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猷（生卒年不详），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作为南宋画坛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艺术成就在邓椿所著《画继》中有明确记载。这位以禽鸟题材见长的画家，凭借对鹰鹘题材的独特诠释，在宋代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12世纪的南宋画坛，猛禽题材创作普遍呈现出强烈的视觉张力。多数画家热衷于表现苍鹰搏兔、猎隼擒凫的瞬间场景，通过淋漓的鲜血和挣扎的猎物来强化画面的戏剧性冲突。这种以暴力美学为主导的创作倾向，固然能展现猛禽的凶悍本性，却暗含着对生命摧残的审美趣味，与儒家"仁及禽兽"的伦理观产生明显悖离。

李猷的创作理念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他笔下的双鹰图独辟蹊径：枯木虬枝之上，两只猛禽安然栖立，目光如炬却神态自若。画家刻意摒弃了传统构图中的动态捕杀场景，转而通过精准的骨骼结构刻画与细腻的羽毛质感表现，在静态中彰显猛禽的内在力量。这种"静中寓动"的表现手法，既保留了鹰隼特有的英武之气，又赋予画面深邃的哲学意蕴。

这种艺术革新源于多重文化基因的滋养。北宋以来文人画"重意轻形"的美学思潮，南宋院体画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以及佛教禅宗"动静一如"的哲学理念，都在李猷的创作中得以融会贯通。他通过"去暴力化"的艺术处理，将猛禽题材提升到"形神兼备"的新境界，既满足了时人对自然生灵的观察趣味，又暗合了"天地有好生之德"的普世价值。

《画继》特别指出"可尚也"的评语，揭示出李猷艺术在当时的突破性意义。他打破了猛禽题材创作的思维定式，以文人化的审美视角重构自然生灵的表现范式。这种将暴力场景转化为精神象征的艺术智慧，不仅为南宋花鸟画注入了新的活力，更对后世文人画的意象表达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艺术与伦理的平衡木上，李猷以其独特的创作实践，为猛禽题材绘画开辟出一条兼具美学价值与人文关怀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