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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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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长春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在1948年成为了战争与人性的试金石。蒋介石的“王牌军”死守这里,外面大军围城内里粮食短缺,人们该何去何从?
在毛主席的运筹帷幄之下,吃尽了苦头、忍受了绝望的长春,最终没有以鲜血洗净城墙,反而迎来了和平的解放。

说到围城,我们脑袋里第一反应可能就是“钢铁之城”,守城部队雄壮威武,攻城部队刀枪空中舞,最后,攻城胜者站在战场中央,胜利的旗帜迎风飘扬,城市内外血腥一片。
在长春,解放军的战略打破了“强攻”一贯的套路,采取了一招“软磨硬泡”,使这场围城战没有那么多血腥冲突,反而顺利带来和平解放。
先来普及一下长春的地理和战略背景。1948年,长春成为了蒋介石指挥的“王牌部队”新七军的主阵地。

这个新七军可不是个普通的军队,简直就像是电影中的钢铁部队,装备精良、士气高昂,还把这座城市建成了一座“堡垒”。
日军时期就已修建的坚固建筑,加上国民党之后的补充增修,长春形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攻破的军事防线。
不过,这可难不倒解放军们。毛主席心里清楚,虽然长春守军人数多、城防坚固,但长春并非不可打破的坚冰。
最初,解放军准备了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然而这一切很快就遇到了“头疼”的问题:怎么才能快速攻占这么一个坚固的城市?

围城的最初阶段,解放军发动了多次外围进攻,目标是削弱守军的防线。萧劲光等指挥部队开始了对外围的围攻,特别是对西郊的大房身机场进行猛烈攻击,想要切断敌人的空中补给。
这个举动确实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把机场守军彻底消灭,机场的跑道也被破坏,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一战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大规模消耗敌军的效果。反而,解放军在外围的战斗中,也损失了不少士兵,形势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这时,解放军的指挥官们进行了一番深思熟虑的战术调整。从原计划的“强攻长春”变成了“围城打援”,这可是个非常讲究的战略。
与其强攻,逼迫敌人展开一场伤亡惨重的对决,倒不如通过周密的封锁、切断敌人增援、让敌人自乱阵脚。

这是一个典型的“心理战”策略,把敌人逼到死角,让他们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自己首先崩溃。
从6月25日起,围城正式开始,解放军在四面八方布下了封锁网,任何想进入长春的物资和人员都被严格检查。敌人眼看着四周都被封死,长春被困得水泄不通。
此时,敌人的第一个反应是“突围”,于是就有了几次大规模的反扑。但解放军可没轻易给敌人突破的机会,利用精心布置的阵地和防守,成功打退了敌人的反击。
围城的第二阶段,解放军不仅仅靠军事封锁,还在心理上对敌军进行不断打击。心理攻势、政治宣传、敌军内部的瓦解工作,逐步让长春守军的士气大幅下降。围困战不再是单纯的兵力对抗,而是变成了心态与耐力的较量。
老百姓也有烦恼,长春不止有战争还有饥荒!围城期间,长春不仅面临着激烈的军事冲突,还经历了无情的饥荒。在这座被围困的城市里,老百姓的苦日子可真是让人忍不住想流泪。
粮食匮乏、物价飞涨,市民们不仅要承受战争的恐惧,还要忍受饥饿的折磨。就像是那个笑话——“战争是打仗,饿肚子是打‘饭’战”,但这在长春是现实中的每一天。
最初,长春的守军李鸿安慰自己的部队,“没关系,粮食不够了可以靠空投。”听起来似乎挺有信心,但空投粮食能解决多少问题呢?

根据美军专家的分析,要满足长春的基本需求,每天至少需要20架飞机飞行,但实际情况是最多只有12架后来甚至只有三四架飞机,空投的粮食根本无法解决城内民众的生存问题。
在大军的封锁下,长春的居民面临着越来越严酷的生存考验。为了节省粮食,市民们甚至不得不靠糠秕、豆粉等低劣食物维持生命。
那时候,连一个大饼都能换上一块金镏子,而一块金镏子却能换得一场婚礼——想想这简直比任何悲剧都更加残酷。
与此同时,长春的守军也没闲着。他们不仅从民众那里强行征粮,还直接搜刮民间的一切能吃的东西,包括麸子、糠秕、豆粉等等。

市民们都变得眼神呆滞,像是死尸般在街头流浪。在那样极度饥饿的情况下,长春的街头可能比战场更加可怕。每天的日出与日落,似乎都是人们在漫长黑暗中的一线曙光。
这时候,解放军也没有袖手旁观。他们一方面在军事上严密封锁,一方面又进行有组织的民生援助。
为了减轻民众的苦难,解放军建立了难民收容所,提供救济粮,特别是为难民提供每天一斤的救济粮。
与此同时,解放军还通过组织人民群众帮助难民,积极将那些瘦骨嶙峋的市民转移到乡村,让他们暂时脱离这座苦海。

如果你以为长春围城的最后决胜是靠枪炮打出来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解放军的聪明才智在这一阶段完全展现了出来——他们在这场围城战中玩了一手“心战”,让守军不仅要“打”外敌,还得与内心的恐惧和绝望作斗争。
解放军并没有满足于单纯的军事围困,而是采取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心理战。
在严密的封锁和对敌军的打击下,解放军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通过广播喊话、宣传单散发、甚至是给敌人送饭的方式,逐渐将长春城内的士气压垮。

特别是针对敌军将领,解放军使出了“软实力”。曾泽生,国民党军第六十军的军长,本来是坚决抵抗解放军进攻的,但在解放军的一系列政治和心理工作下,他渐渐动摇了。
通过海城起义的潘朔端以及多次亲自到长春的信件与谈判,曾泽生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最终,他决定放弃抵抗,投降解放军。
郑洞国,这位蒋军的副总司令,也是在内部矛盾与心理攻势的影响下,逐渐走向了投诚的道路。面对周恩来的亲笔信,郑洞国内心的疑虑和矛盾在逐渐被解放军的坚定和理智打破。

解放军为他提供了一个“体面投降”的机会,而郑洞国也最终意识到,继续顽抗只会把自己带向无尽的深渊。
10月21日,长春全部解放。
参考资料:
党内军事民主与长春和平解放.文史春秋.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