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期间，有20万中国妇女遭受暴行。
其中有一位名叫万爱花的老人，于1992年远赴东京，参加了首次国际听证会，向国际社会控诉日军恶行！
直至老人两度病危，日方始终拒绝承认罪行，万爱花两度扛过死亡的考验，只为等到日本政府一句道歉。
这是一段怎样的黑暗岁月？日本政府的无耻程度令人发指！
一：万爱花的前半生
万爱花是侵华战争期间，数十万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女性的缩影，她也是个苦命人。
万爱花生于1930年，原籍内蒙古，4岁被抽大烟的父亲卖给人贩子，又被人贩子卖到山西阳泉盂县羊泉村，做了李姓人家的童养媳。
1937年，日军发起全面侵华时，万爱花才7岁。
1937年12月16日，日军109师135联队占领盂县，对盂县百姓，共146个村庄实施“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县城一夕之间尸横遍野。
丧心病狂的日军还在盂县多个村庄设立慰安所，被关进这里的慰安妇有从日本，朝鲜运来的，有从东北抓来的，其中最普遍的是从盂县当地抢来的。
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恶行，侥幸存活的万爱花加入了抗日儿童团。
1943年，年仅13岁的万爱花已是共产党员，任村妇女救助会主任，积极参与农村抗日工作。
1943年6月7日，日军对羊泉村发起扫荡，年幼的万爱花被日军掳去，关进慰安所，强征为慰安妇，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虐待。
期间，因叛徒告密，万爱花的党员身份暴露，日军对她进行了更残酷的严刑拷打，试图逼问出羊泉村共产党员的名单。
白天，她被吊在树上鞭打，夜晚，又被关进慰安所遭受折磨，但是，万爱花宁死不屈，不曾向日军吐露半个字。
就这样，在饱受整整20天的折磨后，万爱花趁日军看守薄弱之际，从窑洞内部掏出一个洞，终于逃出生天！
在丈夫的照料下，遍体鳞伤的万爱花养好了身体，谁料！8月的一天，万爱花再遇扫荡的日军，她又被抓进暗无天日的慰安所，重复那地狱般的生活。
此次受难历时一个月，一个月后，趁日军外出发动扫荡的空隙，万爱花再次出逃。等回到家时，丈夫已病重不起，水米不进。
万爱花拖着残破的身体，在村民的帮扶下，照顾着丈夫，过了小半年平静的日子。
1944年1月28日，日军再次包围羊泉村，这是万爱花第三次落入虎口。
这一次的遭遇，使万爱花彻底家破人亡，并落下终身残疾。
日军在施暴的过程中，致使万爱花右耳撕裂，左耳断了一截；又对她实行老虎凳，压杠子等种种酷刑，致使万爱花的身高由1.65米缩至1.47米，身体严重变形，并丧失生育能力。
在历经整整50天的折磨后，万爱花体力不支陷入昏迷，日军眼看万爱花命不久矣，就将她随意丢弃进河里，任由自生自灭。
万爱花再次死里逃生，她被一位村民救起，等万爱花推开家门，丈夫已经气若游丝，不日便病重不治，撒手人寰。
至此，万爱花在世上再无亲人。她的身体遭受重创，需要长期卧养，只能做些针线活勉强维生。又怕遭遇日军的魔爪，身体还没恢复的她决定逃难，从盂县逃至阳曲，再到太原，过着东躲西藏的流浪生活。
此时的万爱花不过十七八岁，却再也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抗战胜利后，万爱花收养了一位4岁的孤女当作女儿。
那段非人的遭遇给万爱花的心灵带来了不可抹去的阴影。
为了避开世人的流言，万爱花隐姓埋名，多年来辗转各地，靠着给人缝补浆洗衣物，做保姆为生，靠着勤劳的双手拉扯女儿长大，母女俩相依为命。
这就是万爱花老人的前半生，是一部苦难史，也是日军侵华期间，二十万中国受害女性的缩影。
至于万爱花老人的后半生，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控诉史，她是中国内地使用法律武器控诉侵华日军暴行第一人！
这又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
二：万爱花起诉始末
就在万爱花如水滴般融入人海，生活渐渐回归正轨之际，她自己也没有想到，一个更艰巨的使命即将降临。
1982年，日本右翼势力在国际上公开发言，坚决否认侵华历史，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义愤。
盂县，这个曾经饱受日军践踏的土地，有一位名叫张双兵的小学教师因看不惯日本政府的丑恶嘴脸，决心自发对日军侵华行为搜集证据，向日本政府讨要说法！
历时十年，张双兵在盂县地区寻访了70多位当年慰安妇制度的受害女性，并帮助她们整理了关于日军暴行的资料。
1992年，张双兵将受害女性的申诉材料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交日本政府，这是我国大陆女性对日递交的第一份诉状！
不久之后，张双兵费了好大一番周折，才寻找到万爱花，询问其本人是否愿意出面指证日军罪行。
万爱花深埋心底的旧痛在一瞬间重又涌上心头，在得知日本政府歪曲历史的无耻行径后，万爱花，这位十几岁就入党的女战士，决定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和日本当局正面对峙！
征得本人同意后，张双兵为万爱花整理材料，拟成诉状，只待出庭。
1992年12月9日，万爱花在张双兵的陪同下，以中国内地第一位受害女性的身份，出席了东京首次国际听证会。
自这天起，万爱花开启了漫长艰辛的起诉之路。
1995年8月7日，“日军侵华期间中国大陆地区受害女性索赔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以万爱花为代表的16位盂县籍受害女性起诉日本政府。
1996年7月19日，万爱花携手盂县8名受害妇女再踏东京法院，坚持提出上诉。
1998年10月，万爱花及另外两名受害女性以原告，证人的身份，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长达350页的诉状，再度出现在原告席。
结果不言而喻，无论几次提起诉讼，日本法院皆以种种原因判万爱花等人败诉。
遭遇接二连三的挫败，万爱花的心情是沉痛的，但她没有放弃，并以风烛残年之躯，为其他受害国家的女性加油打气。
2000年12月6日，万爱花等3名老人来到东京，旁听了日本高等法院对菲律宾慰安妇的宣判。
菲律宾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群体用了9年时间才走上诉讼之路，结果日本法官仅花了15秒就宣判菲律宾妇女败诉。
更令万爱花气愤的是，每每在审判过程中，日本政府的委托律师对受害女性的案情毫不关心，在席间昏昏欲睡，窃窃私语。
而每当日本法官宣布日方胜诉，受害方败诉时，所有在场旁听的日本人都会发出欢呼，然后说说笑笑地散场。
徒留菲律宾女性默默垂泪，不停地喃喃自语：“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受害者吗？”
万爱花坐在旁听席，亲眼目睹了菲律宾妇女失落的模样，她们的精神受到了重创，甚至没能出席后续的记者招待会。
只有万爱花强打精神，接受了记者15分钟的提问式采访。她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伸张正义的机会，一遍遍在镜头前控诉日军的暴行。
采访结束后，万爱花和同行的3位受害女性参加了抗议游行。
就在两天后，也就是12月8日到12日，一个以审判日本在二战期间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民间机构在日本东京开庭。
别小看这只是个民间机构，但它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容小觑。8个国家共计70余名受害女性，以及1000余人的陪同代表皆出席此审判。
这一天，日本东京听证会会场内外，云集了2000多人。
万爱花当着千余人的面，在听证会上又一次揭开伤疤，控诉着日军半个世纪前的暴行。
她表示，中国受害妇女不会放弃，会坚持上诉，直到日本政府认罪并道歉！
由于年事已高，万爱花在指控过程中情绪透支，几度昏厥。
然而，任万爱花个人乃至全世界受害女性结成联盟，对日本政府发出有凭有据的血泪控诉，日本政府都能视而不见，无耻程度令人发指！
万爱花最终等到道歉了吗？
三：无法实现的遗愿
2001年5月30日，东京政府驳回盂县战争受害女性上诉，理由是：个人无权起诉政府，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以同样的理由，即“个人不能起诉政府”，再次驳回万爱花等盂县受害妇女的上诉。
而万爱花轰轰烈烈的起诉壮举，自然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关注。
就在万爱花来回奔走于中日两地的期间，2000年3月30日，“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教育国际教育中心举行。
万爱花以及上海两名受害女性出席了此次会议。她们在会上向中国人民控诉着当年的日军作恶的禽兽行径，与会者听完，无不泪水盈眶。
自这场会议结束后，慰安妇问题再次在民间激起强烈反响。
越来越的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奔赴盂县，帮助慰安妇制度受害女性群体走上维权之路。
2004年4月3日，出于对日诉讼语言沟通需要，由太原党史研究室邀请6位日本律师，教授，学生组成的调查团来到盂县，对当年日军侵华暴行展开调查取证。
4月2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组来到盂县羊泉村，拍摄专题片《羊泉村的记忆》，以羊泉村妇女的血泪史驳斥日本右翼的狡辩。
《羊泉村的记忆》的记忆一经播出，迅速引发了外媒的关注。
英国图腾制片公司等西方媒体先后来到盂县进行走访，日军犯下的罪行终于被国际社会看见。
可惜，任凭中外媒体列出条条罪证，任凭世界范围内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裸露刻在身体的伤疤，日本政府对侵华罪行始终矢口否认。
这场自90年代起的控诉之路，期间持续20年，还是没能等来公正的判决。
2012年6月，万爱花老人病重入院，已经不能离开病房，病床前摆放着一台小彩电，播放着老人最爱看的抗日题材电视剧。
住院期间，万爱花两次病危，医院先后下过两次病危通知书，但万爱花老人都奇迹般地扛住了死亡的考验。
据主治医生闫医生说：“老人的求生欲很强，积极配合治疗，她总说还有心愿未完成，一定要听到日本人道歉！”说罢，闫医生红了眼眶。
万爱花精神好的时候，常常拉着养女的手聊聊天，她嘱咐养女：
“日本人就是想把我们全都熬死，这样就没有证人了，我偏要活下去，我活一天，就要把官司打到底，我要让日本人道歉！我死了，你要帮我继续把官司打到底！”
令人惋惜的是，就在一年后，也就是2013年9月4日，万爱花老人再度陷入病危，被宣布医治无效，含恨离世。
她至死都没能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
但是她的养女，以及我们“子子孙孙无穷尽矣”的中国人民一定不会让日本的奸计得逞，我们会牢记历史，督促日本正视历史，天理昭彰不可欺！
参考资料：
《盂县“慰安妇”起诉日军暴行的前前后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