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时分
编辑/时分
这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资源，许多不同种类的资本主义项目和企业都可以利用它，以鼓励将帮助他们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主体性的表现。
因此，对于左派或自由主义的社会和政治项目来说，它并不是一个毫无问题的替代价值和良好感觉的来源。但它也不仅仅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即如果所有人都弃权就会更好。
正如约瑟夫写过的那样，只有一两次，这种“补充”或“幽灵”的真正名称是“共产主义”。
一种在劳动分工规定的地方创造超越劳动分工的生活 的潜力。
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最丰富地为约瑟夫的批判提供信息的个人经历，是在旧金山一家非盈利剧院当志愿者的经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偶然的。
但这是一个愉快的意外，尤其是对目前的项目来说，剧院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劳动分工不仅在那里可见，而且，从字面上说，在演出中夜接夜，就在人们去寻找非常不同的东西的地方。
正是在这种明显的矛盾中，打开了最紧密的空间，因此共产主义的潜力剧院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你能在这里成功，你就能在任何地方成功。
其他人也试图在美学实践中找到这种潜力。
例如 jean - luc 南希，他认为写作对共产主义建立在工作，在课堂上身份和预计的胜利有很大帮助，因此也被称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历史的主题。
有人提出了文学共产主义。乍一看，这似乎是一种玩笑，呼应了 “香槟社会主义”，并暗示问题中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一种 奢侈的姿态，但这主要是由资产阶级 élite 的成员们放纵形成的，
他们喜欢美酒和好书。的确，这个想法容易受到这样的嘲笑，这或许正是其含义的一部 分。在共产主义中，社区可能是一个项目的目标，可以说是工作的工作， 成员或参与者融合在一个有机的或有组织的联盟中，南希将其称之为“内在性” 的状态。
南希提出了暴露的清晰表达的脆弱命题。一个人不寻求与他人的交流，而是将自己开放给与他人相遇的经验，同时标志着一个人的自我的极限，以及一个人的自我。
尽管如此，但依旧在开始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一种认识中，一个人的自我，作为这样的自我，不是由它的完整性和个性构成的，而恰恰是由它与他人的关系的外观构成的。
这种关系南希在后来的文本中称之为“竞争”。因此，基于这种自我关系概念的“共产主义”的“文学”维度，可以在这样一种思想中找到。
文字标记了事物之间的空间，更是利害攸关的共同体的表达。
“表达”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写作”，也就是对一种意义的铭刻。这种意义的超越或存在是无 限期地、在构成上延迟的，这种构成上的延迟就是南希反对的“不工作”。
即对寻求实现共同体的 “作品”的“不工作”。他提出“文学公社主义”概念的出版物的标题就是由此而来，除此之外，南希还概述了一种由工作推动的目的论。
这一论点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共产主义和共同体的政治和哲学概念。他在里面写道：
没有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反对，又或者说是“共产主义”的反对，这个词不应该存在于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严格地局限于政治上的参照，这些参照尚未或仍未深刻地屈从于人类共同体的目标。
也就是说，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要在本质上把自身的本质作为他们的工作生产出来， 并进一步把这种本质作为共同体生产出来。
人对人的绝对内在性， 即人道主义。
共同体对共同体的绝对内在性，即共产主。
一切固执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对立共产主义和反对一切左派和极左派的模式，以及 反对一切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模式，不管它们的优点和长处如何，都在我试图解释共产主义的潜力，如何在戏剧这种特别的“文学”空间中表现出来的过程中。
更具体地说，我们应该把这种潜力与对工作的抵制联系起来。这一点无关人类的兴趣。
南希所阐述的内容，同时表明了非工作和工作的价值。当然，还有非工作对社会的价值。我认为，拥有这种潜力的剧院，首先是将一个以某种方式受到质疑的工作的剧院拿出来。
在这样的剧院里， 工作和休闲之间的互补关系不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是不加思考 的专业人士，还是有条件的业余娱乐爱好。
它将是一个永远有某种距离的剧院，在这其中参与者总是彼此分离，而不是在一个已实现的 事件社区中彼此融合。
它也可能直接是一个剧院，在这个剧院里，这种距离不仅是一种当前的空间分离，也是一种时间的连接。在这个剧院里，有来自其他时间的人、事和情感的出现，使当前的明显存在变得复杂。
那么在南希之后，一种“戏剧式”的共产主义就被提出。
这里可能涉及来自过去和未来的人物的潜在“竞争”。 甚至在南希明确提出“文学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之前，他和他的合著者菲利普·拉古-拉巴尔(Philippe Lacoue-Labarthe)对浪漫主义，特别是对耶拿浪漫主义者的生活和工作所采取的方法中，就可以发现它的一 个历史出发点。
这是一群在 18 世纪末聚集在耶拿大学城的作家奥古斯特·威廉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卡洛琳·施莱格尔-谢林、多 萝西娅·门德尔松-维特、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路德维希·提克、 诺瓦利斯和弗里德里希·谢林。
在 1798 年到 1800 年之间，他们的活动围绕着出版一本名为《雅典娜》的期刊展开，其中主要阐述了他们与雅典的关系，书中内容更是公开表明了这一点，包括他们在内的一些人。
假如想象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继雅典之后”的。拉古-拉巴尔和南希将这个圈子描述为“一种细胞。
如果不是完全秘密的边缘，就像一个组织的核心，注定要发展成一个网络，充当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典范，这也是一种“社区的形式”。
或者说这是一种“秘密社会”，又或者是历史上第一个 前卫团体。拉古-拉巴尔和南希认为，这种协会的出现是对德国 “三重危机”的回应。
许多资产阶级内部某一分子面临不同的社会危机， 他们有文化领导的抱负，但不再能够在教堂或大学中找到稳定的工作，也无法行使这种领导。
由法国大革命的希望和威胁带来的政治危机，以及由康德的批判哲学引发的哲学危机。耶拿“细胞”认为他们的文学计划不仅是对文学危机的回应，而且是对他们所发现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激进否定的 “特权表达点”。
在文学中，共同生活是一种对这种生活进行批判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对作家的一种全新社会的抱负的表达。也因此是为了一个不同的社会。
拉库-拉巴尔和南希发现，这种雄心壮志在曼-德尔索恩-维特的声明中得到了特别精确的表达。既然把浪漫主义诗歌引入生活是完全违背资产阶级秩序，更是绝对禁止的，那么就让生活被引入浪漫主义诗歌。
任何力量和教育机构都无法阻止这一点。在这种呼唤中，浪漫主义似乎是当前一种集体生活模式的实现，这种生活模式与法律、教育，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中的工作中心地位，都是作为一种“共产主义”之间的抗衡。
正如它对 Löwy 和 Sayre 所做的那样，浪漫主义本身在历史上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出现的，因此是共产主义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情感和智力资源。
最近，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介绍《第三文本》的特刊《艺 术、实践和未来的社区》(Art, Praxis and the Community to coming)时， 写到共产主义作为一种“飞地”实践的类似概念的当代表现形式。
罗伯茨注意到艺术理论和实践的左倾转变，这与“艺术生产本身的专业边界日益民主的消解”有关，并提出由南希、阿兰·巴迪乌和安东尼奥·内格里等哲学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共产主义”促成了当今救世主或乌托邦共产主义思想的复兴。
这种复兴有忧郁的一面，因为它的许多思想的形成恰恰是对共产主义的失落感和挫败感的反应南希在《无效社区》中阐明了这一点。正如罗伯茨所写的一般现象，以及它在艺术实践中定位的倾向。
在政治退却或“封闭”的条件下，共产主义想象的功能是保持平等主义、平等和自由交流的理想视野的开放。而艺术被判断为是这种“持有操作”最能发生的主要空间之一。耶拿也有一些东西表明，它可能参与了一种类似的忧郁，仿佛以把生命带入浪漫主义诗歌为基础的“细胞”，在认识到秩序已经在所谓的现实世界中击败了它之后，已经形成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