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光长河中，观念变迁如波澜画卷。

1966年《时代》杂志将同性恋视为性能力滥用、可悲的逃避，甚至是有害疾病；而美国前总统拜登表态支持同性婚姻，巨大转变令人深思。

回忆往昔，一个六岁男孩子在玩具店坚定选择粉色气球，尽管妈妈劝说其更喜欢蓝色。如今孩子喜欢蓝色，却仍是同性恋，这体现出妈妈影响的局限性。

小时候，妈妈说对孩子的爱独一无二，那时孩子觉得美好；青春期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无法拥有传统家庭，妈妈再提此话，孩子便会焦虑。出柜后，孩子对此愤怒，直言让妈妈别再说。

20多年前，《纽约时报杂志》编辑安排孩子写关于聋人文化的文章，这让孩子惊讶，因为此前他认为失聪只是疾病，聋人可怜。但深入聋人世界后，一切改变。孩子去聋人俱乐部、观看表演和朗诵，参加美国聋人小姐选美比赛，逐渐相信失聪是一种文化。

聋人说 “我们不缺听力，我们属于一种文化”，虽非孩子自身文化，他也不急于加入，但认可其价值，如同其他文化一样重要合理。

孩子的朋友迎来侏儒女儿，面临如何对待孩子的难题：是告诉孩子 “和其他人一样，只是矮一点”，还是构建侏儒身份，参与相关活动。这让孩子联想到，多数聋儿父母听力正常，常试图治愈孩子；多数同性恋者父母是异性恋，希望孩子在主流世界生活，而他们需探寻自身身份。这就是身份认同问题。

孩子由此产生独特的身份想法：身份分垂直和水平两种。垂直身份由父母传承，如种族、国籍、语言、宗教，虽有困扰但没人试图 “治愈”；水平身份需从同龄群体学习，人们却总试图 “治愈”。拥有这些身份的人，需经历自我、家庭、社会三个层面的接纳，且这三者常不同步。

孩子认识的侏儒克林顿・布朗，出生时被诊断患严重残疾，父母被告知他诸多不能，甚至有人建议放弃。但母亲坚持，为他找到最好医生治疗，克林顿童年经历30次大手术，最终能走路，还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母亲说自己只是爱他，克林顿身上一直有闪光点。

20世纪60年代，某生物伦理学家曾称唐氏综合征患者不是完整意义的人，送他们走无需愧疚。如今，我们对同性恋者态度转变巨大，却常忘记曾经对残疾人不人道的看法及之后的转变。

孩子采访的汤姆和凯伦・罗巴兹夫妇，孩子被诊断唐氏综合征后，他们创办教育中心，唐氏综合征患者预期寿命增加，生活也更多样。被问是否后悔，父亲为儿子艰难生活后悔，但认为失去他们是损失；母亲希望治愈儿子让其轻松，同时认为这段经历让自己更好。

我们处于社会接纳度提高、消除特殊情况能力也前所未有的时期。如失聪婴儿接受人工耳蜗植入、侏儒症药物试验、唐氏综合征更易检测。但社会与医学进步若无法相互理解，便是悲剧。

我们要思考对 “治愈” 的看法。自闭症活动家吉姆・辛克莱指出，父母希望孩子没有自闭症，其实是希望孩子不同。孩子采访过哥伦拜恩高中枪击案凶手迪伦・克莱博尔德的家人，他们从希望孩子未出生，到无法想象没有孩子的生活，许多有问题孩子的家庭都从养育中找到意义。

孩子由此想到，所有父母都爱有缺点的孩子，即使面对可能更好的选择，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差异及对差异的协商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孩子也因此决定要孩子，他研究的是即使状况糟糕，爱仍能深沉。

孩子想起一位残疾孩子去世后母亲的话，感慨只要有意愿，任何人都能爱上任何孩子。孩子自己的家庭结构特殊，虽有人质疑，但孩子认为需要情感和家庭的多样性。孩子儿子出生第二天，儿科医生曾怀疑孩子有问题，孩子虽痛苦，但明白若孩子有问题，那将成为彼此的身份。好在最终检查正常。

此时，孩子想起妈妈说的爱，觉得从将父亲身份与爱联系起来起，就已接受自己。此刻孩子意识到自己也准备登上他们的 “船”。孩子对同性恋的看法早已改变，将其视为与其他文化身份类似的存在，认可其身份认同，理解其接纳困境，相信爱能跨越差异，如同在其他特殊身份群体中一样，让人们接纳真实的自我与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