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军衔，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

1955年9月27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大日子，全军第一次正式授军衔和授勋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代表中央宣读授予元帅和将军军衔的名单。站在朱德身旁的彭德怀从毛泽东手中接过元帅军衔和三枚勋章时，表情特别严肃，也许是想起了28年来一个个牺牲的老战友吧。

是年11月初，副总参谋长兼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在参加完辽东半岛反登陆演习后，由大连到哈尔滨，为学院的校级军官授衔。学院副院长刘居英少将和副政委刘有光少将为全院千余名尉级军官授衔。

哈军工的调干学员都喜气洋洋地佩戴上军衔，可彭起超高兴不起来。他被授予中尉军衔，比照那些和自己履历相似的同志，自己的军衔被压低了一级，他实在想不通。很快就放寒假了，彭起超背了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回到北京。他先去灵境胡同，想问问陈赓院长：自己是抗战胜利前夕参加革命的，在保卫延安的诸战役中真刀真枪地打过仗，凭哪一条政策把自己的军衔压低一级？

陈赓正巧在家，一看彭起超的嘴巴能拴一头毛驴，心里就明白了八分。他笑颜悦色地听完彭起超的陈述，说道：“小彭啊，实事求是地说，你的军衔是给压了一级。这次全军评定军衔，你的伯伯花费精力之多，就不用说了。评定军衔是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你是彭总的亲属，彭总从大局出发，从严要求你，你要理解哦！”

“这么说，是伯伯压低了我的军衔？”彭起超越发气鼓鼓的。傍晚时分，他进了中南海，直奔永福堂。彭德怀放下手中的工作，到东厢房看看回来过寒假的侄子：“什么时候回来的？吃过饭了吗？”“我吃不下！”彭起超话中带气，“伯伯，我要和您谈谈！”“噢？”彭德怀微微一笑，背着手走向正房，“那就来我这儿谈吧。”

彭起超在伯伯面前坐下，鼓足勇气，劈头说道：“伯伯，我对您有意见！”彭德怀低头喝茶，应道：“你有意见，那好，请提出来哦。”“这次评定军衔，我的军衔给压低了，我知道这是伯伯您的意见。您当国防部长，为什么不按政策办事呢？”

彭德怀望着满腹怨气的侄儿，语气平缓：“不错，陈赓同志和我谈军事工程学院的评衔工作，是我提出来要压低你的军衔。为什么？因为你是我彭德怀的侄子，了解你的人，比如359旅的同志，还有陈赓院长，知道你是凭本事当上军官的；不了解你的人，可能以为你是靠彭德怀的关系戴上牌牌的。全军近百万干部要授军衔，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这里没有什么政策问题，只有个全局问题。”

“为什么要我做牺牲？我想不通，我不在部队干了，干脆回家当农民算了！”

1953年，在哈军工读书时的彭起超

“好吧，我批准，你回乌石当农民吧！”

爷儿俩谈崩了。彭起超到警卫员住的西厢房，找了张空板床，饭也不吃，扯条被子，蒙头大睡。一连两天，饿得迷迷糊糊。

彭德怀着急了，小声问秘书：“我那个侄子还没吃饭？哎呀，饿坏了怎么办？他可有胃病呀！”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彭起超床边，把被子掀开，朝侄子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

“长伢子哦！你怎么不吃饭？饿坏了身体怎么能当农民？”

彭起超爬起来，看着伯伯慈祥的笑脸，心里的气就消了一半，可嘴上还不服软：“伯伯不按政策办，不公平嘛……”

彭德怀耐心给侄儿讲道理：“说句真心话，我对学习外国搞军衔制不太感兴趣，我自己并不需要什么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那十位大将难道就不够元帅吗？但这不是个人问题，为了我们军队的正规化，就得实行军衔制。要说绝对公平，很难！

有的人认为自己对革命贡献大，说给评低了，平江起义时跟着我的司号长评了个少将，他有意见，找我闹。我说，再闹，这一颗星也不给你，他不敢闹了。我对参加平江起义的老战友，要求更为严格。有的同志本来应该评为大将，却几次向军委写报告，要求降低，我说的是许光达同志。

还有徐立清同志，本应评为上将，他诚恳要求降为中将，我几次和他谈话都说服不了他。罗荣桓同志，那是我党我军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功劳那么大，可他几次向中央恳请，不要授他元帅军衔。你说，这里有没有公平可言？我们要学习这些同志不计较个人名利的高尚品德。你呢，要想一想：父亲是怎么死的？你为什么要参加部队？是为了当官还是为了革命？你亲眼看到过多少同志流血牺牲？这些同志连胜利都没有看到就死了，更不用说戴牌牌了，我们活着的人有什么理由为个人利益闹情绪呢？”

彭起超让伯伯说服了，绝食两天的“抗议活动”自动结束。他饱餐了一顿，打起背包，返回学院，寒假里他还计划多温习几门功课呢。

彭梅魁的第一件家当——伯伯伯母送的手表

彭梅魁在医士学校学习的时候，只要伯伯在北京，她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到中南海看望伯伯、伯母。这是她的家嘛！有时候她和妹妹爱兰一起回去，有时候两个人分头回去。1956年夏天，姐妹俩即将结束三年的学习生活，一天，梅魁去看伯伯。彭德怀很忙，没有多谈，只是随便问了问梅魁有没有手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青年人的眼里，手表可是昂贵稀罕的“三大件”之一，像梅魁这样的穷学生自然连想都不敢想。

一星期后的周末晚上，彭梅魁刚进永福堂的大门，浦安修就喊她过去。“梅魁，你快毕业了，我和你伯伯送你个礼品。”浦安修手里捧着个精致的小锦盒，递给侄女。彭德怀也背着手走了过来，笑道：“打开看看！是个什么宝贝？”

彭梅魁小心翼翼地打开小锦盒，不禁惊叫一声：“呀，手表！”那是一块十五钻的大三针瑞士手表，金属表壳熠熠生辉。好像手里捧着一团火，彭梅魁慌忙把表盒塞给伯母，窘急地说：“这么贵的手表，我现在用不着，谢谢伯伯、伯母啦……”

彭德怀摆摆手，认真地说：“拿着，拿着。你在学校学习时，有没有手表并不重要。现在你马上要走上工作岗位了，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手表就是不可缺少的了。所以，我让你伯母去王府井挑了一块好点儿的外国表，祝贺你毕业。”

这是彭梅魁平生的第一块手表，也是她的第一件家当。40年后，这只老手表已经残旧得走不动了，可她始终珍藏着，那是珍藏着伯伯一颗火热的心啊！

毕业离校的那天，彭梅魁在校门口叫上一辆三轮车，连人带物从大佛寺拉到了中南海西门。她卸下东西，连提带扛，大包小裹地往伯伯家里搬。

彭德怀看到了，问道：“梅魁，你没有箱子？”

彭梅魁擦着满脸的汗水，乐呵呵地说：“用不着，被褥铺叠在床上，衣服、生活用品用布包起来，书籍放在枕头旁，毛巾、梳子、牙具搁在脸盆里，往床底下一塞，全解决了。”

彭德怀不声不响地回到屋里，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个中等尺寸的浅黄色牛皮衣箱，往侄女面前一摆，说：“这是我多年用的皮箱，就是旧了点儿，送给你了。要工作的人，哪好这么乱糟糟的！”

跟手表一样，伯伯的皮箱伴随她40个春秋，虽然早已残破不堪，但梅魁仍好好保存着，决不丢弃。

有一次，彭德怀突然问彭梅魁：“你现在是团员还是党员？”

彭梅魁苦笑道：“伯伯，我已经是第二次入党了。”

“噢？”彭德怀望着梅魁，显然没有明白侄女的话。

彭梅魁解释说，1948年，由家乡的地下党发展，她已经入了党。后来和弟妹们秘密去武汉，来不及转组织关系，自己也不太懂。1951年，因为没有什么材料能证明自己是党员，她入了一次团，到医士学校后，她又第二次入党。

在医士学校读书时的彭梅魁

听完侄女的话，彭德怀满意地点点头，一边慢慢地踱步一边说：“很好，我们对党就要有这种执著追求的精神，不能在党顺利时就靠近，而在党遭遇挫折或是损失时就远离，也不能因为自己暂时受到委屈和误解而垂头丧气，更不能动摇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说到这里，彭德怀打开记忆的闸门，向侄女讲起自己当年寻找共产党的曲折历程。他说到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重重叹息道：“我骂了那个瞎指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他暴跳如雷，他可是握有生杀大权啊！我当时收拾好行装，准备接受公审、被开除党籍、被杀头。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人活着就得有这种精神，树立远大理想并脚踏实地去实行。你现在是个有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喽，对自己要严格要求，真正做到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

伯伯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谈话，让彭梅魁永生不忘，铭刻在心。

彭梅魁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医院工作。1958年，厂里送她到朝阳区业余医学院进修，她专心致志于专业学习中。那是一个星期天，她躲在彭玉兰的屋子里埋头看书，彭德怀走进来问：“梅魁啊，看什么书呀？”

彭梅魁说：“看业务书。老师讲过的内容要是不复习，就记不住啊！咳，我的脑袋都看痛了。”

彭德怀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说：“你很幸运，因为你有了专业。一定要把业务学好，千万别学那些光会耍嘴皮子喊口号的空谈家。业务水平高了，你才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你的服务对象是病人，人命关天，要让病人满意，可不简单！”

彭梅魁说：“不懂的我可以看书，也可以请教老医生。对个别疑难重症的危险病人，要及时转院。我想，只要小心谨慎，认真负责，就不会治死人。”

“对头！”彭德怀满脸笑纹，对侄女一天天成长起来甚感愉悦。他又叮嘱一番：“你什么时候都别忘记了谦虚二字。医学可是大科学，大学问，不懂的就要问，就要翻书找根据。治病时要心细多思，决不可马马虎虎，要时刻把患者的冷热疾苦放在心上。救死扶伤，责任大如天啊！”

在后来从事医务工作的几十年生涯里，彭梅魁的耳畔经常响起伯伯这次的谆谆教诲。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彭德怀开始关心起他们的婚姻大事来，特别是对大龄的梅魁和爱兰。有一天，他悄悄问梅魁：“有没有对象？”

梅魁脸一红，小声告诉伯伯：“有了。”

“是吗？”彭德怀眉开眼笑，急忙刨根问底，“他叫什么？哪里的人？做什么工作？”

彭梅魁告诉伯伯，对象叫张春一，辽宁本溪人，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参军。因为是高中文化，组织上把他送到军校学习，后来又保送到哈医大。1952年从哈医大毕业，现在和自己在一个医院工作。

彭德怀很满意这个侄女婿，不住地念叨：“好，好！哈医大毕业，文化水平高嘛，科班出来的医生哦！”

1958年春，彭梅魁准备结婚了，就去征求伯伯的意见。彭德怀刚从成都开会回来，他对侄女说，两个人的年龄都不小了，该办婚事了，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储蓄本递给彭梅魁。

“你们要结婚了，我也没有什么好送的，”彭德怀说出了一个小秘密：“前几年，除了秀兰已成家外，我为你们每一个人都存了200元钱，作为你们七个人今后成家时的贺礼。这是你的那份，拿去买点需要的东西吧！”

彭梅魁捧着写有自己名字的储蓄本，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儿。伯伯哟，您心细得像个要送女儿出嫁的老妈妈。八年前，您入朝作战前夕，就为我们六个人各存了100元，这次您又瞒着我们大家开了七个户头，为每个孩子的婚事提前做了准备。前几年您出国访问归来，也没忘给每个孩子，包括黄岁新、左太北等烈士子女，各买了一件羊毛衫，可您自己从来都是省吃俭用的……

那正是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人们就像机器人一样日夜不停地连轴儿转，成家后的彭梅魁不可能每周去看望伯伯了。彭德怀听说梅魁怀孕了，就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找到他们那个简陋的小家，送去橘子和苹果。彭梅魁临产时，彭德怀又嘱咐浦安修买来婴儿用的小衣服、小绒垫，派人送去。

彭梅魁的大女儿快一周岁了，可丈夫张春一还没有见过伯伯呢！于是，夫妻俩抱着孩子，兴冲冲地去永福堂看望伯伯、伯母。彭德怀高兴极了，亲自跑到大食堂打来一大盆面条，又给张春一满满盛上一大碗，招待这位初次见面的姑爷。

彭爱兰的新装送给了黄岁新

彭爱兰听从伯伯的意见，跟姐姐彭梅魁一起上医士学校读书。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爱兰常常周末去看望伯伯，到永福堂去感受一下家的温暖和轻松，再和小妹彭玉兰说说悄悄话。

伯伯对每个孩子的要求都很严格，弟弟正祥告诉她，有一次过“八一”建军节，正好正祥在，伯伯说：“下午在中山公园有一个纪念活动，我带你一起去吧。”正祥从来没有和伯伯一起坐车外出过，所以心里乐开了花。车还没有到中山公园门口，伯伯给正祥一张票说：“自己走进去，好好听报告，受教育。开完会自己坐电车回学校。”这是正祥唯一一次坐过伯伯的顺风车。

爱兰知道伯伯的心思，所以从来没有提过任何个人的要求，只有一次例外。那天她要返校时发现自己忘记带钱包了，没了坐车的钱，这可怎么好？她憋了半天才向伯伯张口。彭德怀抓过衣服掏口袋：“要多少？”“一毛钱。”伯伯给了一元钱。“多了！”“拿去吧！”

1956年秋，彭德怀看爱兰老穿着一身旧学生装，就托人买了一段呢子料，对她说：“大姑娘家了，老穿旧衣服不好。你去找个好裁缝，做一件上衣吧！”彭爱兰平生头一遭穿上呢料衣服，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心里美滋滋的。

她穿着新衣服去中南海，高高兴兴进了伯伯的家。先是伯母夸道：“这衣服做工不错，你穿起来挺好，爱兰变漂亮喽！”彭德怀走过来，上下看了看，笑道：“好看，好看！”他背起手，在屋里踱了两圈，突然问侄女。“黄岁新的个子跟你差不多吧？”彭爱兰正和伯母说话，随口说：“黄岁新啊，我们俩个子差不多的。”

“哦，差不多就好。”彭德怀坐下来，招手让侄女也坐过来，小声说，“爱兰啊，伯伯和你商量。你知道，黄岁新是黄公略将军的独生女，烈士的后代。她经常来我们家玩儿，见你穿了新衣服，肯定也想穿新衣噢！”

爱兰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怔怔地望着伯伯。

彭德怀转脸朝着浦安修说：“安修啊，你把你那件旧呢子衣拿过来。”浦安修不明白彭德怀搞什么名堂，站着没动。

彭德怀亮出了底牌：“爱兰啊，伯伯想，你能不能把新衣服给黄岁新，你伯母的衣服旧了点，你去改一改，我看也不错呢！”

好像兜头一瓢凉水浇下来，彭爱兰心里上下翻覆不是个滋味，低下头一声不吭。浦安修反对：“这不合适嘛，说好是给爱兰做的衣服啊！”彭德怀继续劝说侄女：“岁新是烈士的独苗，我们应该更好地关心她。当然，你也是烈士的后代，但我们是一家人，应该好说话。叫你伯妈把旧呢子衣翻个边，不也和新的一样吗？”

爱兰看着伯伯期待的目光，点点头，站起来把新衣服脱了下来。

后来，浦安修精心为爱兰改好那件质地不错的旧呢子服。爱兰穿上，喜欢地说：“伯伯说对了，这不跟新的一样嘛！”

彭爱兰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市公安局机关医务室工作。彭德怀对两个学医的侄女一视同仁，送给彭梅魁手表的同时，又为彭爱兰买了一块手表。虽然彭爱兰是妹妹，可比姐姐彭梅魁早结婚一年，爱人是公安部的干部，叫陈明玉，江西太和县人。

爱兰结婚时，特地带了陈明玉到永福堂见伯伯、伯母。不巧，彭德怀正在广东沿海视察国防工程，浦安修拿出橘子招待两位新人。彭德怀回来后，埋怨浦安修说：“新姑爷进门，也不请吃一顿饭。”浦安修解释说：“不是的，我让他们留下在这儿吃饭，他们不肯嘛！”

1957年，彭爱兰的第一个孩子要出生了。临盆在即，丈夫却出差未归，她本想给伯伯的办公室打个电话，要个小车去医院，可转念一想，伯伯从来不允许家里人坐公车，就没敢拨这个电话。她忍着痛疼，喊来一辆三轮车，一个人穿越大街小巷去北京公安医院。没料想刚到医院门口，彭爱兰刚下车就一阵眩晕，跌倒在台阶上。好心的路人喊来医生护士，大家七手八脚，用担架把彭爱兰送进产房。

事后，彭德怀为此深感不安。他对爱兰说：“虽然平时我不准你们用公家的车，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一个女同志，又是初次临产，还是可以给领导打个电话的，还是可以用车的。你看，你一个人上医院，多么危险啊！”

1958年，彭爱兰两口子在单位忙得团团转，无暇照看孩子，于是找伯伯商量，想把妈妈接来，帮忙带孩子。彭德怀摇头说：“你妈妈是湖南省人民代表，省军烈属代表，你要把她接到北京带小孩子，你考虑一下，是关在家里看外孙好，还是留在农村基层反映广大群众的呼声好？你要真是忙不过来，伯伯出钱，请一个保姆吧！”

舍自己的小家而顾群众的大家，这就是彭德怀的人生原则。彭爱兰二话没说，照伯伯的话去办，自己克服了带孩子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