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有些事仿佛真是命中注定的。鲁迅兄弟4个，鲁迅是老大原名周树人，老二周作人，老三周建人，最小的弟弟夭折。鲁迅与周作人两兄弟幼年时，母亲请来法师给小哥俩分别取了一个法号：鲁迅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这兄弟俩的人生结局就是“两星不相见”。
1923年7月19日早晨，周作人怒气冲冲扔给了鲁迅这封绝交信，兄弟俩绝交。鲁迅一直是一个用笔战斗的斗士，而周作人做了文化汉奸。他们的母亲鲁瑞仰天长叹：“冥冥中，天注定啊”！
我们来聊聊这亲哥俩完全不同的人生故事。
鲁迅——民族魂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年仅55岁。
得知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后，宋庆龄立即赶到鲁迅家中，与许广平商议后，成立治丧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曹靖华、胡风、萧叁、茅盾、史沫特莱、胡愈之、许寿裳、周建人、周作人，后来又增加了马相伯和润之先生，共计15人。除了广大上海民众外，巴金、夏丏尊、萧军、欧阳予倩等社会名流纷纷前来吊唁。
10月22日下午1时，鲁迅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出发，蔡元培主持了在万国公墓举行的葬仪，宋庆龄、邹韬奋、萧军、内山完造等讲话，胡愈之致哀词。哀乐声中，由宋庆龄、沈钧儒将一面白绸的绣着“民族魂”的旗子覆盖在灵柩上。这三个字的分量可谓是不轻，在当时轰动一时。只有鲁迅，才担当得起这三个字。
灵柩送往万国公墓，给鲁迅抬棺的人共有16人，分别是：胡风、巴金、黄源、鹿地亘、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朗西、陈白尘、肖乾、聂绀弩、欧阳山、周文、曹白、萧军。这16人都是执文坛牛耳者。
在灵车之前是一幅巨大的先生画像，是画家司徒乔的手笔。到处都是低着头，衣袖上缠着黑纱的男女青年。他们手里举着白布制成的挽联，一队队排列在马路上，唱着挽歌，感情激昂到顶点。鲁迅去世，举国震惊。上海各界人士自发前来为先生送行，队伍绵延十几公里，多达十万人。各种悼念鲁迅的文章更是抢占了各报刊、杂志的封面。
毛主席评价鲁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
鲁迅被誉为“中国文化的革命的主将”，成为全国民众的偶像，并不是在他去世后多年才被“追捧”的，鲁迅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时代与民族的良心。鲁迅被很多人批评过，他也批评过很多人。鲁迅，始终是鲁迅，他被称为民族魂。除了他，还有谁能有这个荣誉。从这一点说，批评他的人又是多么的渺小。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写到：“鲁迅的葬礼，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日人的一种示威运动。”
叶圣陶曾在《相濡以沫》中记载了当时的场景，“一个个自动组合的队伍，擎起写着标语的旗子或者横幅，从上海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墓地，大家动手铲土，把盖上‘民族魂’的旗的鲁迅先生的棺材埋妥。这样的事，上海从未有过，全中国从未有过了。”
鲁迅精神永远不死。因为，他是为民众发声的正义之士，民众是不会遗忘他的。
鲁迅葬仪当天，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发表“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其中评价鲁迅：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鲁迅和毛泽东一直“神交”。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周海婴给毛泽东信中写道“我在1971年听到传达您的这句话时，心情是何等激动啊。我知道他和您的心是相通的。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伟大导师，父亲的后期也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忠诚战士。我听说他谈起您时，总是点燃一支烟，眼睛充满愉快的微笑，轻轻地说，他愿在您的指挥下，做一名小兵，用笔作刀枪。”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这句话放在今天来说也是绝对有意义，鲁迅先生是真的斗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林语堂说：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鲁迅高于时代的见解，给软弱的国家，给人们的精神世界点亮了一盏灯。让奴颜婢膝之徒无地自容，也让彷徨中的人们获得力量，鲁迅先生带给我们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之光。
1956年，鲁迅墓由上海虹桥万国公墓隆重迁葬于虹口公园，新中国为鲁迅先生举行了国葬。毛泽东为墓碑题字：“鲁迅先生之墓”。
鲁迅无疑是中国硬骨头的代表，铁骨铮铮真汉子，民族脊梁，民族魂。
周作人——文化汉奸
1937年，北京沦陷后，在所有文人纷纷撤出北平之际，鲁迅的二弟周作人贪图享受，舍不得放弃北平的优越生活条件，选择了留了下来。就是选择了一条与其兄完全对立，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胡适化名藏晖婉劝谏周作人“识得重与轻”，劝他离开北平不要做文化汉奸。周作人回了一封信和一首诗，在《苦住庵吟》诗中写到：“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周作人理由充足：我眼下这情形实在没办法啊，我这一家老小都还指着我活命呢。周作人不离开北平最主要的还是与他的个人操守有关。面对年薪1200块大洋诱惑，周作人还是当上了伪华北教育督办。他的那一句“我考虑再三才接受”，能为他当汉奸开脱吗？真是自欺欺人，笑话。他还接受了汪精卫南京政府任命的国务委员，汉奸的帽子箍得结实。他还是中国第一个到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的，简直卑鄙无耻到极点。周家怎么就出了一个这样一个贪生怕死、背弃祖宗的无耻之徒。
1939年元旦，有个自称是他学生的人求见周作人，见面之际突然向他开枪，子弹射中铜扣周作人受惊吓一场。行刺者是国民党当局特务干的，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保护他。
1941年，周作人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6月，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周作人便在文化汉奸的道路上一路狂飙。
1945 日本投降后，60岁的周作人因汉奸罪而被逮捕。周作人辩解说：“我之所以变节忤逆，当初也是身不由己呀！是被日本人一枪吓的呀！我对不起列祖列宗，但我周作人终究没杀过一个中国人，我没血债，为何要一定判我极刑呢？”国民党高等法院最后判处周作人14年有期徒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给国家写了一封信，对自己的错误做了深刻的检讨，并表示愿意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事。毛主席看了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周作人得以被提前保释出狱，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编译工作。
背负着汉奸骂名的周作人，只能是“苟活”着。被扔到社会边缘，生活上极度清贫，直至被世人完全遗忘。周作人不知是否曾为当初的选择后悔过。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他必须要为此承担后果。
1966年，被遗忘在角落中的周作人再次被政治漩涡裹挟，被抄家后又被撵到一个小棚子里住。遭受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后，因不堪侮辱竟在不久后含辱离世，活了82岁。除了家人，没有人向他告别。家人里不包括他的侄子：鲁迅之子周海婴。
后人在评价中曾说：“这位当年显赫一时的学人、作家，终于在寂寞中结束了他多辱的一生。”
台北梁实秋叹到：“他一生淡泊，晚节不终，实在是至堪痛惜而无可原谅之事。”
周作人从选择背叛国家的那一刻起，“文化汉奸”的标签就标定了。不论他生前做了多少贡献，写了多少著作，他注定无法像其兄鲁迅那样名垂青史。当汉奸就是突破道德最后底线，必将遗臭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