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兵一部越过平汉路西进，占领孝感、云梦、天门等地。分散大敌，使敌主力疲于奔命。歼灭小敌，使我获得歼灭敌正规军一旅两旅、一团两团之多数机会。”

“不要再分散，现在不要出平汉及平汉以西，无把握的仗不要打。”

第一封电报是命令部队主动出击，找机会打歼灭战，广泛占领城市。

第二封电报则是要求收缩战线，按兵不动。

很难想象，这两封意思截然相反的电报，都是出自毛主席的手笔，而且发出时间前后只间隔了4天。

朝令夕改，是兵家大忌，向来用兵果断的毛主席，为什么会明知故犯？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过黄泛区，强渡四河天堑，摆脱数十万追兵，一路都是旗开得胜，可为何却偏偏在“任务圆满完成后”，差点阴沟里翻船，甚至一度面临全军覆没的风险？

在出征大别山前的誓师大会上，邓小平曾直言不讳地提出过三种可能：

一、部队到不了大别山；

二、部队到大别山后站不住脚；

三、部队扎根大别山。

第一种的结果最坏，孤军深入又脱离后方，到不了目的地就绝无生机。第三种情况最好，只要能站稳脚跟，进可逐鹿中原，退能牵扯长江沿线，威慑南京、武汉等核心城市，扭转解放战争的攻守形势，只是时间问题。

相对而言，第二种情况虽同样不容乐观，但以当时的视角来看，发生的概率太小。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从客观环境来看，大别山东西绵延近400公里，树高林密，多险山急流，又有20余座县城作为依托，堪称天然的游击战场。而刘邓大军中又多是当年太行抗日的老八路，比起石多树少，土地贫瘠的太行山脉，有山有水有田的大别山只好不差，国民党军也至少比日军好对付。

所以说只要进入大别山，哪怕部队实在撑不住，化整为零打游击，也能大有一番作为。

再者，大别山可是刘邓大军实打实的“娘家”，怎么可能会站不住脚？

红四方面军的成立地，就在大别山南麓的黄安七里坪，而这支部队的延续是八路军129师，再往后推就是号称“刘邓大军”的晋冀鲁豫野战军。

当年红四方面军鼎盛时期，纵横鄂豫皖三省，主力部队超过4.5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大别山子弟。所以对于刘邓大军中多数将领来说，跃进大别山与其说是远征，不如说是回家。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时任第二纵队司令员的陈再道。

陈再道

他本身就是湖北麻城人，土生土长的大别山子弟，18岁时参加黄麻起义，开始崭露头角。后来起义失败，鄂东部队撤退到木兰山下的闵家祠堂，只剩下包括陈再道在内的72人，而这仅存的一点革命骨血，正是红四方面军最早的源头之一。

和以正规部队为主干力量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不同，黄麻起义参与者大多是像陈再道这样的农民自卫军，喊出的口号也是为穷人打天下。所以大别山当年几乎是家家有红军，县县竖红旗。

如今红军的子弟兵归来，家乡父老岂不是要夹道欢迎？

不，没有欢迎，没有欢呼，只有恐惧。

刘邓大军一到大别山，老百姓们吓得非躲即藏，拖家带口都跑了，连一个向导都找不到。没有群众基础，部队吃住都成了问题，山中天气多变，战士们身着单衣，饿着肚子露宿野外，晚上根本无法御寒，再加上水土不服和蚊虫疟疾，伤病骤然增多。

接下来，就是恶性循环。

没有粮食，驮装备的马和骡子都养不活了。没办法，部队只能精简，不好的马一律充作肉食，无法拖走的大炮就地掩埋。疲劳、饥饿、疾病，使得非战斗减员与日俱增。

此等情景，完全出乎刘伯承、邓小平意料之外。

曾经的革命摇篮，为何如今却没了半分人情？

大别山百姓的心结，源于15年前红军的一项特殊命令。

1932年，正是大别山革命形势最强盛的一个时期。也就在这一年的7月，红四方面军在湖北孝感的夏店镇，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

会上，担任鄂豫皖根据地“一把手”的沈泽民语出惊人，提出国民党军已经日薄西山，其主力部队被消灭殆尽，无力再战，红军应该趁胜南下麻城，开拓南部工作，进而威胁武汉，夺取几座大城市，在短时间内争取解放全中国。

沈泽民

在当时消息闭塞的情况下，沈泽民盲目乐观，认为打了几场胜仗，全国解放便指日可待。正是基于这种心理，他力主红军脱离根据地，尽快攻取几座大城市。

如此荒唐的想法，自然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徐向前、陈昌浩都是当面斥责沈泽民不懂军事，异想天开，并与其直接展开激烈辩论。但当时红四方面军三巨头“张、徐、陈”中的那位“张”，却坚定地站在了沈泽民这一边，原因很简单，他这个人就是好大喜功。

两位“一把手”统一战线，那别人的意见自然也不再重要。命令很快下达全军：

“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攻打麻城。”

也正是这一项命令，最终导致了不可估量的后果。

麻城依山傍河，地势险要，又是敌人重兵集结的军事重镇，要硬攻何其困难？果然，本就连续作战，疲惫不堪的红四方面军，远征麻城，久攻不克。

与此同时，卫立煌趁红军后方空虚之际，突袭鄂豫皖根据地，四方面军被迫回防，双方在七里坪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消耗仗，甚至可以说是绝户仗。

这一仗红四方面军胜了，惨胜，伤筋动骨。但即便是连胜数场，也赶不走卫立煌，这位国军名将铁了心要死磕到底，哪怕拼光手中所有的黄埔嫡系部队也在所不惜。卫立煌有本钱，但红军耗不起，无奈之下，四方面军只能被迫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远征川陕。

红军走了，大别山也完了。

作为红色革命的发源地，大别山很多县城几乎家家有人参加红军。所以当敌人占领鄂豫皖后，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对此，徐向前曾痛心疾首地回忆到：

“红军的力量在于民众之中……他们宁肯丢掉家园，在山里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也不愿落到白军手里。有些群众被敌人抓住，百般受刑，至死不吐露红军的一点消息。”

很多村庄，十室九空；很多家庭，举家成为烈士。在大别山，盛传着“罗里荆光”一说，即罗山、里山、荆府、光山四个县的老百姓，因为支持革命，几乎成为了空村。

后来，红军也回过大别山，但又都走了。

1932年，徐海东的红25军在此重建，1934年长征离开；1935年，高敬亭的红28军重建，1938年东进抗日前线；1945年，李先念的中原军区建立，1946年被迫中原突围。

红军、新四军每走一次，乡亲们就要遭殃一回。

所以对于刘邓大军来说，进入大别山后，最困难的不是要面临敌人的围剿，而是曾经视为亲人的老百姓，如今对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

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就需要直面矛盾。而作为政委的邓小平，恰恰就是处理矛盾的高手，他意识要扎根大别山，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问题。没有民心，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不需要敌人动手，部队自己就会垮台。

那如何解决人的问题，邓小平说了至关重要的一点：

“要让群众知道，我们绝不再走。”

要让老百姓相信这句话，光靠宣传是不够的，因为以前红军、新四军来大别山，同样的话说过无数次，但最后都没有兑现承诺。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让老百姓看到刘邓大军立足大别山的能力，包括争取长期胜利，乃至最终胜利的决心。

最高效的办法，就是打几场胜仗。

打了胜仗，不仅能让老百姓放心，也能振奋几乎已经垮掉的士气，同时获取给养，这是一举多得的方案。

也正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发来电报，建议刘邓：

“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作战似应避开桂系主力7师、48师，集中注意歼灭中央系及滇军。”

这一想法和刘邓不谋而合。

当时刘邓在大别山所面临的敌人，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中央军，二是白崇禧的桂系，三是滇军等旁系。相对而言，精锐尽出的桂系战斗力最强，其7师、48师都是王牌，论实力不亚于国民党的“五大主力”，而且又是以逸待劳，理应避其锋芒。挑战斗力稍逊的中央军或是滇军开刀，是符合现实情况的。

恰好此时，敌整编第58师主动送上了门。

这个58师隶属滇军，是支老牌劲旅，战斗力不弱。军长鲁道源毕业于云南讲武堂，长征期间曾和红军多次交手，和刘伯承算是知根知底的老对手。

鲁道源

刘邓在进入大别山前，就和58师多次交手。鲁道源虽不算老蒋嫡系将领，但属于脑子一根筋的直人，让他打谁就打谁，完全没有军阀保存实力的那些歪道道。所以跟着刘邓一路从鲁西南追到大别山，甩也甩不掉，这回自然就成了刘伯承首选的开胃菜。

按理说，打滇军，难度并不大。所以刘伯承这次用兵稍显节制，只让陈再道的二纵负责主攻，围歼58师，一纵1旅协助，阻击桂军48师增援。

结果，这一仗打坏了。

面对二纵的突然出击，58师根本扛不住，一触即溃。但打不过，架不住能跑。鲁道源迅速后撤，把部队收缩于观音山、黄山头等制高点，固守待援，硬把遭遇战拖成了阵地战。

这一下，二纵栽了跟头。因为缺少火炮类重武器，又没有山地攻坚的经验，战士们别无他法，只能一个劲猛冲，根本没有任何成熟的战术体系。而这样的打法，根本不可能攻破滇军的阵地，人家毕竟是在西南大山中拉出来的部队，山地作战一绝，守住两个山头还是绰绰有余的。

二纵攻不下，另一边的一纵1旅也没有挡住48师。两头都没打过，刘伯承只能下令撤退。

几天之后，战场态势又发生变化。

58师跑到大别山北麓的商城进行短暂休整后，留下一个旅驻防，其余部队又溜了出来。

刘伯承这次再下决心，命令主力一、二、三纵全部出击，在商城东北布置伏击圈，想要一举消灭58师。

优势兵力三打一，还是最擅长的伏击战。

结果，三个纵队在大别山里急行军，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感到预定伏击点，58师却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风声，早跑得无影无踪了。虽然一纵紧赶慢赶，最终追上了58师落在后面的一个团，将其消灭。但二纵却和桂军48师打了一场遭遇战，损失不小。两场平均，算是打了个平手。

这已经是二纵连着两场战斗掉链子。

几天之后，同样的打法。刘伯承决定集中一、二、三纵主力围歼正在向光山进军的85师。

整编第85师，成分很复杂。从出身来看，算是黔军一系，但其主力在长征中与红二、六军团交手，编制打残了，后来只能与皖军合编，保留了85师番号，且归在了中央军体系，算是因祸得福，从杂牌变成了嫡系。

在85师中，有两个关键人物。

一个是军长吴绍周，此人虽是贵州讲武堂出身，但很早就投靠了老蒋，算是何应钦的嫡系将领。有他坐镇，85师装备给养自然不差。

另一个是则是时任110旅旅长的廖运周，我军最著名的“卧底将军”之一。早在大别山之前，廖运周就和刘邓保持着密切联系。汝河战役时，正是他故意“怯战”，在沿河防线漏出一个口子，才保证刘邓大军顺利渡河，直通大别山。

开国少将廖运周

这回又是三打一，而且还有内应，算是四打一，绝对的优势。而且刘伯承也下了死命令：

“望严令不顾一切猛打猛冲，如丧失战机一定严办，直到枪毙。”

秘密出击，而且有大雨作掩护，只要部队到位，就是一场干脆利落的歼灭战。但偏偏这一次，一纵又出了岔子，西北角没有及时堵住，直接就让85师给跑了。

一个月内，连着三仗，一仗没赢。

这下，刘邓发火了。

三场战斗，战略上都没问题。而且除了第一仗二纵山地战经验不足外，后面两仗战术方面也没问题。

关键就在于“贻误战机”的情况屡次出现，这是军事上最低级的错误。

部队行动缓慢，固然有后勤不足，疲劳作战的原因在，但刘邓大军就是靠打苦仗熬出来的，长征不苦？太行抗战不苦？不都挺过来了吗？怎么偏偏到了大别山，苦一点就不会打仗了？

说白了，执行力不强，差的是人心。

千里挺进大别山，走了一路，也打了一路，部队一直没有得到休整，士气自然不高。而进入大别山后，老百姓的态度，加上疲劳、饥饿、疾病，丢弃重装备等诸多困难，更是迅速让一支百战劲旅不战而衰，官兵的自信心都受到了打击。

怎么办？人心垮了，就扶起人心。

就在放跑85师的第二天，刘邓召开了一场旅以上干部会议。

仗没打好，开会检讨很正常，各纵队司令和政委心里都清楚，这回一定得挨骂。但是谁都没想到，这一次可不仅仅是简单的挨骂。

按习惯，不管开什么会，进了会场大家先要握握手。但这次一进屋子，一向“最讲礼貌”的邓政委却一脸严肃，冲着众人说了一句：

“今天开会不握手。”

就这一句话，就把那些威风八面的将军们镇住了。好嘛，陈再道、陈锡联、杨勇、王近山这一众悍将，乖乖落座，一声不敢吭。

要说邓小平说话语调高一点，都已经算是稀奇事。那么一向和善的刘伯承，这回开口更是毫不留情：

“我是军人，讲话简单。今天的会是安卵子的会。我们的部队变成了女人，一碰就会跑。”

刘伯承开门见山，直言有些部队胆小怕事，避敌不打，躲躲闪闪，搞得敌人误以为我们部队已经溃散了，越来越猖狂。问题出在哪？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兵带不好，司令员首先就要负责。

就拿陈再道的二纵来说，从鲁西南到大别山，仗没少打，但战斗作风越来越来软，还落了个“姑娘纵队”绰号。

二纵进大别山前，打了几场恶战，战斗骨干损失不小，这固然属于客观原因。但陈再道这个大别山出身的司令员，当着家乡父老的面，总不能兵多就勇敢蛮干，兵少就只想着打巧仗，遇到敌人就犹犹豫豫，这样老百姓能相信你？

所以，邓小平着重强调，打完仗开这会，目的不是骂两句就完了，而是要强调军法，最重要的就是两点：

第一、 哪怕饿死、冻死，也不准欺负老百姓。

第二、 战场必须坚决执行命令，拼死作战，软一下，就是犯错误。

谁违反了纪律，直接执行军法，存亡之际，没有任何情面可讲。

为了完成彻底的整顿，当陕北传来作战命令时，刘邓联名回了一封长电，言明部队需要进行调整，短期内不宜进行大规模作战。

对此，毛主席在了解具体情况后，也给予了充分理解，不仅迅速更改了命令，让部队从进攻转为收缩，还特意嘱咐刘邓：

“按照自己情况逐步克服困难。”

不得不说，我们的部队之所以能够无数次在逆境中翻盘，靠的就是不断的反思和改正，敢于自我批评、自我否定。

在铁打一般的纪律面前，刘邓大军很快就完成了脱胎换骨。

不久之后，三纵夜袭张家店，以伤亡300余人的代价，全歼敌62旅4000余人。与此同时，一纵在麻城消灭了56师三个营，二纵也不负众望，在李家集干净利落地打掉了敌人一个营。

自此之后，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越打越顺。当然，这个时候又有了新的麻烦，那就是俘虏太多，管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