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浙江江山县的廿八都镇养老院，已经89岁的戴以谦，拄着拐杖，正焦急地坐在院内的长凳上，不时向门口张望着。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一辆小汽车缓缓停在门口，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从车上走了下来，戴以谦难掩兴奋，忙撑着拐杖起身，三个人甫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激动地将手握在了一起。

谁能想到，这是三位老人此生的第一次会面，在此之前，他们并不认识对方。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身份和经历都非比寻常——他们都曾是军统的特务。

戴以谦，是军统头子戴笠的老乡，也是浙江江山人，按照辈分，戴以谦还得称呼戴笠一声“十叔公”。

但由于他们并非直系亲属，所以在1943年之前，戴笠并不知道这个侄孙的存在。

1941年，16岁的戴以谦初中毕业之后，就参加了忠义救国军，在皖南总指挥部总座室任少尉接待员，由于工作出色，两年后，他被调入江西铅山办事处，也就是军统东南办事处，成为了一名基层办事员。

有一天，戴笠奉命来江西视察，正好来到了戴以谦所在的办事处，这是二人的第一次会面。

听到对方与自己同姓同乡，戴笠就主动与戴以谦攀谈了起来，结果竟意外发现二人还是远房亲戚！

见戴以谦头脑清晰、心思活络，还与日本人打过仗，年纪虽然不大，但已经有了一定的实战和工作经验。

戴笠十分高兴，他和蒋介石一样，都喜欢任人唯亲、培养提拔自己的亲信，戴笠回去后不久，戴以谦就收到了一纸进入军统工作的调令。

当时，军统可是炙手可热的部门，戴以谦想也没想，就走马上任了，由于他之前并没有接触过军统相关的工作，于是，只能先在特务特训班学习一段时间。

别看戴以谦人小但很有主意，各项工作他很快就熟悉了，再加上戴笠的提携和点拨，戴以谦在军统中迅速升迁，最终成为了戴笠的机要秘书。

戴以谦

在任职期间，戴以谦的权限很大，他每天都跟在戴笠身边，经手了大量机密的情报。

据说戴笠时期，军统局的很多重要决策和行动，背后都有戴以谦的身影，甚至关系到日本特务的处决，他都可以直接参与。

凭着与戴笠的关系和出色的工作能力，戴以谦很快成为了军统情报组的红人，大家有事想走后门，如果找不到戴笠就会找他。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假以时日，戴以谦一定会前途无量，然而，他顺风顺水的日子过了没多久，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飞往南京开会的途中，意外坠机身亡。

失去了戴笠这个最大的靠山，戴以谦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在军统这个派系林立、争权夺利的机构中，他迟早会遭到清洗，于是被排挤到边缘的戴以谦，一直在暗地里寻找新的去处。

随着内战中，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摆在他面前的，只剩两条路，一条随大部队逃往台湾，继续这种遭人排挤、随时会被清算的生活，另一条是留在大陆，投靠别的军队。

反复权衡之后，戴以谦认为解放军优待国民党俘虏，哪怕是将来被俘了，也比逃到台湾好。

于是，1949年初，戴以谦前往北平投靠了傅作义的军队，后来，傅作义率部归顺了解放军，北平和平解放，戴以谦也顺势向解放军投诚。

新中国成立后，年仅24岁的戴以谦回到老家务农，过起了平静的生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8年，戴以谦因为原来的特务身份和工作履历，被人举报，有关部门在调查后，将他逮捕并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

戴以谦入狱后，妻子受不了流言蜚语，带着年幼的孩子改嫁他乡，好好的一个家庭就这么散了。

刑满释放后，戴以谦回到家乡，继续务农，为了不连累别人，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再婚。

随着年龄的增大，戴以谦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身边也没有亲人照顾，当地政府考虑到他的情况，不仅为戴以谦申请了五保户补贴，还将他送进养老院，以保障他的晚年生活，隔三差五，还有志愿者前去探望。

提起这些，戴以谦感激涕零：“多亏了党和政府，我心里真的是很感恩呐！”

为了回馈政府的照顾，他总想力所能及地做些事，闲暇时，他就开始回忆自己的经历，为当地文史馆提供了许多戴笠和军统的机密史料。

一直以来，戴以谦心中都有个疑问：那么多军统特务难道全部逃往台湾了吗？还有人和他一样，选择留在大陆的吗？

为了满足老人这个心愿，志愿者们四处走访，终于找到了另外两位，和戴以谦一样，他们如今也是垂垂老矣，多年来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戴以谦和王庆莲

作为三人中唯一一位女性，王庆莲入职军统的经历是非常偶然的。

戴笠在把持军统期间，曾定下一个硬性规定：译电科只能用家乡江山的人员。

因为他认为，江山话是全国最难听懂的方言，在译电科工作时，工作人员使用江山话交流，外人很难听懂，这样既有利于保护情报的安全，也有利于培养自己的势力。

在军统，江山人常被称为“特务中的特务”，戴笠常用他们监视其他非江山籍的特务，以打击异己。

1943年4月，军统急需补充新人手，就来到了江山招人。

王庆莲的母亲为了让她有一口饭吃，就私自做主替她报名了军统的招聘考试。

这一年，王庆莲刚满15岁。

年轻时的王庆莲

说起来，王庆莲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不到一岁时，她的父亲就不在了，母亲将她送到外婆家，然后改嫁了。

在外婆家长大的王庆莲从小就非常懂事，虽然一大家人在一起生活，经常是朝不保夕，但外婆和舅舅、舅妈都非常开明，他们认为再苦都得让孩子读书。

因为只有读书，才能摆脱一眼看不到头的穷苦生活，然而，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江山也被日本人占领，读了六年书的王庆莲学业被迫中断，只能靠卖香烟贴补家用。

就在生计越来越难维持下去的时候，军统来江山招人了，虽然此时的王庆莲并不知道军统是干什么的，但一听能吃饱饭，她什么也没想，就跟着去了。

由于有文化基础，王庆莲顺利通过了军统的考试并被成功录取。

1943年6月，王庆莲和其他被录取的19个人一起乘卡车，被带往重庆，最初被安排在军统下属的一个造纸厂工作，负责生产电报所用的纸张。

在造纸厂工作一年后，王庆莲因表现出色被调入军统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她的主要工作是将不同的密码本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将电报破译，从暗文转成明文。

王庆莲

这段时间，是王庆莲长这么大以来“过得最快乐的日子”，她的同事都是老乡江山人，上班不仅有工资拿，工作之余还能去舞厅跳舞、到街上闲逛，最重要的是，不必再担心吃了这顿没下顿了。

在军统工作期间，王庆莲总共破解了800多种不同的日军机密情报，还因此得到了大老板戴笠的称赞。

这样难得平静的日子，王庆莲一共过了三年 ，随着1946年，戴笠意外身亡，军统迎来了一段人仰马翻的人事调整期。

由于厌倦了枯燥的译电员工作和与上司姜毅英长期不和，1946年8月，王庆莲以“年纪小、思念母亲”为由，向毛人凤请了长假，然后彻底离开了军统。

王庆莲

新中国成立之后，王庆莲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到了粮食局，她在这两个地方一共工作了八年。

到了1958年，王庆莲在军统的工作经历被人扒了出来，她和家人也因此吃尽了苦头，直到1981年，王庆莲才被特赦释放，结束了长达23年的农村改造生涯。

令王庆莲感到意外的是，国家将她在乡下改造的时间也当成了工龄计算，因此在退休后，她也享受到了国家的补贴和养老金，为此，王庆莲经常感慨说：“国家对我不薄，现在还有关爱老兵的朋友们关心我，我感到很幸福。”

与戴以谦、王庆莲相比，另一位前来赴约的老人，不仅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还是他们中“最有技术的”。

三位老人合影

1922年，祝仁波出生于上海的一个贫苦家庭，由于父母早亡，年幼的他不得不靠打童工维持生计。

在他14岁那年，由于姐姐嫁给了当时中国的电讯专家、军统特工陈一白，祝仁波的命运齿轮也开始发生转动。

在陈一白的引荐下，祝仁波被送去浙江警官学校，接受系统的电子设备知识教育，由于他反应快，肯下苦功，祝仁波的无线电技术越来越娴熟，经过几个月的培训，他已经成为了队里数一数二的电讯人才。

1936年祝仁波刚毕业时，又正巧赶上戴笠的得力手下魏大铭，在全国范围招揽人才。

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祝仁波一下子被魏大铭看上了，直接就被招录进了军统。

祝仁波

在军统中，祝仁波的工作从始至终就只有一个——维修电台，在战场上，由于无线电掌握着战争的情况和情报，往往会成为敌人重点打击的目标，祝仁波便需要在枪林弹雨下找到无线电的故障，保证电台的正常运行。

他的身份与其说是“特务”，不如说是一名在特务部门上班的技术人员，因为除了会修理电台，祝仁波别无所长。

1944年，中国远征军在腾冲作战时，电台被日军炸毁，作战部队一度与后方失去联络。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因为通信中断可能会导致前线部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上级命令祝仁波带着新的电台前往前线，恢复远征军的通信，祝仁波临危受命，顶着炮火，从重庆辗转两周前去安装新的电台，最终不辱使命，成功帮助中国远征军恢复了通信。

对每天坐在室内收发电报、破译电码的军统特务们而言，祝仁波从事的这项工作简直是太辛苦了！

祝仁波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并未接触过军统机密事务的祝仁波选择留在大陆，与家人一起住在上海郊区。

他隐瞒了自己过往的一切，隐姓埋名，成为了一个从事电讯生意的普通人。

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52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祝仁波在军统的工作经历被揭露，他也被下放到农场进行改造。

由于祝仁波会修理农场里的各类电器，原本需要改造10年的他，一直被留用了16年。

直到1980年，祝仁波才离开农场，此时的他已经60岁，失去了大半生的自由时光，也妻离子散，连个亲人也没有。

但祝仁波并没有被命运击垮，他没有回到家乡上海，而是移居到了浙江宁海的一个小镇，开始了新的生活。

祝仁波

在这个小镇上，祝仁波靠给人修理电器谋生，他的技术精湛，当年那个在战火中穿梭的电讯专家，没想到却成了小镇上令人尊敬的修理工，尽管生活简朴，但祝仁波终于获得了长期以来渴望的平静。

2013年，已经92岁高龄的祝仁波依然能够自己料理生活，做饭、洗衣这些事情都亲力亲为。

当志愿者带着戴以谦的心愿，找到祝仁波时，他毫不犹豫答应了见面，也许只有共同经历过那样一段岁月的人，才能更理解彼此的坚守和不易吧。

在志愿者的建议下，三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站在养老院门口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这张合影，既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经历，也是历史的一种见证。

他们的相聚，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串联起了三个不同的人生，也映照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在滚滚潮流面前，他们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都被时代的巨轮裹挟着前行，有时甚至无力抗拒。

幸运的是，我们还可以选择如何面对生活，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坚韧，如何在平淡中寻找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