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元四年（263年），蜀汉硕儒谯周劝刘禅举国降魏，在历史上落下话柄。当时，曹魏派三路大军进攻蜀汉，其中邓艾一路偷渡阴平成功，又破诸葛瞻于绵竹，突然出现在了成都平原上，而蜀汉皇帝刘禅信任宦竖黄皓，不为战守戒备，猝闻此迅，君臣慌乱，计无所出，老百姓也纷纷向山区逃避乱。朝议对策，有劝入吴避难者，有议退守南中边陲者，唯谯周力排众议，劝降成功，终结了一个王朝的命运。谯周劝降是功是过，谯周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史学家们议论纷纷，观点对立。

谯周（？——270年）字允南，巴西人，是蜀汉中后期的大儒之一。他出生在一个不愿出仕的儒学知识分子家庭，少年丧父，与母、兄生活在一起，家境贫寒。天性好学，博览典籍，通天文学而不精心，对儒家《诗》《书》《易》《乐》《礼》《春秋》等六经研琢精到，时而废寝忘食，迷恋至深。

儒学是在春秋战国时形成的学术流派之一，后来发展为封建社会的重要统治思想。当时的学术流派很多，如儒、法、墨、道、阴阳、纵横、兵、农、杂等所谓的九流十派，百家争鸣。而在统治思想方面，儒、法、道则在封建社会占据了主流地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在秦、汉时期的表现尤为突出和分明，而斗争更是激烈和残酷。

秦统一六国后，结束了战国分裂杀伐的局面而使华夏统一，功盖商汤、周文。然在统治思想方面则出现了严重偏差。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置酒咸阳宫，大会群臣，讨论统治之术。有一个叫周青臣的歌颂了郡县制，而儒博士淳于越却跳出来反对，建议恢复分封制。当时担任秦丞相的李斯，却提出罢黜百家，“以吏为师”，被秦始皇采纳。这是中国进入封建地主制社会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次决胜较量。在这个过程中，法家思想占据了绝对上风，于是有“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秦始皇又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酷虐暴敛、严刑峻法、竭泽而渔，使民不堪命，造成戍卒叫、天下应的局面，秦帝国的大厦瞬间崩塌。

汉帝国建立后，要吸取秦亡的教训，于是统治思想的更新迫在眉睫。刻峻暴虐的法治政策不能再用了，仁义道德的儒家经典又被焚毁，休养生息的黄老思想不自觉地适应了汉初社会的现实。但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国力不断增强，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强力推进，“无为而治”就很难适应这种发展的形势了。汉初的开明政策，使被秦废除的儒学思想有所恢复，汉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被采纳，汉武帝却不用纯儒，而是重用那些“习文法吏事，而又缘以儒术”的人。

谯周

自汉武用儒以来，儒学思想得到了弘扬，经典得到了整理，学儒之风盛行，也为文人仕进开辟了道路。谯周潜心研究儒学，并有很高的学术成就，著有《法训》《五经论》《古史考》等百余篇。儒法兼容、相互渗透、互补长短的治国理民之术对两汉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种成熟的统治思想体系，后来被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所验证。

儒学思想的精髓是“仁、义、礼、智、信”，其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刘备曾师事汉末大儒卢植，受其济世大志的影响“欲信大义于天下”，经过折而不挠的艰苦奋斗，终于建立起了蜀汉政权。刘备初定益州，有一许靖，不被重用，在法正的举荐下，为蜀汉的德化教育作出了贡献。刘备称帝时策许靖曰：“朕获奉洪业，君临万国，夙宵惶惶，惧不能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宽。君其勋哉！秉德无怠，称朕意焉。”

刘备驾崩后，诸葛亮用谯周担任劝学从事，推进学术发展。《蜀记》记载：“周初见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请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谯周虽其貌不扬，不修边幅，举止怪异，但心术纯正，学识渊博，敏锐而豁达。史书载其“身长八尺，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迅悉闻周，疾身前往，待国家禁令下，周已到达，其敏捷如是。因其儒学修养颇高，被诸葛亮之后执政的蒋琬“徙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后为太子师，为皇家教育后代，传授为君做人之道。《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出自其门下，称其为硕儒，可见谯周的造诣之高，冠盖蜀汉。

中国进入封建地主制社会以后，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成为了主流趋向，两汉四百年的统治，使民族兴旺，百业发展。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地方豪强割剥百姓，政府公信力严重缺失，导致社会剧烈动荡。灵帝末年，黄巾农民大起义，风起云涌，席卷中国，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豪强割据势力。董卓入京，滥杀无辜，淫乱宫廷，又引起军阀混战，哀鸿遍野，生灵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的惨状。这是华夏民族进入文明时代最残酷的一幕。

在军阀混战后期，形成了曹操、孙权、刘备三足鼎立的态势，他们都想一统河山，施政中国。可以说这是军阀混战的延续。其中曹、刘是对抗的主体，是决定民族命运前程的生力军，然曹、刘的势能差异很大，曹强刘弱。曹、刘博弈，各据优势。在军阀混战之初，曹操凭借机谋和才能迅速夺取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优势，这是其他军阀无可比拟的。曹操的雄才大略，机权干谋如史书所述：“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故而他能以弱胜强，打败了在中原角逐的大小军阀，逐渐统一了北方。

刘备

刘备崛起于草野，虽说与皇家沾亲，但时隔久远，家道败落，自己也沦落为贫民，在军阀混战时，虽然也拉起了一支队伍，但不可与州郡豪强势力相抗衡。中原角逐，屡屡失利。于是逃出中原，挂靠刘表，图谋发展。期间，他访贤纳士，“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又在徐庶的荐举下，三访隐卧于隆中的高贤诸葛亮。诸葛亮站在了巨人的肩上给刘备分析了天下大势，指出了奋斗方向和光明前景，让其夺取荆、益，建立政权，待时机成熟后，再谋一统。诸葛亮也应邀出山，“遂许先帝以驱驰”，使刘备集团转危为安，又助其建立起了地跨荆、益的政府。这对刘备来讲，申大义有了基础和希望。

然而，刘备取下汉中后，在地跨荆、益的大好形势下，关羽却发动了襄阳战役及战役的无节制而丢失了荆州，使蜀汉政权日益发达的事业遭受重创，地盘和军国力量极大地萎缩了。后来，刘备为复关羽之耻，企图夺回荆州，又在夷陵覆军，自己也忧病而崩殂于白帝城。这样一来，蜀汉仅剩益州之地。与刘备创建政权的第一代人，老的老，死的死，蜀汉军政势力极大地衰减了。肩负振兴蜀汉事业的诸葛亮为了实现先帝遗志，也为了实践自己的管、乐之志而从汉中发动了六次伐魏战争，未有尺寸土地的扩展，空耗国力，后病逝于北伐前线岐山五丈原。

后主刘禅不晓世艰，信任阉宦，声色狗马，有误政理。作为刘禅身边的太子家令谯周，忧思国政之垂危，针对这种情况，上疏劝谏，直言利害。从西汉王莽乱政谈起，光武奋起拼搏，纳谏从善，再次振兴了大汉王朝。而光武帝之所以能重振大汉，不仅能够纳谏，而且身体力行，“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遵法度”，使之招徕仁人志士，以弱为强。又表扬刘禅能够尽孝道，尊先帝，尊重人才，使用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同时指出，现在国小财弱，作为皇帝要给臣下作出榜样，“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原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这个谏书，既直言，又委婉；既有远譬，又结合实际；既批评其过错，又表扬其优长。

诸葛亮去世后，费 、蒋琬虽欲承其志，却墨守成规，未有大为。至姜维握重权后，时时大举征伐曹魏。在与曹魏的战争中互有胜负，而蜀是小国，对于这样的消耗战，人、财、物力都是难以为继的。这种情况，许多忧国之士都是有所看法的。诸葛亮北伐曹魏，蜀中许多大臣和地方官员都不支持，何况现今，“军旅数出，百姓瘁”，不应是穷兵黩武的时代，而应以养民、育民为主。

针对蜀汉当时的国情，谯周写了一篇《仇国论》。其论以设问设答的形式解析了当今蜀汉与曹魏的形势，针贬时弊，恰如其分。它以借喻的笔法，设置了两个互为仇敌的国家，一个叫“因馀之国”，一个叫“肇建之国”，假设的这两个国家很直白，喻指非常浅近。“因馀之国”喻蜀汉，为小国；“肇建之国”指曹魏，国大势强。“因”是原由，“馀”谐音“余”，是“我”的意思，“肇建之国”就是“创新的国家”，而小国则有一“高贤卿”和“伏愚子”，文章通过两人的对话来探讨小国如何能够以弱为强、抗衡大国的方法。“高贤卿”喻指蜀汉上层的智者，“伏愚子”则是作者的化身，从名字上看，是贤者问，愚者答，这就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

三国形势图

《仇国论》代表了蜀汉内部截然不同的两种治国理念，就是修文德来富国强民或是以武力来打败强国，这种治国理念方面的差异涉及到国家安危问题和基本国策问题。《仇国论》从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论证小易大，弱克强；从时代背景和现实处境来探讨弱国应该采用什么方略来应对现实的问题。文章的观点很实际，也很有高度。

在《仇国论》中，高贤卿设了两问，伏愚子作了两答。第一问，弱国用什么方法能够以弱胜强？伏愚子用以修德养民给予答复，并举周文王、勾践之作为以证之。高贤卿又设问，那么秦末楚汉之争为什么是以武力而统一天下的呢？伏愚子认为，在不同的形势下应采取不同的策略才能以弱为强，用文用武应有时，若在商、周秩序稳定之际，汉高祖提六尺剑又能有什么作为呢？那么在秦苛暴役民，天下土崩，“豪强并争，虎裂狼分”之时，“疾博者获多，迟后者见吞”。现在所处的时势不是高祖时代，而与战国分裂割势形势相像，“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由舟揖而济盟津者，我愚子也，实所不及。”

实际上，在刘备驾崩时，就把基本国策定在了这个层面上。刘备奋斗的目标是恢复汉王朝社稷，而在其临终时，仅有益州之地，一统天下的希望在哪里呢? 他很明白，“保其岩阻”，以德治国，把现有的国家治理好，并做了临终嘱托。一方面突击提拔李严为尚书令，并将国政交由诸葛亮和李严，把政务事宜全权委托诸葛亮，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李严，并让李严暂守吴、蜀界; 另一方面，就是皇权的传接，给刘禅的遗诏说：“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临终时，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从刘备遗诏中没有看出积极进取的意向，而在遗诏中谈了执政理念的问题，那就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诸葛亮

诸葛亮当政后，则把刘备的遗托进行了改易，采取了积极进攻的路线，六出伐魏，使蜀汉国穷民疲。当时就有许多不配合诸葛亮伐魏的情况：“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另外，与诸葛亮同受遗托的李严，更是不支持诸葛亮的北伐战争，多所为难，后被诸葛亮弹赅，废徙为民。费 、蒋琬主政时，虽未有大的攻伐效果，但使蜀汉国力有所恢复，而承继诸葛亮遗志的姜维却雄心勃勃，屡犯中原，与肇建之国消费国力，这就引起朝廷争议。是征伐进取，还是闭关息民，两种思维展开斗争，而一直延续的征伐，虽然使军队的战斗力没有大的削减，意志高亢，但耗费的国力、民力、财力却是巨大的，故而谯周先生与当时的权臣之一陈祗多次分析后，写了该文。

该文的结论是用商汤王、周武王所采取的息养民力而审时度势来批评穷兵黩武：“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诚可谓爱国忧君，用心良苦。

蜀汉或称季汉，它延续了一段汉制政权。蜀汉政权的兴起是三国鼎立的动因，而它的衰亡又是西晋一统的成因。

蜀汉政权的兴起是汉末动乱造成的，军阀混战的结果是三国鼎立，鼎立而后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曹操、孙权、刘备都有统一的意志，而孙、刘的实力却与曹操相差悬殊，虽然在某些局部战争场合下，孙、刘能够战胜曹魏，但却不能使之衰亡。一个政权的兴衰，要参考其综合实力。从政治、经济、地盘、人众及资源来看，曹魏占有绝对优势。三国鼎立的主要对抗方面是曹魏与刘蜀。刘备驾崩时，蜀汉仅有一州之地，诸葛亮秉政后，期望实现管、乐之志，进行了奋力拼搏，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结局，再次证明了蜀汉欲一统河山的愿望存在着极大的幻想性。

刘备取下汉中，其事业达到了巅峰，当关羽丧失荆州后，刘蜀政权渐趋衰落，经诸葛亮六次北伐的损耗，蜀汉已是国穷民疲。姜维掌握兵权，又连年大举伐魏，而导致财力枯竭，又加之蜀汉上层政见分歧，最后连姜维都不敢回成都，这样的政府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这样的政权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政治的衰退，经济凋敝，军事行为没有突破。被兼并、被统一的格局已经形成，虽在最后时刻，仍有顽强拼搏的条件，但有什么理由抗争呢？蜀汉中央政府可以寄寓他国，也可以退守南中，蜀汉军队仍有很强的战斗力，如剑门关守备使钟会无法前行，且欲退军。但如若硬抗，除了给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外，又有什么好处可言呢？

当刘备取蜀进围成都之时，“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可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刘璋如果不降，便会导致更大灾难，于己于民都是罪孽。时蜀汉的处境与刘璋当年何其相似。景元四年（263年），邓艾一路偷渡阴平成功，又破诸葛瞻于绵竹，直入成都平原，面对这种局势，蜀汉中央高官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寄寓于吴，再作图谋；一种是退守南中地区，以保朝廷不亡。这在谯周看来，皆不可行。而谯周有什么好主意呢？谯周以为若用上述两种意见则不如投降。此论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反对意见，一片哗然，难诘之辞汹汹而出。

谯周

谯周之论有无道理，能否成立，来梳理一下。一是寓吴。谯周以为，“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这振振有词，辞理渊通之论，首先征服了朝中“寓吴”派，使他们哑口无言。这“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的论断，谁能驳斥得了呢？这条路被封死了，也就是说，提出“寓吴”的大臣们被征服了，不得不放弃寓吴的观点。

一是退守南中。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南中七郡是蜀汉的领地，又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不但偏僻，而且地理条件恶劣，民俗殊异。谯周以没有提前设置预案为由，又以“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是说在执行过程中就会发生变故，而导致达不到入南的目的，暂时搪塞了这部分大臣们的口舌。但接下来，坚持入南者不能不找出多种理由进谏后主入南，于是在后主犹豫未决之际，谯周上疏，详叙入南之弊：“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偪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一也。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其四，用光武帝当年若不用邳彤之言而能成气候来劝喻当朝不用金玉良言而能保守江山，那可能就是一种呓说，祸乱及而悔无时了。由此四因，可推出：“若遂适南，势穷乃服，其祸必 深。”不若“早为之图，可获爵土”。后又补举禅让与投降的先例来开导后主，终使后主下定决心而抬榇束缚诣降邓艾。

史书说：“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看一下刘蜀政权衰、亡的过程，何似刘璋益州政权的归宿，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法正曾劝刘璋降刘备，与谯周劝刘禅投降曹魏，都是存在客观条件的。何则，时势使然。

晋孙绰以为谯周劝降，刘主求存，是奇耻大辱，愧对先主。孙盛则更用当时蜀汉的地利人和条件分析了蜀汉能够有所转机而复国，即便不能，也不受辱失节，并感慨曰：“禅既暗主，周实驽臣。”“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且以事势言之，理有未尽。禅既闇主，周实驽臣，方之申包、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而对谯周劝降抨击最激烈者莫过于明末清初之大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他在《读通鉴论》中痛批谯周劝降误国，是罪大恶极之人，认为其与陈祗、黄皓等沆瀣一气，不配作人臣，处以极刑都不过分：“国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为异说以解散人心，而后终之以降，处心积虑，唯恐刘宗之不灭，憯矣哉！读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周塞目箝口，未闻一谠言之献，徒过责姜维，以饵愚民、媚阉宦，为司马昭先驱以下蜀，国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禄；非取悦于民也，取悦于魏也，周之罪通于天矣。服上刑者唯周，而冯道末减矣。”

不能说这些评价全都错误，只是他们的立场、观点、角度与思想方法的不同，有时也与现实有所结合，比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也曾批评谯周，在《筹笔驿》诗中这样说：“一等人间管城子，不堪谯叟作降笺”。这是结合南宋朝廷投降外族迸发的感慨和联想。任何情况下的投降总是伴随着屈辱，总是在一种窘困尴尬的局面下的无奈之举，很难说是光荣的。比如关羽降曹，法正投刘备，李严三投四靠，许靖逾城，皆被诟病。但识时务者为俊杰，仍能为这些投降行为进行辩解的。

谯周

若果认真研读《三国志・谯周传》，则会产生与上述一些史家观点截然不同的看法。首先应理解谯周是在什么场合下劝降的。“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这就是说，这是一次蜀汉高层会议，是很民主的，而且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一次抉择，大臣们虽然都在发表看法，但都没有充足的理由拿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尤其是寄存东吴的说法被谯周驳得体无完肤。最后“众人无以易周之理”而形成了决议，其决议案由正起草。其二，应当全面了解谯周的传略，看其是否苟且偷生，或有媚上欺下的行为，从人品的角度来认识他。谯周是以学问仕进的，在诸葛亮当政时任其为“劝学从事”，蒋琬掌权时，让他“总州之学者”“后主立太子，以周为仆，转家令”也就是在皇帝身边做事了。能够经常接近皇帝，可以进谗言，可以进忠谏。“时后主颇出游观，增广声乐。”谯周上疏，直言利害，建议“夫忧责在身者，不尽乐，先帝之志，尝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再从著《仇国论》一文看，谯周是非常爱国的，言之凿凿，喻指浅近，并非故弄玄虚。忧国恤民之论，切当实际，谈古论今，不避权贵，无媚俗之容。“后迁光禄大夫，位亚九列。周虽不与政事，以儒行见礼，时访大议，辄据经以对，而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从这些记载看，谯周的人品、学问在当时是被赞美的。其三，他劝降是为了个人谋利，还是仁义之举？国亡主辱，这本是很痛苦的事，而时势所迫，又不得不这么做，当时后主信任黄皓，“不作城守调度”，以至于大敌当前，慌惧而无主张。姜维又率蜀军主力抵御另一路入侵大军钟会，无分身之术，如若顽抗，势必要被殄灭，如若逃亡，不如谯周分析的那样。如若投降，群臣又难诘谯周说：“今艾以不远，恐不受降，如之何？”谯周以为没有不受降的道理。那么，受降既符合古义，也符合用兵法则。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陈寿在为其作传时赞曰：“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晋司马氏“以周有全国之功”给他加官进爵，“周乃自陈无功而封，求还爵土。”晋征召谯周入京做官，谯周至汉中不行，充满国亡主辱的惆怅、眷恋故土的情思，出汉中则为异国他乡，如女嫁远方而恋父母。“晋室践阼，累下诏所在发遣周”，不得已，谯周背着被辱骂的名声，带病离开了故土。第四，从客观上讲，谯周为大一统作出了贡献。“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中国进入封建地主制社会以来的规律，无论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统一的中华大地能够使民族更好地繁荣进步，分裂只是特定时期出现的局面。三国纷争，终须一统，但由谁来一统，这就要比实力，蜀汉的衰颓不能抵御曹魏的入侵，与其拼死抵抗，殃及百姓，不若促进大一统进程的步伐。虽然劝降使一个王朝覆灭了，而从大义上讲，从对统一进程上看，谯周是功不可没的。

季汉，欲复旧；欲使垂亡的东汉政府再度振兴。从刘备、诸葛亮的观念看，是想恢复四百年前的西汉统治时的繁荣昌盛，而事与愿违。西汉、东汉至晋，是发展了一统局面，汉承秦制，而汉并非秦；魏承汉制，却不是汉；晋虽脱胎于魏，而与魏有别，历史前行的步伐不容阻止。虽然，刘备的作为被历史所肯定，虽然蜀汉国的治理比较清明，但政治、经济、时势、观念并不适应西汉、东汉再现于当今。只有与时俱进，顺应潮流，才能符合历史趋向。谯周劝降，使蜀汉政权归于大势，使其结局符合时势，使其君主有所归宿，使其人民免遭劫难，可谓功垂季汉，可谓勋绩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