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苏轼所处时代，有人对李白的人品才能产生怀疑，说他是一个“狂士”，又曾在永王李璘反叛（后来证明为冤案）唐肃宗李亨时，依从于李璘，为李璘作《永王东巡歌》。像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称为治世之才呢？

（在李璘失败被杀后，李白在浔阳入狱。后被御史中丞宋若思、宰相崔涣营救。但后来还是因为参加永王东巡而有“失节”“从逆”之嫌，被判罪长流夜郎。）（夜郎，今贵州桐梓）

宋真宗朝的宰相毕士安（938—1005）为李白墓碑上题字，后来诗人郭祥正（1035～1113）在李白墓碑背面题刻了他的诗《题毕文简公撰李太白碑阴》，诗中称赞李白有“王佐之才”。（清风无根长不死，太白高名亦如此。何人谓是王佐才，文简雄词泻秋水。）

这是不是又太过誉了呢？

于是，苏轼（1037年—1101年）在读过郭祥正的诗后，作了《李太白碑阴记》一文，为李白作辩解。文中写道：

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 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不亦过乎?

曰： 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料天下之士; 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

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容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跆藉贵势。出不沐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介。雄节迈论，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

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按苏轼所说，李白，李太白是个狂士，没错。又曾经失节于永王李磷，这怎么能称为济世之才？文简公毕士安在碑上又称他为“王佐之才”，是否是称誉过当？

苏轼首先解释这狂士一词，他说：确实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的外强中干、无才可取之士，但这并不能说，天下所有的士人都是这样。

士人就是以身心内的浩气为主导的，唐玄宗时，高力士受宠，大权在握，朝内朝外公卿大夫大都争相巴结于他。可初作翰林的李白，却让高力士在大殿上当众为他况靴，这时的李白真的是“气盖天下”了。

如果李白当时受到重用，他怎么会依附取悦于权势，能容忍皇帝的昏庸呢？

苏轼说，西晋文学家夏侯湛曾著文盛赞汉朝豪杰东方朔，他认为这些赞语用来称赞李太白也适合。

他说，李白“失节于永王李璘是因为受了“迫胁”，不然，连一般人都能看出狂妄恣肆的李璘必败，而能早年就鉴识出郭子仪为人杰的李白，怎么能看不出李璘会一事无成呢？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

因此，他说，我不得不为李白作个辩解。

——正是因为苏轼爱李白的“才”，李白的“狂”，李白的“正直”，和他本人多有相似之处，因此让使他不得不为李白作这个辩解。

惺惺相惜之意，浓融于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