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十一月，内阁学士韩菱将撰成的《平定三逆方略》稿本四册呈送御览，康熙帝阅后颇为不满。
一天，他对内阁大学士曰：“当三桂初反时，汉官有言不必发兵，七旬有苗格者。又其时，汉官尽移其妻子回家，何也？"即顾韩茂曰："汝为朕载之。”
本来，撰写《方略》已"失上指"，令韩英畏惧异常，现在又要将贬损汉官的上谕载入书中，韩茨益加惶恐，不得不找汉大学士王熙商讨对策。
一向“不持意见”的王熙也感到问题严重，因为这涉及对整个汉族官僚在平定三藩时的评价，表现了康熙的不信任，如果这"两大罪"安到汉官头上，将使若辈无以立朝。
王熙还请大学士明珠为他做说项："幸好为我执奏也。"翌日入见，一向亲善汉官的明珠“略引其端”，将话题提出，王熙紧随其后，"恳恳如阁中语"。
康熙当然明白构筑满汉联合统治基础的重要性，更何况，纵马弯弓的时代已经结束，收买人心当是执政要义，于是微笑答复道："朕固知此两事载不得也。""事遂寝。"
关于编撰《方略》的这段“掌故”，似乎说明汉族官僚作为整体加盟"新朝"已是毋容置疑的事实。
如果说，在鼎革之际食周栗的明朝官员出任新朝后还有一种道德上的负疚感，去就出处之间涉及一种“贞节”的丧失和拥有，那么进入康熙时代就只有少数人仍以“遗民”自居，而不肯屈就新朝了。
“三藩之乱”期间是带有复杂情感的汉族官僚对故国的最后一次凭吊，自此以后的清朝作为新朝的形象已在汉族士大夫中整体塑造完型。
汉官已把背负的十字架卸掉，所余之处是如何与新主人“治国平天下”了。康熙中叶汉族官僚从依附满族权贵到迅速崛起并与之分庭抗礼、独撑门户乃至自相倾轧，这种带有戏剧色彩的急剧转变正是在如上所述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
当平定三藩的战争即将取得全局性胜利的时候，康熙大兴文教，一改“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传统祖制，加强与汉族官僚的紧密联合，故孟森说：
鸿博开科“纯为圣祖定天下之大计，与乾隆丙辰（1736年）之词科，名同而其实大异，此论清事之一要点也"。
又曰："故康熙之制科，在销兵有望之时，正以此网罗遗贤，与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漠视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杰者以作兴之，不敢言利禄之途，足以奔走一世也。”
孟森的这段高论，确是对康熙中叶取法汉制、大兴文教的入木三分之论。而南书房之设尤能让汉族士大夫驰驱新朝以供役使，不失为从制度层面鼓舞士气之大举，而汉族官僚之真正崛起正是借助于这一特殊的政治载体。
清帝在内廷设立书房以备顾问似乎要追溯到清朝兴起的关外时期，而在康熙中叶之所以演化成特殊而定设的机构，又与当时统治上层各政治势力的消长争斗有重要关系，尤其是与分散、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密切关联。
顺康之际"国议"不但参与重大的军政决策，侵夺内阁处理日常政事的职权，甚至连皇帝的权力也时受掣肘。
自玄烨清除鳌拜势力后，一方面缩小议政的范围，削弱、限制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同时通过御门听政、议政等途径，使内阁能较为正常地发挥效能，玄烨也深深地感到，要加强决策的准确性，使办事得心应手，还需建立一个时刻追随身旁以备顾问的班子。
这样，很自然地看中了地处内廷的南书房。在南书房的早期发展史上，它的职能单一，即"文学侍从之臣"，人员也只有沈荃、励杜讷等二三人。
这一时期是康熙刚刚除掉鳌拜势力，尚在少年，自己的权力体系尚未建立，因此南书房也就没有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
康熙十六年底，平定三藩的战争已取得全局性胜利，康熙将目光转移到文治上。是年十月二十日，康熙对两位满大学士勒德洪、明珠说：选择如高士奇等善书者一二人，“同伊等在内侍从。"命满汉大学士会议具奏。
明珠等遵旨会议，旋奏："皇上勤学书写，甚盛事也，皆应钦奉上谕遵行，选择翰林，寻取善书之人，相应交与翰林院可也。"奉旨："依议。"
次日，大学士明珠传谕李爵等五人："尔衙门汉大学士、学士将翰林各官内素有名望无疾病者，选择数员具奏。"
二十二日，李爵等五人口奏："翰林各官俱属翰林院，臣等应会同翰林院掌院学士选择具奏。"奉旨："依议。"
内阁随会同翰林院选择张英等翰林五员具奏。十一月十八日，康熙谕勒德洪、明珠："着将侍讲学士张英在内供奉，张英着食正四品俸。
张英、高士奇皆赐居西安门内，是为汉官赐第皇城内之始，且"饮膳给于大官，执书使中涓，纸笔之属出自御府，珍果之属撤自御馔者，日数至焉”，因而颇为人艳慕。
张英，字敦复，号乐圃，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明崇祯十年（1637年）生，清康熙六年（1667年）进士，改授内弘文院庶吉士。
十一年守制期满回京，授编修，次年改任日讲起居注官，帝以其离家颇远，京中无资产，又常随侍左右，命其以后一切应用物件，由内府供之。
入值南书房后，其“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慎密恪勤，上益器之”。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瓶庐，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八日生于富饶之家，幼年在西湖南屏山下“洗宜楼”读书。康熙三年（1664年）至京师。
喜任侠，习弓矢。五年筑室西山，经史子集、天官地志及黄老医药之书，无不读之。旋因家中变故，在报国寺卖字为生。
八年，入国子监，肄业后为书办。时宫中关帝庙修缮，士奇书五字为门楹，数日后康熙帝见其字，"大加击节"，传问何人代笔，以士奇对。
十年四月，在翰林院考试中擢为第一，帝命留院供职。又传旨“嗣后凡朕经筵讲义，令士奇一人誊写"。十四年为詹事府录事。至十六年，擢为内阁中书。
入值南书房后，士奇每日"报筹而入，送烛而归"。康熙特谕：宫中禁门，待高某离去后落锁。还常派禁旅骑校护入值，以防不测。
从以上记载看，阁臣选拟五人，而康熙帝钦定张英、高士奇二人，其理由是"仅书写之事"，康熙规定"不预外事"，可见此时的南书房仍只是文学侍从之属，是康熙学习汉族文化的顾问。
张、高二人原属翰詹之官，康熙谕其"不预外事"，也即要求南书房不能借密迩天子之时，干预政事。
二人又似有分工，张英主要阐释儒家经义，高士奇主要讲解书画艺术。二人由内务府拨给房屋，说明其属于内廷机构。
"后必优用"是对南书房人员将来的安置、去向作一大体承诺。在南书房发展的早期阶段，它似乎与经筵日讲官有连带关系。
十七年闰三月二十一日，康熙召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王士祯至南书房，同张英、高士奇编辑。
康熙特颁御札云："朕召卿等编辑，适五台山贡至天花蘑菇，鲜馨罕有，可称佳味。特赐卿等，使知名山风土也。"
一周后，即二十八日，康熙又召陈廷敬、王士祯及侍读学士叶方蔼入侍内庭，赐三人字幅、诗幅及墨刻，并曰："朕万几余暇，怡情翰墨。因汝等在内侍从，特以颁赐"，陈廷敬等于南书房北向谢恩。
但是，南书房人员因侍从皇帝左右，其“不预外事”的规定也就渐被打破。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康熙由卧佛寺至碧云寺途中，在马上对大学士明珠及张英、高士奇等谈及唐太宗听言纳谏，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情谊欢洽，"故能陈善闭邪，各尽所怀，登于至治"。
而明朝末年君臣隔绝，四方疾苦无由上闻，称己“思与天下贤才共图治理"，明珠等对曰："臣等或掌机密，或侍左右，日见皇上留心政治。"很显然，张英、高士奇是以"侍左右"身份扈从康熙的。
玄烨以明末君臣隔越之弊为鉴，谕包括张英等侍从在内的臣僚"共图治理"，似可说明南书房的职能开始转化。
在南书房设立之前，徐乾学上《文治四事疏》，其第二事即召词臣备顾问。十七年八月，西洋国进狮子，五日这一天，康熙命中使传谕："西洋进贡狮子，以汝等在内廷编辑，欲赐汝等观，观后可作诗进来。"
次日，康熙召陈廷敬、叶方蔼、张英、高士奇等同观狮子，观毕，几人“退归南书房，各赋七言律诗一首以进”。可见此时的南书房已有编撰书籍之职能。
《康熙起居注》载此后玄烨随同南书房人员学习作画写诗之事颇多。
十八日，康熙又召在南书房编撰书籍的陈廷敬、叶方蔼、王士祯等人至懋勤殿赋秋日经筵七言律诗，又命高士奇将《御制诗集》携至南书房，赐廷敬等三人及张英、高士奇同观。
索额图解大学士任后，明珠事实上成为内阁主宰，后者迎合康熙帝对汉族官僚亲重之意，也广交对汉文化有造诣的文人官僚，加之礼贤下士，汉官乐为之用。
这一时期的南书房也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供职者或是由明珠举荐，或是与明珠有干丝万缕之联系，入直人员密迩禁庭，掌握皇帝言行动向，因而许多在内阁得不到的讯息可以从中得到；
就南书房入值人员而言，他们与举主的关系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愿意借助前者以求庇护及发展。
二者声气相通、权益相求，这就使得本属侍从顾问之属的南书房发生了质变。二是南书房取得草诏诰谕的权力，使之与内阁之间从互相利用到矛盾丛生。
汉族官僚从依附满族权贵到独撑门户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实现的。全祖望曾经这样概括南书房，他说："南书房于侍从为最亲，望之者如峨眉天半，顾其积习，以附枢要为窟穴，以深交中贵人探索消息为声气，以伎忌互相排挤为干力，书卷文字反束之高阁，苟非其人，即不能相容。"
全祖望所讲的是南书房承担草诏谕后的情形。昭槌也说：康熙"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康熙中谕旨，皆其拟进，故高江村之权势赫奕一时。"
这里的康熙中，当指康熙中期，而非康熙朝之谓。但南书房拟进的谕旨，指的是"特颁"诏旨，并不是代替内阁和议政处拟进所有谕旨。
当时三者的分工是："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视草。"当然这仅是大体的职能分工。
明珠称"徐乾学学问优长"，升为内阁学士。旋入值南书房。邓之诚说，徐乾学“本附明珠、高士奇以进”，徐乾学以文坛领袖而需附满权贵以进，似乎代表了汉官入仕的初始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