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在我的印象里是单薄与贫瘠的，甚至还带着忧伤的意味。我能忆起的只是几个片段与场景，让幼时的我心怀向往与期待，并成为春节里可以愉悦开心的符号。

那时候我应该是期待过年的，说不定因此会有新衣服穿。而至今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件穿了好多年也最喜欢穿的黄衣裳，我不记得那是不是过年时购置的，却是我很长一段时间最基本的装束。

父亲带我们走亲戚的地方应该是舅家，我和妹一个坐在自行车大梁上，一个坐在后车架上，这应该是我与父亲为数不多的美好记忆。

只是舅家并不是我的向往之所，因为在那里我很清楚，是很难收到压岁钱的。母亲说，舅的孩子多负担重，让我们别要。舅那时的年纪已经很老了，据说母亲都是他养大的，在我十三岁记忆不多的时候他就过世了。也是在那一年，母亲第一次患了中风，病虽然治好了，但走路还一颠一颠的，留下了后遗症，那以后她可能就没带我们走过亲戚。

我最想去的其实是三姨妈家，她与母亲相差十岁，算是兄妹中年纪离得最近关系最为亲密的，我们去了多半会有收获。尤记得十四岁那年，考上大学的哥带我去拜年，三姨妈从箱子里取出五块钱硬塞给哥，那在当时可是多大的一笔收获呀，让我觉得三姨妈家像是很有钱，以至于多久都让我有这种误解。这是我过年最快乐的记忆，最有期待的时候。

至于大姨妈和二姨妈，好像因为路远没有走动。她们和母亲的年岁相差很多，我们太小，她们太老，印象里并没有拜年的记忆，只记得有一年二姨妈也患中风在家里住过几日，为看病方便。

至于过年的喜庆，几乎是没有的，虽然父亲和对门的大叔同样都在外工作，可是我们盼的不是能不能穿上新衣，或是能不能有漂亮的烟花可以放，而是希望能过个安稳的好年，父亲不会输个精光回来，家里自此不得安生。

父亲是在我十岁那年与人对调到附近的镇上工作的。听母亲说，这以前他也赌博，但是在城里可能多有限制，并不严重。那时候也许有过些美好的记忆，比如有一年父亲曾带我和妹去过他的单位，我们第一次坐火车，还在城里住过些日子。

也许是那时候的记忆太过遥远与模糊，也许是后来的印象太过深刻与痛苦，便把十岁以前的记忆全盖过去了。我记得最多的就是母亲一次次的忧虑与担心，最后都无可避免地成为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

所以我是不可能要新衣裳的，更不能幻想会像对门家一样，父亲在年关时回来，带着大包小包的年货还有花炮。我印象里村子当时就数他家有钱，花炮放得时间最长也最漂亮，我最多只能站在门口欣赏与羡慕一阵，然后转身回去。母亲想必正在发愁，年后我们兄妹几个的学费从哪里来。

十七岁以后的年就好过些了。父亲退养，我接班，就有了自己的收入，家里生活慢慢得到了改善。只是不想，十八岁生日那天，母亲再次病倒，从此再没能一个人自由地行走。对于过年的期待就是哥回家，我回家，一家人坐在炕上，妹给母亲活动一天天僵硬的胳膊，看看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还是不喜欢放炮这种喜庆的场面。

再去走亲戚，舅家基本都是我去，当然不忘了给大表哥两个儿子的压岁钱。三姨妈在我二十岁那年突然病逝，母亲的兄妹里再无别人，她也从此没出过家门。

过年的记忆与方式于我是灰暗色的，可能连期待都很少。儿子当然再不需要过年的时候才购置新衣，但是大年三十回老家给母亲上坟却是最必要的事。

母亲走那年，儿子才不到一岁，当时已重病多年的他，只是象征性的地抱过孩子，却是她最记挂于心的事。过年于现时的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意义，想来应该就是一次相聚与团圆，一次告慰与缅怀。

201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