大考古系。后来毕业时，学校把她和一个男同学分配去了敦煌。

男同学的母亲一听到分配结果，当即号啕大哭了起来。毕竟那个年代，西北边陲的艰苦，是众所周知的。

樊锦诗的父亲也不希望女儿去敦煌。他写了一封信，嘱咐女儿转呈给学校领导。

樊父在信里讲了“小女自小体弱多病”等诸多实际困难，希望学校改派其他学生。

樊锦诗看着这封信，内心却陷入了纠结：这封信，我能交吗？

思索良久，樊锦诗最终合上了信，塞入包底。她到底没有把那封信递交出去。

在那个热血激昂的年代，奉献国家和人民的信念，像一片汪洋大海，在她的心底汹涌澎湃。

她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发一分光，一份热。

谁也没想到，正是这一决定，开启了她一生长达60年的敦煌事业。

樊锦诗（右）与姐姐樊锦书

2.与时间赛跑，抢救性修复！

1962年，初出茅庐的樊锦诗，带着浪漫的憧憬而来。

然而真正来到敦煌的那一刻，眼前的苍凉还是让樊锦诗错愕不已。

这里一片荒芜，飞沙走石，没有像样的房子，没有水，没有电。人一个个面黄肌瘦，褪了白的衣裳，像是融入了身后的背景，没有一点鲜活。

也就是在这里，樊锦诗第一次见到了她心念已久的莫高窟。

不同于昔日的人文浪漫气息，眼前的莫高窟，破败，凄凉，风霜满面，像一个日渐枯槁的老人。

那一刻，樊锦诗深深意识到，对莫高窟的修护，已经迫在眉睫！！

事实也确实如此。莫高窟地处戈壁沙漠边缘，千百年来长期受到风沙的威胁。

因长期无人管理和看护，洞窟门窗破损，倾泻的沙子不同程度地积存于许多洞窟中，吹入窟内的沙子直接磨蚀着壁画和彩塑。

若是遇上强降雨的时候，窟前积水灌入洞窟，窟内积沙储水，导致洞窟湿度增高，引起壁画霉变、酥碱等病害。

在樊锦诗到的时候，很多石窟的壁画已经存在空鼓、起甲、酥碱等诸多问题。

也正是后来的那一年，1963年秋季，敦煌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救工作。

“我们的保护就是要和时间赛跑。”樊锦诗回忆时说。

谁都清楚，这些由泥土、草料、矿物颜料等制作出来的壁画和彩塑，非常地脆弱，总有一天会消失。

那段岁月里，樊锦诗就跟着前辈们，一心一意投入到莫高窟的抢修工作中。

记忆最深的，是一位叫李云鹤的前辈。当时，他带着几个工友，在161号石窟一待就是两年。

他们从吹掉壁画上的沙子和灰尘开始，一厘米一厘米地吹，每天吹得腰酸背痛、头晕眼花。

然后是壁画的粘贴，也是一厘米一厘米地粘贴，每个地方都要粘贴三次。

他们就是这样，把那些在时光中逐渐变得模糊的壁画，一寸一寸地从不可挽回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1964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敦煌研究院/图

3.敦煌和家，要哪个？

转眼十多年过去，凭着一股“简单相信，傻傻坚持”的劲，樊锦诗最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977年，她开始担任敦煌研究所副所长。

此时，敦煌文物的保护工作已经初见成效。然而，有这么一件事情，却让樊锦诗内心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

原来，在和法国人拍的《敦煌图录》比对中，樊锦诗震惊地意识到敦煌文物正在发生的，不可逆转的严重退化！！

“壁画在退化”就像一句魔咒，日夜不停死死纠缠着她，无论走路，吃饭，还是睡觉。

她甚至在梦里，都会梦见墙体上的壁画一块块地剥落，而她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封儿子的来信，更是让樊锦诗陷入到两难之地。

1983年7月4日，樊锦诗收到了大儿子彭予民寄来的信。

信上写着：“妈妈，我们学校已考完试，放暑假了。我这次考得不好，英语开了红灯，我很惭愧，也很着急。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补习一下。可爸爸又要带学生出去考古，这一走又是半年。

妈妈，您什么时候才能调来？您明年一定调回来吧！妈妈，我想你啊……”

这一年，樊锦诗44岁，已经在敦煌待了19年。和丈夫彭金章两地分居，也已19年之久！

1965年，与彭金章莫高窟合影

樊锦诗是在30岁那年生下的大儿子，5年以后，又生下了小儿子彭晓民。

因为敦煌落后的资源条件，加上工作繁重，樊锦诗根本没法照看好孩子。老彭也因工作要经常出差，没法一直带着孩子。

不得已，夫妻俩只能把孩子寄养在亲戚那里。

一家四口，分隔三地。每每想到这里，樊锦诗内心就痛楚不已。

其实这么多年来，樊锦诗不是没犹豫、没动摇过。

樊锦诗曾不无动容地说，她应该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她应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应该有权利和自己的家人吃一顿团圆的晚饭。

可是因为她的选择，她的家不完整了，孩子们的成长也缺失了母亲！

“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不是一个好妈妈。”这是樊锦诗多年的自白。

现在，儿子的一封信，让樊锦诗意识到，自己是时候要做出取舍了。

一边，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家人！一边，是千年国宝的守护使命！

“是去？还是留？”樊锦诗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摇摆不定……

1978年11月，儿子予民（十岁）、晓民（五岁）合影

4.此生命定敦煌人！

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定。

正当樊锦诗左右为难之际，她的丈夫彭金章站了出来，替她做出了选择。

老彭告诉她：“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

彭金章放弃了自己在武汉大学开创的商周考古事业，转身来到敦煌，来到樊锦诗的身边。一家人至此得以团聚。

其实那会，樊锦诗也早在心里打定了主意，如果老彭不同意调动，她就申请调离敦煌。

但是老彭最终选择支持了她。

两人相知多年，他知道，樊锦诗离不开敦煌。他爱她，愿意为她成全。

虽然老彭放弃了自己的商周考古事业，但庆幸的是，他在莫高窟北窟这里，重新找到了他的热爱——佛教考古。

经过他的考察，北区石窟不光发现了文物，还出土了很多过去未曾发现的珍贵文献和文物。

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后来也被认为是开辟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

对于这个结果，樊锦诗感到无比宽慰。她说，如果老彭的价值得不到发挥的话，她会内疚一辈子的！

有了家人的支持和陪伴，樊锦诗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全心全意投入到敦煌的修复工作中了。

而她也不会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莫高窟修复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转变，正向她走来。

2006年，在敦煌石窟高精度数字摄影工作现场　敦煌研究院图

5.转机！“数字敦煌”来了！

1989年，樊锦诗去北京出差。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使用电脑向她展示了图片。

那一刹那，樊锦诗直感觉灵魂一震：这会不会是，解决敦煌文物永久记录的方法？

她连忙问道：“关机之后，刚才显示的图片还在吗？”

“在！因为转化成了数字图像，它就可以永远保存下去。”那人回答道。

“就是它！！”樊锦诗心里笃定。她知道，敦煌的出路已经找到了！！

经过不断琢磨，樊锦诗心里，一个领先时代20年的大胆构想渐渐明晰起来：

要为敦煌石窟的每一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90年代开始，敦煌研究院开始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引进当时比较先进的数字技术，并在最终成功实现了壁画数字化的构想。

“敦煌数字化”，不仅为国家、为世界保存了人类的文明和文化信息。

同时，这也为后来开发数字影像，让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让游客“窟外看窟”成为现实。

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第一期平台上线。

至此，这张敦煌的“金名片”，开始走出石窟，走出敦煌，走出甘肃，走出国门，真正做到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6.结语

2023年7月10日，一颗编号381323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樊锦诗星”。

同年，樊锦诗又将“吕志和奖”、“何梁何利基金”等所获2000万奖金悉数捐出，用于考古科研事业。

回望其一生，

从繁华首都到荒凉大漠，她凭一腔热血，激扬了岁月峥嵘；

从姣姣青丝到满头白发，她用一生奉献，让敦煌定格成了永恒；

从当年新人到一代巨匠，她为无数的中国青年，树立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

她是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也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这样的前辈，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深深致敬！

参考资料及部分配图来源：《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口述、顾春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