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周文，许多人也许不知道，但提到一本《薛仁贵征东》，不少人会感到很熟悉。那本《薛仁贵征东》的作者，就是周文。

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成员，周文与毛主席也有过交往。他们的交往，始于延安时期……

1949年10月1日，周文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开国大典。

当天，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周文像所有人一样，感到全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周文的心情更加愉快了。那时候，郑育之总会见到丈夫的脸上笑意盈盈，就像春风拂面般，让人陶醉。

1951年，周文的母亲也来到北京。能够就近对母亲尽孝，周文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后来，周文的岳父也来到北京。对此，周文非常高兴，还带着妻子、母亲、岳父和孩子们一起到颐和园，好好地游玩了一回。

1952年，周文被指定负责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的院“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周文经过细致的调查后，最终查到了群众举报的副秘书长刘元士贪污等的问题，并形成了文字材料。

那时候，在看到呈递上来的一份《打刘元士“大老虎”的经验》的周文的署名材料后，毛主席非常满意，还专门作出批示：“此经验很好，转发全党参考。”

不久后，打“老虎”的问题告一段落。后来，上面经过重新调查后，得到了刘元士没有贪污行为的结果，便取消了扣在刘元士头上的‘大老虎’的帽子。之后，又开始了对周文的清算。

这样一来，周文便处在了浪尖之上。

最终，在经过无休止的批判、检讨后，周文依然无法过关。对此，周文感到非常绝望。在多次申诉无果后，周文于7月1日猝然离世。

对于丈夫周文猝然离世，郑育之心里感到非常难过。此时，郑育之与丈夫周文结婚，已经19年了。

1933年2月，在杨乃生的介绍下，郑育之参加了共青团。

后来，在聆听了左翼作家丁玲所作的《如何作文》的演讲后，郑育之受到了左翼文学影响，加入了左联，开始参加革命。期间，郑育之认识了同样在左联工作的共产党员周文。

那时候，由于工作需要，郑育之和周文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相互之间产生了感情，并逐渐升华为爱情。

4月，在组织的同意下，郑育之与周文结了婚，成为了一对革命夫妻，为共同的革命信仰而努力奋斗。

在为革命奋斗的同时，周文创作了许多著作，其中就包括了《薛仁贵征东》。

1939年12月，周文应邀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教授，便带着妻子郑育之、孩子们以及在川招收的一百多名民大新生离开成都，准备前往山西。

1940年，在来到西安附近时，周文得到了阎锡山和共产党闹摩擦的消息，便改变了行程计划，于2月2日到达了延安。

来到延安后不久，周文便在延河边偶遇了毛主席。

那天，毛主席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周文，但好像对他并不陌生，在简单的交流后，便约他到自己家里谈话。

在谈话时，毛主席于周文谈了许多，并对他说：“延安的文盲多，文化水平低，很希望办一个出版社，为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办报纸，出书籍。”

那时候，周文在工作方面虽然又许多选择，但最终还是决定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一个大众读物社，提高边区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

后来，毛主席还多次找周文谈话。交流中，周文给毛主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周文的工作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在给周文的一封信中，毛主席这样写道：

“周文同志：群众报及大众习作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大众习作封面写得不好，请改换一个，如何？敬礼！”

后来，周文带头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提出调到晋西北去工作。对此，毛主席表示支持，他对周文说：“好的，到晋西北真好，贺龙要人，要一批知识分子到晋西北。”

不久后，周文便告别了延安，和妻子郑育之前往晋西北，参加了工作。

在延安时期，除了毛主席外，周文也见到了周恩来，并且得到了周恩来的关心。

对于周文的情况，周恩来记在了心里，并安排四川省地下党组织，负责关心和照顾了周文在家乡的亲人。

1949年5月，周文接到了一个通知，要他到北平参加在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期间，周文聆听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所作的重要讲话，心里非常激动。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周文便住在了北平，等待分配工作。

此时，周文接到了周恩来的专电通知，调他到中央政府政务院写作班工作。

对于这份工作，周文没有推辞。然而，想到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周文还是想要先到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学习一段时间。

很快，周恩来便批准了周文的请求，还任命他为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的。在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秘书长。

在谈话的时候，周恩来告诉周文，马列学院已有个副秘书长，担任行政事务工作，他可以抽出时间边工作边学习。

对于周恩来的安排，周文非常感激，便开始了在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边工作，边学习的生活。

不久后，周文的爱人郑育之，也带着孩子们来到北平，并在全国妇女联合会参加了工作。这让周文的心里感到非常温暖。那段时间，周文的心情很好，工作和学习都非常积极。

然而，令郑育之想不到的是，她的丈夫周文却在1952年7月1日猝然离开了人世，还被定性为自杀，并被党内除名。对此，郑育之的心里感到非常难过。

1967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干部群众提出周文之死是个“谜”。这件事情，燃起了郑育之心里的申诉之火。

此后，郑育之多次给中央和毛主席写申诉信，汇报了周文之死的情况，希望中央能够对此事重新审查。

1975年10月，毛主席终于看到了郑育之写给他的一封申诉信。看完郑育之的来信后，毛主席作出批示：

“此件印发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时送李井泉郑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

不久后，周文被恢复了名誉和党籍。

1976年，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大厅，中央组织部为周文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随后，郑育之和子女及亲属们一起将周文的骨灰，安放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