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
1937年底，毛泽民离开延安，准备去苏联学习和治病。1938年2月，他途经新疆迪化时，新疆军阀盛世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大弟弟，并且是中共理财专家，就希望他能留下来帮助工作。对此，毛泽民并不愿意，但不久中央就来了电报，让毛泽民暂留新疆工作。
于是，毛泽民化名周彬，留在了新疆，被盛世才任命为财政厅长。
其时，苏联、中共和盛世才建立同盟关系。中共实际上是奉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之命，派遣100多名干部到新疆帮助盛世才。但这100多名中共干部并不受延安领导，而是由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领导。他们一到，总领事馆就给他们规定了3条纪律。这就严重地束缚了中共在新人员的手脚，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中共中央先后向新疆派驻了3位代表，依次是陈云、邓发、陈潭秋。毛泽民刚到时是邓发担任中共代表，他与朱旦华的婚姻也是邓发牵的线，之后由陈潭秋接替。
盛世才一开始还是很看重这批中共干部的。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他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国内蒋介石也掀起了反共高潮，盛世才认为苏联和中共都靠不住了，便开始寻找新的靠山。
他一方面派人到重庆与蒋介石秘密联系，一方面把中共在新干部都调离重要岗位，并派人严密监视。毛泽民也被调离财政厅，改任民政厅长。
此时，毛泽民敏锐地意识到，盛世才随时都有翻脸的可能，多次打电报给中央，建议及早将一批干部撤到苏联，避免让盛世才一网打尽。但迟迟没有得到回电。后来中央与苏联联系时，苏方却迟迟不予答复，从而错过了脱离险境的最后时机。
1942年9月，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到迪化与盛世才密谈，并向盛下达了“肃清中共在新人员”4点指示。两天后，盛世才便以保护为名，将分布在新疆各地的中共人员全部集中到八户梁招待所软禁起来。
毛泽民当即打电话质问盛世才，但电话线被掐断。盛世才这时已铁了心投靠蒋介石了，并准备将中共在新主要领导人作为投靠的“见面礼”。
这时，毛泽民早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朱旦华回忆说：“我们开始在八户梁被软禁时，陈潭秋、毛泽民、徐梦秋、潘同、刘西屏等5人开会时吵得很厉害，吵什么听不清楚。但泽民回来对我说：如果早听我的话，不至于如此，现在要准备坐牢和杀头了。毛泽民参加革命后曾两次被捕，都凭借着机智逃脱，但这次他知道不可能了，因为新疆太特殊了。”
软禁期间，大家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步。一天深夜，毛泽民与方志纯在院里相遇，两人有过一次重要谈话。
在闽赣苏区，毛泽民与方志纯曾在一起工作过。1939年下半年，毛泽民到莫斯科汇报工作时，又与方志纯同住一屋，因此彼此非常了解。方志纯是回国途经新疆被盛世才扣押的。
方志纯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泽民是很活跃、很健谈的。但这次见到他，却发现他话很少，显得非常沉闷，便问他为什么。”
毛泽民沉默了很久，难过地说：“我说什么好呢？开始到新疆时，我觉得我们这样搞可能有问题，林基路同志也提出过，说我们这样给盛世才抬轿子、吹喇叭行不行？可是，人家说我们是‘左’倾，是‘破坏统一战线’。后来，形势严重时，我提出，为保存有生力量和准备对付盛世才的阴谋，是不是可以先撤退一部分领导和干部，可是人家又说我‘怕死’，是‘右倾’，我还怎么说话呢？”
毛泽民突然打住不说了。方志纯知道毛泽民组织观念极强，他是不愿意深谈领导层的分歧，哪怕这已是吐露心曲的最后机会。谈话陷入停顿，两人默默地在院子里走着。
突然，天际中飞过一颗流星，在黑暗的夜幕上划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方志纯为了打破尴尬，便开玩笑说：“俗话说，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丁，又一个人走了。”
毛泽民也笑笑说：“星星陨落是自然现象，你这个共产党员怎么还讲迷信呢？”但沉思片刻，他又感慨地说道：“如果一颗星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话，我愿是这黑暗社会里的一颗流星。虽然很快陨落，可总能为党为人民贡献一点光亮。”
之后，他握着方志纯的手说：“为革命，你家牺牲了志敏和好几个兄弟，我家牺牲了泽覃、嫂嫂和妹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深仇大恨，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先烈……”
最后，毛泽民含着泪，郑重地嘱托方志纯：“盛世才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回延安，请一定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无愧于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无愧于是毛泽东的弟弟，也无愧于是毛泽覃的哥哥！”
这就是毛泽民留下的最后遗言！
不久，毛泽民等5名中共主要领导人及家属子女被转押到刘公馆。
1943年2月，5名主要领导被关入陆军第二监狱，他们的家属子女则与其他干部被关入陆军第四监狱。从此朱旦华与毛泽民失去联系。
但当时逢年过节，监狱间还可以送东西。1943年端午节，朱旦华收到了毛泽民要高腰皮鞋和腹带的纸条。毛泽民曾做过阑尾手术，因手术不成功，伤口经常发炎甚至流脓，为防止伤口破裂，他专门做了一条腹带。
1940年下半年在苏联经过治疗后已经不用了，现在又要，很可能是受刑了。高腰皮鞋也很久不穿了，可能是脚镣磨破了脚踝，要用高腰皮鞋减轻痛苦。
实际情况也正如朱旦华判断的那样。盛世才为给自己的罪行披上合法外衣，捏造了一个共产党人“四一二”暴动假案，并企图让共产党人自己“承认”。在法庭上得不到结果，盛世才便刑讯逼供。刽子手使出了种种酷刑，陈谭秋、毛泽民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却始终拒不承认。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们这样坚贞不屈，另外3个领导人徐梦秋、潘同、刘西屏就先后叛变。这3人也并非等闲之辈。徐梦秋，1923年入党，曾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打过硬仗恶仗无数，长征过雪山冻坏双腿，最后齐着大腿根进行了截肢；潘同、刘西屏则是西路军师级指挥员，经历过艰苦卓绝的长征和西路军血与火的考验。但他们在酷刑面前却可耻地败下阵来。
酷刑折磨比起战场牺牲，是对人的意志和革命信念更为严峻的考验。战场上牺牲毕竟是瞬间的事，死也死得痛快。而酷刑折磨则是把人放到炼狱中去慢慢煎熬，让你生不如死。没有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为了党的事业甘愿受尽一切苦难的献身精神，是不可能经受住这种考验的。
在此之前，盛世才的公安处长李英奇使用酷刑“坐实”了许多惊天冤案。他吹嘘说，我有二三十种酷刑，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能熬到头的，不等我用完所有酷刑，半道他就得给我招了。
但毛泽民和陈潭秋却让李英奇失望了，任凭其用尽了所有酷刑，也决不屈服。解放后，李英奇和其他刽子手全部落网。一个外号叫“杨大头”的就供认说，我刑讯无数，就没见过周彬这么硬的汉子，我们私下称他“周铁汉”。
盛世才一看不能让陈潭秋、毛泽民“认罪”，又退而求其次，说只要你们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就可免一死。但陈潭秋、毛泽民这两位中共早期党员，决不肯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们更深知自己身份的特殊，如果他们脱党，无疑是给敌人提供了重磅炸弹，给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任凭敌人一遍遍用刑，他们一次次昏死过去，醒来后的回答始终只有4个字：“绝不脱党！”
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奉蒋介石之命，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秘密杀害。由于是秘密杀害，直到解放后抓到李英奇及其他刽子手后，才得知他们被杀害时的详情。当时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依次带出牢房，先用闷棍打晕，再用绳子活活勒死，装入麻袋，扔到汽车上，拉到六道湾荒坡草草掩埋了。
1954年，人民政府在乌鲁木齐市南郊建起了革命烈士陵园，烈士遗骸被正式隆重安葬。 其他100多名在押中共人员及家属，直到1946年张治中主政新疆后才得以释放，回到延安。解放后，朱旦华与方志纯组成了新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