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公元前770年到前476年历时290多年的春秋时代，风雷激荡，可以说是烽烟四起，战火连天。仅据鲁史《春秋左氏传》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有480余次。

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相传春秋初期诸侯列国140多个，经过连年兼并，到后来只剩较大的几个。这些大国之间还互相攻伐，争夺霸权。

春秋时期，周天子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反而依附于强大的诸侯。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权，互相征战，争做霸主，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叫做“春秋五霸”。据《史记》的说法，春秋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

春秋时期的历史浓缩在孔子编定的鲁国史书《春秋》中，此书不但记载了鲁国大事，而且记载了当时天下各诸侯之间的战争、外交等一切大事。总的倾向是尊崇周天子，尊崇国君，所谓“《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所以该书被儒家列为“五经”之一。

《春秋》记事特别简略，于是出现了解释《春秋》之书，有通常所说的“春秋三传”。其中《左传》就是“三传”之一。《左传》是左丘明所著，记事绝大部分与春秋相同，所以学者们一致认为《左传》是为了解释演述《春秋》而作的，故称该书为《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因而后世治《春秋》者，皆研读《春秋左氏传》。旧时私塾也以《春秋左氏传》为教材。

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在私塾中就研读过《左传》。据记载，1906年，毛泽东在韶山井湾里私塾，跟毛宇居学习《春秋左氏传》，并因受该书影响，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此外，他还反复通读了演绎春秋战国历史的《东周列国志》。

毛主席从《左传》一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据统计，《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有40条出于《左传》，是毛主席引用最多的经典。从毛主席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引证次数的频繁，分析的详尽来看，他对春秋史是非常熟悉的。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对春秋五霸的兴衰存亡的点评，妙语连珠，发人深省。

齐桓公（？—前643），公元前685至前643年在位，春秋时代齐国第十五位国君，吕氏，姓姜，名小白。

吕小白是姜太公吕尚的第十二代孙，是齐僖公禄甫的小儿子，其母为卫国人。在齐僖公长子齐襄公和其侄子公孙无知相继死于内乱后，吕小白与公子吕纠争位成功，即国君位为齐桓公。

桓公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桓公于前681年在甄（今山东鄄城）召集宋、陈等四国诸侯会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

彼时，中原华夏各诸侯苦于戎狄等部落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受到周天子赏赐。但其晚年昏庸，管仲去世后，任用易牙、竖刁等小人，最终在内乱中饿死。 　

毛泽东早年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记有这样的一句话：

“好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此郭公之所以亡也。”

此语涉及到的西汉刘向《新序》卷四中，记载的齐桓公吕小白和野人就郭氏之墟的一段对话：

昔者，齐桓公出游于野，见亡国故城郭氏之墟。问与野人曰：“是为何墟？”或对曰：“是为郭氏之墟也。”桓公曰：“郭氏者曷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恶恶。”桓公曰：“善善而恶恶，人之善行也，其所以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贵己而不用，则怨之；恶人见其贱己而不好，则仇之。夫与善人为怨、恶人为仇，欲毋亡得乎？是以为墟也。”桓公归，以语管仲，管仲曰：“其人为谁？”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于是桓公找野人而赏焉。

这段对话是富有哲理，启发人们：尊重好人就要任用，厌恶坏人就得防止其行恶，否则就会反受其害。青年毛泽东对此深表赞同，故笔以录之。这也是一则鲜为人知的轶事，由此或可推测青年毛泽东就对齐桓公的事迹很感兴趣。

1964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谈及黄河流域水利建设时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

他在肯定齐桓公“九合诸侯”的霸业的同时，又指出了其在水利建设上的无所作为。

晋文公（前697—前628），姓姬，名重耳，晋献公第二子。

晋献公数得上是一个英雄人物，为晋国开疆辟域，只是到年老的时候就开始糊涂了，宠爱妃子骊姬，他听信骊姬的谗言，打算让骊姬所生幼子奚齐继位，逼死了太子申生。骊姬为了确保奚齐继位，逼得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只得躲回自己的封地蒲州（今永济附近）和屈城（今乡宁、吉县附近）。

晋献公派宦臣勃革是带兵追杀重耳，但是重耳逃走了。重耳被迫流亡至翟国，后辗转五鹿（卫）、齐、卫、曹、宋、郑、楚、秦等国 ，在外十九年，备尝艰辛。公元前636年，重耳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晋国，杀了晋怀公，即位为晋君。

重耳43岁起逃难，至即位时已62岁了，长时期的流亡生活，使得重耳和他手下的那帮大臣，既磨炼了意志，又开阔了眼界，更在政治才能上有了很大的提高。重耳做了国君以后，汲取各国经验，整顿国内政治，安抚人心，晋国很快便强盛起来了。后来和当时的霸主楚国在城濮进行了一场争霸之战，一举击溃楚军，而获得霸主地位。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为了阐明战争中“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的深刻道理，所列举的第一个古代战例，就是“晋楚城濮之战”，毛主席认为，晋军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得益于晋文公重耳“主观指导的正确”。

原来齐国自齐桓公死后，霸业衰落。南楚、北晋都趁机向中原扩展，利益发生了直接冲突。楚与靠近晋国的曹、卫结盟，以宋背楚从晋为由出兵宋国。晋国以应宋求援为名，出师中原，力图“取威定霸”。公元前632年，两国在城濮发生了一次战略性决战。

晋文公认为楚联军势大，晋军又孤军作战，劳师远征，于晋不利，便采纳大夫狐偃的建议，决定进攻兵力薄弱的曹、卫，迫使楚军北上救援以解宋围。同时，晋文公运用策略，加深齐、秦与楚的矛盾，促使齐、秦参战，形成晋、齐、秦联合攻楚的局面。随后晋文公又用元帅先轸的计谋，私许曹、卫复国，使其背楚从晋，并扣留楚使宛春，激怒楚国主将子玉。子玉中计，忿而北上，欲与晋决一死战。

而这时晋文公却履行流亡楚时曾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主动后撤了90里，博得了民众的同情。最重要的是诱使楚军尾追，并与齐、秦、宋军在卫地的黄河冲积而成的开阔地带会合，形成了晋方四国联军。

而子玉见晋军后退，果真以为是畏楚而退，便长驱直入。次日晨，两军相对列阵，相峙于城濮（大致位于今河南濮阳和山东鄄城交界地的临濮集）。战斗开始，晋中军副帅胥臣看到楚联军兵马众多，来势凶猛，便叫士兵做了许多假虎皮蒙在战马的身上，以“猛虎队”猛冲楚联军中相对较弱的右翼陈国、蔡国。两国之师看到一只只大“老虎”扑过来，吓得纷纷溃逃，很快失去抵抗力。接着，晋上军主将狐毛在其战车上竖起两旗稍退，佯作主将后撤。下军主将栾枝亦命士兵以战车拖曳树枝扬尘佯装败退。

求胜心切的子玉又中一计，下令全军出击，被晋中军的精锐部队拦腰截杀。与此同时，楚左军在攻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先轸以中军公卒对楚左军实施侧击；狐毛率上军进行反击。在晋军夹击下，楚左军亦大败。子玉见左、右两军均已溃散，急令中军停止进击，率残部退回楚国，不久引咎自杀。晋军移军向西，进入郑境，迫郑降服。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被周天子册封为盟主，当上中原霸主，从而奠定了晋称雄诸侯的霸业。

城濮之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战争理论，毛主席在其军事著作中曾多次提到了这场战争。毛主席所倡导的人民战争理论，很大程度上也应用了避强击弱、佯退诱敌等战略战术。1945年5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就两次谈到城濮之战晋军 “退避三舍”的战术，比喻与国民党的斗争原则，他说：

“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

1960年，有人送给毛主席一套《东周列国志》的连环画。此前，他是不读小人书的，这次读了，并由此引起强烈兴趣，又读了一遍《东周列国志》的小说。

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主席说：“《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准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写这本书的是民间一个作家。有一本小人书，写城濮之战，可以一看，我对照了《左传》，完全准确。”他还说：《东周列国志》那上边的颠覆活动可多啦。

在春秋霸主间，毛主席对经历了磨难登上国君之位的齐桓公、晋文公给与了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上世纪60年代，他说：

“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

秦穆公（？—前621）春秋时秦国国君。嬴姓，名任好。在位39年（前659-前621），谥号穆。

秦穆公非常重视人才，其任内得到百里奚、蹇叔、由余、丕豹、公孙支等贤臣的辅佐。公元前645年，他在韩原击败晋国，俘晋惠公，又曾协助晋文公回到晋国夺取君位。后在崤(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之战中败于晋军，转而向西发展。

周襄王时，秦穆公出兵攻打蜀国和其他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国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因而周襄王任命他为西方诸侯之伯，遂称霸西戎。

秦穆公对秦的发展和古代西部的民族融合都做出了贡献，是颇有作为的政治家，是毛主席比较称道的一位春秋霸主。

1959年6月24日，在开往韶山的列车上，毛泽东给王任重讲了秦穆公和孟明视的故事：

秦穆公轻信了传来的情报，不听劝阻，强令孟明等率兵征服郑国，结果郑国严阵以待，无法进攻，返回路上，又被晋国伏兵打得全军覆没。秦穆公亲自迎到郊外，说由于没听你们的意见，害了你们，是我的罪过，你们没有罪，“不能以一眚掩大德”，仍重用孟明。后来孟明再次伐晋，又打了败仗，秦穆公还是重用他。于是孟明增修国政，富国强兵，又大举攻晋，势不可挡，凯旋而归。

讲完这个故事，毛泽东这样总结道：

“自古以来，常胜将军是没有的。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啦。”

他还若有所思地说：

“如果是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毛主席显然称赞秦穆公具有“被领导者承担责任”的精神。

楚庄王（？－前591），又称荆庄王，芈姓，熊氏，名旅（一作吕、侣）。郢都（江陵纪南城）人，楚穆王之子。楚庄王自前613年至前591年，共在位23年。

楚庄王之前，楚国一直被排除在中原文化之外，自庄王称霸中原，不仅使楚国强大，威名远扬，也为华夏的统一、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了一定作用。

历史上关于楚庄王的出生以及庄王登基之前的记载十分有限，一般历史文献对其记载多从“一鸣惊人”开始。

楚庄王于公元前613年登基，即位之初，沉迷声色，荒于政事，并下令拒绝一切劝谏，违者“杀无赦”。大臣伍举以隐言进谏，称楚国高地有一大鸟，栖息三年，不飞不鸣，不知是什么鸟，当时庄王即位已经第三年，庄王知道伍举在以大鸟讽喻自己，于是回答说，大鸟三年不飞，飞则冲天；三年不鸣，鸣必惊人。

然而,此后数月，庄王依然如故，仍旧以淫乐为好，大夫苏从冒死再次进谏，庄王终于听从劝告，奋起图治，诛杀小人，任用贤良，使得楚国国力日益强盛。

随后庄王奋发图强，先后任用伍参、苏从、孙叔敖、子重等卓有才能的文臣武将，整顿内政，厉行法制，百姓安居乐业，兵力日益强盛，使楚国出现一派国富兵强的景象，为庄王取得霸业地位奠定了基础。

从公元前611年开始，楚庄王先后伐庸、麇、宋、舒、陈、郑等国，均取得胜利。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今河南嵩县北）之戎，一直打到洛水边，“观兵于周疆”，在周都洛阳陈兵示威。周王派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意欲移鼎于楚。

王孙满说：“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

楚庄王傲然地对王孙满说：“你不要阻止铸鼎之事，我们楚国只要把折断的钩（一种铜兵器）尖收集起来，就足够铸造九鼎了。”

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帝国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周王使者王孙满态度强硬的严词斥责，楚庄王只好退出周疆。

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夏，楚军又在泌之战中一举击败当时楚国以外最强的诸侯晋国，自此楚国强盛一时。庄王二十年（前594）冬，楚、鲁、蔡、许、秦、宋、陈、卫、郑、齐、曹、邾、薛、鄫等14国于蜀（今山东泰安西）会盟，正式推举楚国主盟，楚庄王遂成为称雄中原的霸主。

由于楚庄王日后取得丰硕业绩，确应验其所言“三年不鸣，鸣必惊人”，后世称其为“一鸣惊人”。

毛主席很喜欢用楚庄王“一鸣惊人”的典故。早在1945年9月，他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作家徐迟，当听到徐迟谈及自己作品写得不好，宁可放着，改好了再发表时，毛主席当即说：你是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喽！

1950年10月，毛主席在为越北边界战役大捷所发的电报中，赞扬“年轻的越军，一鸣惊人”。

1952年7月，当毛主席得知抗美援朝空军参战前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希望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后，委婉地指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反映了他对使用空军的谨慎态度。

1960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就整风整社事谈及糊涂人时， 还讲了这个故事：

楚庄王当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

毛主席由此还得出一个结论：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毛主席还提到过辅助楚庄王成霸业的令尹孙叔敖。1957年，他路过河南信阳，那里在春秋时是楚地。孙叔敖在任期间，曾修建了期思陂（今河南淮滨）、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等多处水利工程。毛主席触景生情，想到了孙叔敖，称赞他是中国水利专家。

在“春秋五霸”中，毛主席评价最差的是宋襄公。早在1910年，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就写过一篇题为《宋襄公论》的文章。

宋襄公（？—前637），宋桓公次子，子姓，名兹甫，谥号曰“襄”，称“宋公兹甫”，简曰“宋兹甫”。为宋国君主，公元前650年至前637年在位，被部分史料认作为春秋五霸之一，以“仁义”见称。　　

宋襄公初立，以贤臣子鱼、公孙固为辅，行“东宫图治”，宋国由此大治。周襄王十年（前642）助齐国平定内乱，拥立齐孝公，宋襄公因此声名鹊起。

有些史家把宋襄公和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并称为“春秋五霸”。后四位各有丰功伟绩，均称霸一时，而宋襄公不仅未曾称霸中原，还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国杀得大败，且在此战中迂腐地推行所谓的“仁义”，徒留千古笑柄。因此，列宋襄公于“春秋五霸”，似乎有点勉强。

宋襄公因为在齐孝公复位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帮助齐国安定了局势，所以他雄心勃勃，想仿效齐桓公会盟诸侯，做各诸侯国的霸主。但与此同时，楚成王借齐国中衰、中原无霸的机会将势力渗入中原地区。宋襄公不顾宋国国力尚弱，希望能以宋国的公爵地位压制各诸侯国，与楚国争夺中原霸主的位置。

周襄王十三年（前639）春，宋、齐、楚三国君主会于齐，在宋襄公的强烈要求下，三国同意于同年秋在宋国召开诸侯大会。是年秋，宋襄公以盟主身份约楚成王以及陈国、蔡国、郑国、许国、曹国之君在盂（今河南省睢县西北）会盟，齐国和鲁国借故未到。

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的建议，轻车简从赴会，以争取与会诸侯的信任，结果在会场上遭到楚成王的突袭而被擒。楚成王挟之进攻宋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西南），宋军坚守，数月未下。不久，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成王释放了宋襄公。

宋襄公回国后，不甘受楚之辱，亦未放弃称霸之心，不顾公子目夷和公孙固的劝说，于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夏，联合卫国、许国、滕国进攻附楚的郑国。

楚成王为救郑率军攻宋。宋襄公遂由郑撤回，迎战楚军。十一月初一，楚军进抵泓水南岸时，宋军已占据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阵待敌。当楚军开始渡河时，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彼众我寡，可半渡而击。”

宋襄公拒不同意，说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

楚军渡河后开始列阵时，公孙固又请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混乱、立足未稳之际发起进攻，宋襄公又不允许，说仁义之师“不鼓不成列”。

直待楚军列阵完毕，他才下令进攻。由于楚军实力强大，经激战后，宋军大败。宋襄公亲军全部被歼，他的大腿也受了重伤。

战后，宋国人皆怨襄公指挥不当，但他并未认识自己的错误，向臣民辩解说，“古之为军，临大事不忘大礼”，“君子不重伤（不再次伤害受伤的敌人），不擒二毛（不捉拿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中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的敌人）”，固执地认为自己遵守古训行事并无不当。周襄王十五年（前637）五月，宋襄公因伤重不治而亡。

泓水之战后，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在其后数年间，楚国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到遏制。而宋国在泓水之战战败后沦为二流国家，未能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

毛主席1938年发表的军事名著《论持久战》中，在探讨“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时，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襄公兵败的原因。“蠢猪式”三个字，是毛主席对古代帝王的最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