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喜今朝社会主义春光好 忆过去剥削阶级罪恶多

一，当赌棍抽头聚赌 抢烟帮血手起家

二，上昆明招兵买马 回戛洒坐地分肥

三，收地租指山为界 缴烟课看苗勒索

四，抓大米一家独卖 放青苗十倍还息

五，垄断食盐农民受害 抓卖壮丁独子遭殃

六，办布厂剥削妇幼 开铁矿压榨劳工

七，买军火收捐派款 造半开以铜代银

八，刮地皮赶街纳税 吸血汗过路收钱

九，打家奴流血四十里 修房子折磨五千丁

十，私设公堂草菅人命 奸淫妇女枪杀马童

十一，子杀父害人谋产 姪逼姑吃药发疯

十二，夺田产活人嫁死婿 保家财真女换假儿

十三，心狠手辣李丕臣丧命 明争暗斗唐家仁低头

十四，讲鬼话造谣惑众 办中学收买人心

十五，富人奢华穷人泪 一家欢乐千家愁

十六，天翻地覆人民大革命 山穷水尽李狗又投机

十七，隔江顽抗坚决反共 快邮代电争取外援

十八，众寡悬殊我军受创 三路包围李狗假降

十九，勾结特务贼心不死 发动叛乱梦想复辟

二十，扫除狼窝解放耀南 枪决恶霸大快人心

后语：站稳立场把革命进行到底 鼓足干劲让东风吹遍全球

前言：喜今朝社会主义春光好 忆过去剥削阶级罪恶多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看，我们伟大的祖国朝气蓬勃、气象万新，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和睦共处。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工人不再受资本家的剥削，农民不再受地主阶级的压迫，柴米油盐不用担心涨价，穿衣盖被不愁没钱购买。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改善了，交通出行方便了，穷乡僻壤建起了工厂，干旱少雨的地方修建了水库，沙漠现绿洲，草原变粮田，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建国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人民当家做主，安居乐业。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将来还要建成共产主义，并且要帮助全球人民共同走向共产主义。今天的这一切，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领袖毛主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打倒了蒋家王朝而得来的。不经风雨哪能见彩虹，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体农民实现互助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族的结果，是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革命运动的结果。“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毛主席”，此时此刻，作为一个中国人无不从内心深处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没有旧社会的苦，就品不出新社会的甜。现在，有的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根本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得来的。为此，我们就来讲讲解放前旧社会的黑暗生活，反动阶级是如何残酷压榨工人和剥削农民的。解放以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是维护封建地主及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对外献媚取宠，卖国求荣；对内血腥统治，暗无天日，把一个旧中国搞得山穷水尽，民不聊生。常言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旧社会，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地主压迫剥削农民被认为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情。今天，我们就讲讲曾发生在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的一个恶霸地主的真实罪恶。

此人名叫李有富，字润之（1886—1951），出生于一个世袭土司（云骑尉）家庭，家住红河上游哀牢山上的戛洒东关岭。李润之从小不务正业，但却从其父亲李国宝身上学到了各种各样欺骗剥削农民的手段。他当过赌徒，做过土匪，卖过大烟，带过军队，收过地租，开过矿厂，办过学校，且干一行，霸一行，损人利己，无恶不作。乡人当面喊他“三老爹”，背后称其“李老狗”。滇南一带被他压迫剥削过的十多个县的老一辈人，提起他来仍愤愤不平，认为他死有余辜。李老狗究竟干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一，当赌棍抽头聚赌 抢烟帮血手起家

李润之有哥弟四人，大哥李有荣，二哥李有华都当过戛洒乡（相当于现在的区）团首，四弟李有贵当过富昌乡（戛洒乡）乡长，李润之排行第三，乡人当着他的面尊称其“三少爷”、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改叫“三老爹”，背着他的面则蔑称“小赌棍”、“三老狗”。李润之家族为世袭“云骑尉”，“云骑尉”是封建时代世袭官爵的第八种，前七种分别为：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即恩骑尉。高祖李毓芳因镇压农民反清抗暴有功，被清庭诰封为“云骑尉”世职，清雍正年间，李毓芳带其子李显智参加镇压当地农民起义，清乾隆年间论功行赏，封李显智为“岩旺土把总”，其家族官封世袭已一百多年。历史上，李润之家族靠杀人起家，到他父亲李国宝这一代就剥削积累到一百多担租。李润之二十多岁时，兄弟四人分家，他分到三十多担租。因其从小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没过几年就把家财败光了，成为名符其实的“光棍”。当时有个白头贴写道：“好嫖好赌陈心坤，不文不武苏世恩，赌棍当数三少爷，刀枪出在郭传经。”白头贴上提到的其他三人均是新平的地主，我们不去说他。今天，就重点讲讲李润之赌棍的由来。

李润之老家东关岭距离河边街不远，距离戛洒街也就四十多里路。一到街天，李润之就到这两个街子上赌博，其赌品极差，输打赢要，大发横财。有一次，李润之带着十多个弟兄到河边街赌“单双宝”，起先宝官卖了三个“单宝”给他，李赢了三百多块钱；后来，宝官又卖了个六百多块的“单宝”给他，宝碗一揭，点是单的，该他赔，李润之不但不赔，反而把六百块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并迅速从腰间拔出手枪一挥说：“走，弟兄们，喝酒去！”转身准备离开，有个不识相的赌徒来拦他，被他当胸一脚，踢得仰面朝天，随即把枪一扬道：“谁敢再来，老子崩了他！”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吭声。他则带着狗腿子大摇大摆地走了。慢慢地李润之发现摆赌场是个稳赚不赔的行业，不管谁赢谁输，都有“头”可抽，有“水子”可得，不挨骂、不遭恨，且言正名顺，若在赌场里烟、酒、茶、肉招待得好，来赌博的人就会更多，“水子”也会越来越旺。说干就干，李润之立马在河边街、戛洒街分别开了两个赌场，众多赌徒的钱财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进了他的腰包。

在新社会，聚赌抽头现象已经绝迹，好多人都不知道是回什么事。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下。在万恶的旧社会，劳动人民上不起学，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不知道自身贫穷是因为受地主阶级剥削的原因。农民们年年苦来年年穷，始终寻不到摆脱贫困的路径，于是，便有人把希望寄托到赌场里。李润之的赌场又不同于其他赌场，大部分赌徒是威逼利诱来的。“十个赌徒十个输”，赌来赌去，参赌人的钱财便都流进赌场老板手里去了。表面看，参与赌博的人有输有赢，但是，赢了钱的人要交“头钱”，出“水子”给开赌场的老板，交多少“头钱”，出多少“水子”，每个赌场、赌摊的规定又不一样，一般为一百块抽五或十。聚赌抽头，其实是哀牢山上的大地主李润之剥削农民的手段之一。

徐家寨的徐开业，原来是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带着老婆孩子，种点山地，烧点木炭或为地主富农帮工度日，日子虽苦，但也勉强过得下去。有一次，徐开业在河边街卖了一头猪，得几十块钱，因为心里高兴就喝了点酒。当他路过赌场的时候，被李润之的保镖岳崇政拉去赌钱，岳崇政早已与人下好了圈套，开始让徐开业赢几块钱，引他上钩。徐开业沒有识破他们的伎俩，把毒药当作红糖，为了多赢几块钱，趁着酒兴把二十多块钱全押上了，这一次，却输了个精光。从此以后，岳崇政经常邀约徐开业来扳赌本，不服输的徐开业最后赌到身上穿的衣服都被拿去当赌注，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吃不上饭。小河边杨文亮也是在李家赌场赌得家破人亡。杨文亮家里有几匹骡子，平时就靠赶骡子做点小买卖，妻子儿女一家人生活过得还不错。可是，自从他进入李家赌场以后，把几匹骡子和做买卖的本钱全输光了，后来，因为还不了债，自己去卖兵，身死异乡，弄得妻子儿女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在李润之的赌场里，像徐开业、杨文亮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李家自从开了两个赌场后，从赌徒身上得到了不少不义之财，按理讲，应该满足了吧？不，李润之其人钱越多，心越狠。他看到在河边街、戛洒街除他的赌场外，还有赵天佑等几人开的赌场、赌摊，这些人抢走他不少“水子”，于是，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一个街天，李润之把开赌场、赌摊的老板召集起来，说：国民政府要收赌捐，委托他来收，并规定每十元“水子”要交二元。眼看嘴里的肥肉要被人抢去，赵天佑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说：“堵场各开各的，赌捐各缴各的，我们的事不必劳驾您三少爷”。没过几天，李润之便勾结郭传经把赵天佑杀了。从此，李润之便独吞了河边街及戛洒街的赌捐。

李老狗收赌捐的阴谋成功以后，胆子变得更大了。平时，他爱看《三国演义》，且最推崇曹操的一句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他父亲在世时，家里就有私人武装，背着枪，到处催租逼债，镇压“小家百姓”的反抗。到他手里，更倚重这笔本钱，凡是能弄到的枪，千方百计弄来，借以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他认为：有财无势、有钱没枪，不仅不能发家致富，而且有倾家荡产的危险。所以，他对抓枪弄钱这两件事，非常用心。

从戛洒上河边街过十里河，是新平到镇沅的必经之路。过往客商把滇中的黄烟及煤油销往思茅、临沧及老挝、缅甸一带，再把这一带的食盐、邪片运出来。从河边街进十里河便是莽莽原始森林，沿途崇山峻岭、树木遮天蔽日，有时，走上一整天都遇不到一个人，猴群阻道，虎豹伤人，更为可怕的是强盗土匪常在此杀人越货。因此，要过这条阎王道一般均要几十人，上百匹驮马武装结伴而行，才敢通过。

李润之的老家东关岭就在这条道上，他凭借自身的实力，以保护过往客商安全为名，在戛洒设卡收费，收费标准按货物多少而定。胆敢抗拒不交的，就安排其手下伪装成土匪制造事端，轻的抢钱劫货，重的拉马杀人。

河西县（现并入通海县）有个商人郭世珍，常年经镇沅、新平一带贩运邪片食盐，来来往往都要给李润之所设的关卡上税，内心十分不满。1919年，他组织了50多个赶马人，两百多匹驮马，带着十多条枪，浩浩荡荡向新平出发。到了戛洒，仗着自己人多势众，用不着李润之保护为由拒交保护费，大摇大摆驮着货物赶向镇沅。

李润之自在戛洒设卡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岳崇政把这事添盐加醋告诉他后，李润之冷笑一声说：“好嘛，就让他尝尝甜头吧！”

哀牢山上，河边街至十里河间有个地名叫五里坡。五里坡是个峡谷，两岸是几十丈高的悬崖绝壁，守住山谷两头出口，不用说人了，就连野兽也休想逃出去。李润之待郭世珍的马帮过去以后，就吩咐岳崇政、柴锦堂等帮凶在五里坡悬崖峭壁上用葛藤、棕绳捆绑好响石、擂木，专等郭世珍商队回来。

郭世珍赚了钱后买了大批皮毛、洋烟，满载而归。内心窃窃自喜，认为只要自己有枪，组织起庞大的马帮队伍，今后就再也不会受到李润之的制约了。当他春风得意领着马帮进入五里坡时，只听一声枪响，山上的响石、擂木就像雨点般落下来，两边出口被李润之武装堵得严严实实，出来一个摞倒一个，不过几个小时，郭世珍马帮50多人，有的被响石砸死，有的被擂木打死，有个姓杨的侥幸逃到蒿芝地，还是被李润之的人追回来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活口。这次伏击，所有的皮毛、洋烟和没有被砸死的马匹就顺理成章成了李润之的私有财产。

这次一本万利的买卖，干得让李润之十分开心，他一面安排酒席犒劳有功人员，一面挑选十几个“小家百姓”的精壮汉子来充家丁，扩大自己的武装。

二、上昆明招兵买马 回戛洒坐地分肥

李润之消灭了郭世珍商队以后，其恶名迅速传遍新平、镇沅、双柏、石屏、元江等地，怕他的想捧他，恨他的想灭他。李润之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要想保住自己这杆大旗，就必须得掌握更多的枪杆子。

1927年，龙云为了统治云南大力扩充自己的武装，他下令：凡是带人马来投奔的，按人数多少给予军职，兵马多的任团长、营长，兵马少的任排长、班长。李润之看准这个机会，就在其势力范围内招兵买马。

李润之招兵买马与众不同，别人招兵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却是一声令下，管你愿不愿意都得来，谁要敢说个“不”字，谁的脑袋就得搬家。

李润之向龙云报了一个团，他也仿照龙云上行下效，接兵马多少给予军职。有的人想当官，有的人为免祸，有的人为糊口，没多长时间就凑合三营人马，拼成一个团。

李润之带着这号称千人的队伍及几百条枪，浩浩荡荡到达昆阳，龙云要他驻扎昆阳。没多久，并封他为滇军第三十八军独立第五团少将团长，部队统一换上军装，发了枪、给了饷，看着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队伍，李润之这个团长就更威风了。

李润之当上团长，不仅洗白了自己，还得到双重实惠。一是枪杆子多了，增加了他鱼肉百姓的本钱；二是尅扣大量军饷，装满了自己的腰包。当时给他当兵的人，每天除吃两餐饭外，每人每月仅发给五角钱作为零花钱。

当时，全国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云南军阀招兵买马就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李润之到昆阳驻扎不久，其上司便把他派到滇西大理一带去保护商队马帮过往安全，确保大理至昆明之间的商道畅通。李润之队伍的职责，在民国时期云南人叫做“保路”，被保护的商队马帮要按资金的多少向军队缴纳“保路费”，若费交得不足或礼送的不多，就有可能被土匪抢劫，总之，非逼你交不可。

李润之在戛洒时，就充当两面人。一是像土匪一样抢人，一是依仗官府身份抓贼。上司让他“保路”，正中下怀，他连夜把队伍开向滇西。滇西匪首杨天福、张结巴等人平时与李润之就有勾结，这次李润之“保路”，向他们送点财礼、打个招呼也就平安无事了。

因为李润之与滇西股匪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负责保护的商队马帮均能平安到达，这对李润之来说可谓一举两得，名利双收。而在军阀内部却引起了新的予盾。

你说怪不怪，李润之一个团的兵力，兵少势弱却能平安无事。另一个不懂其中奥妙的军阀，仗着自己一个师的兵力前去保路，却总是损兵折将，搞得焦头烂额，名誉扫地。于是，该师长礼贤下士，亲自登门拜访李润之，向他请教。李润之一方面为保持自己的威信，居功自傲；另一方面，也不敢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别人。况且，也想利用这个机会独霸滇西“保路”权，于是，冷嘲热讽劝其退出。

这军阀哪受过这种“待遇”，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便向李润之的上司告了一状，说李润之“保路”通匪。

那年头，官即是匪，匪即是官，这本来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为了欺骗群众，当某人告某某通匪时，也不得不查。有时，为了抬高自己，上司也会出卖手下人的利益。李润之的上司为了敲他的竹杆，接到状子后，扬言要审讯李润之。

为免受牢狱之灾，官司之苦，李润之只有舍财免灾了。他匆忙派人送了一笔钱给其上司，暂时拖延了对他的审讯。至此，李润之才深深认识到：在反动军阀中，自己的实力太弱了，根本斗不过实力比自己强大得的多如牛毛的军阀，若回到新平戛洒，则可以称霸一方。经过深思熟虑后，便悄悄把自己的一团人从大理带回新平。

到新平后，他挑拣了一批精良武器及亲信随从作为自己的私人武装。然后，再把营长、连长们召来训话：一是队伍解散回家；二是每班发给三支枪，当官的每人一支，如果需要人枪，要随叫随到；三是有了收益，要提成上交，不得弄虚作假。在旧社会，有了枪就等于有了钱，李润之的营长、连长们当然愿意干这种买卖，于是，一团人便大多“遣散”回家。为了收买人心，李润之还假惺惺地给每个士兵发了两角钱的“遣散”费。

李润之部队的“遣散”，正是其高明之处，从此，李润之当上了新平的土皇帝，开始坐地分肥。这些带着枪回家的士兵，明处是普通老百姓，暗里都变成了土匪，他们抢来的财物层层上缴到李润之的腰包里。直到解放前，新平、元江、镇沅、墨江、双柏等地的土匪还多如牛毛，害苦了哀牢山一带的老百姓。

三、收地租指山为界 缴烟课看苗勒索

地主收租，都是抢农民的劳动果实。李润之更为恶毒，他收租的斗，比别人的大。当时，新平通用六十碗斗，他家的却是七十碗斗，无形之中就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更令人气愤的是李润之还把农民在公荒上开垦出来的田地霸为己有。东关岭公社党支部委员、社长普学富，解放前，在李润之家当了十几年的无偿长工，为了过上平常人的生活，为了有个自己的家，他就从李家逃了出去，跑到哀牢山心里一个叫岩风箐的地方开荒种地，自苦自食。这个山是无主的公荒地，古木参天，野兽出没，普学富远离乡亲，整天与豺狼虎豹为邻，目的就是为了摆脱李润之的非人折磨和剥削。为了躲避李家，普学富种出来的洋芋、包谷不敢拿到河边街去卖，日常需要的食盐也不敢上街去买，凡生活所需皆委托山里烧炭的人帮忙代办。李润之曾向手下人宣布过，凡是到他的山林里烧炭、开荒、伐木的，看到男的打男的，看到女的打女的。普学富就像怕瘟神一样躲着李润之。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李润之的手下还是发现了躲在山心里的普学富，一天，他带着帮凶，骑着大黑马来到岩风箐，还没下马便恶狠狠地指着普学富骂道：“我以为你跑到缅甸去了，原来还没有跑出我的手掌心呀，既然你要跑，那就得算还我十三年的饭钱，要种地就必须得向我交租。”

普学富给李润之做了十三年的长工，不仅分文未得，还要算还十三年的饭钱，现在自己开荒出来的山地又要向他交租，普学富咋会想得通。于是，愤愤不平地说：“这是荒地，咋个也是你的？”李润之用马鞭一指说：“我的地以山为界，山这边都是我的，你想跑，量你几天也跑不出去，你以为东关岭是我的，这里就不是我的了？”

此时此刻，普学富最担心的是自己辛辛苦苦开荒出来的地会不会被抢走，自己的家会不会被摧毁。他还未想好怎样回答，就听到李润之说：“岳祟政，给他算算账，看他欠老子多少钱！”岳崇政拿着算盘，一边打一边说：“一个月算你吃一斗米（40斤），一年一石二斗，十三年一共一十五石六斗，每斗三元，共四百六十八元；一年一套衣服，十三年十三套，每套五元，共六十五元；你开了一年荒没有交租，少算一点，就算一担租（280斤），折价十二元，三项合计五百四十五元。”然后，李润之又威胁说：“你要交得出五百四十五元钱，我让你远走高飞；若交不出，就给我老老实实回去做“小家”百姓，所欠的钱以后按加五的利息慢慢还！”穷得连食盐都吃不上的普学富，到哪里去弄五百四十五元钱，从此，普学富又成了李润之的“小家”百姓。

李家的“小家”百姓比一般佃户要苦得多，佃户种地主的地，向地主交租就行了。“小家”百姓除了向李家交租外，每年还得为李家干不少白工。如，李家让你抬轿，你得亲自去，不得找人代替，李家让你今天送炭，你绝对不敢明天才送来。如果一个“小家”百姓被主人赶跑了，连祖坟也得从主子地上撬走。若主人卖田地，在田地上的“小家”百姓也可以一并卖给新主人。李润之掌握着“小家”百姓的生杀大权，“小家”百姓犹如封建农奴制里的农奴。

普学富又成为李润之的“小家”百姓后，就得按李家的规矩办事，他把李润之及其狗腿子们请到家里，杀鸡宰羊招待他们。李润之强迫普学富每年交一担租子，并美其名曰：“开荒优待三年，三年以后每年交三担。”按李家的租物配比：每担租子要交两升扁米、一只火雀、三十个鸡蛋、两支阉鸡、一百个核桃、一斤蜂蜜、杀猪要送肉、打到猎物要把最好的部位上供、逢年过节要送礼、抬轿干活要随叫随到，勤劳善良的普学富无可奈何又落进了李润之布下的天罗地网。

普学富一时交不出这么多的东西，李润之又玩起新花样，他对普学富说：“交不出租子，写个欠条就行，只要你听我的话，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不仅你的租子可以缓交，我还可以让你发财呢！”老实巴交的普学富哪里知道李润之又在玩新的鬼把戏了。最后，在李润之的威逼利诱之下，普学富不得不靠种罂粟过日子。当时的条件是：普学富欠李润之的阎王债可以暂时不还，但他今后种出的罂粟要看苗分成，其他的扁米、蜂蜜等项如数缴纳。

原来是李润之发现了个生财之道，当时种罂粟要比种粮食的利大得多，高的时候可达十几倍。那时抽洋烟的多为官员或军人，都是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在抽洋烟成为一种时尚的大环境里，洋烟货源供不应求。通过买卖鸦片可以获得大量的钱财，有了钱就可以购买枪支弹药，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实力。因此，李润之想方设法提倡种植罂粟。

为了发展种植罂粟，李润之把收租的办法作了调整。粮食租是固定的，最低的田收租一担（280斤），实际一担租的田一般仅能收两担谷子，外加扁米、火雀、鸡蛋等，“小家”百姓的收入十有八九要进到李润之的仓库里，只能留下一点点养家糊口。租子是定死的，种庄稼难免会遇到自然灾害，可李润之却不管这些，都得如数缴纳。像新平城关坝子的租就更重，一担租的田有时还产不出八斗粮食，农民交不了，只能靠种菜、打短工来换粮食交租，不少人被弄得家破人亡。大烟是十多元一两，李润之一年收一万多两大烟，就是十多万块钱，比收粮食租来钱快，所以，他千方百计鼓励农民莫种粮食来种烟。当时，从新平到玉溪、昆明一带，打着“富昌隆”旗号的马帮就是李润之贩运大烟的商队。农民的血汗，就是通过这些剥削方式，变成了白花花的银两流进了李润之的腰包，养肥了李润之，却饿瘦了成千上万的农民。

李润之强迫农民种洋烟，不仅掠夺了农民大量的财富，更为严重的是普遍摧残了农民的身体。那时的农民吹洋烟就像现在抽旱烟一样普遍。河边街吴正亮当时仅有三十多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但因为沾上了吹烟的恶习，身体成天软绵绵的，太阳当顶还未起床，一起床就躺在烟床上吹烟，穷得连老婆都讨不上。解放后，他戒了烟，讨上老婆成了家，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所以，他从内心深处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是新社会让他获得了新生。

徐家寨有个徐有福，就因为吹洋烟被李润之活活折磨而死，他死后，老婆改嫁到按板井，一个十多岁的儿子也跟随母亲流落他乡。当时，有首民谣道：“洋烟毒，洋烟毒，一人上瘾全家哭。强迫种烟的李老狗，他是杀人的大屠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