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总有一些关键节点和重要人物的选择，成为后人反复思考与研究的对象。
其中，特殊历史时期结束后，如何处置江青的问题，就曾引发过诸多讨论。
而徐向前徐总在其中的态度和选择，尤为引人注目。在众人的一片喊杀中，徐总为何坚决不肯杀江青？
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果断抓捕归案。
那一历史事件，标志着特殊时期的结束，也代表着中国将迎来新的历史走向。
然而，看似那四人被抓捕，但那场动乱造成的余波还没有结束。尤其是该如何处置那四个人，就成了摆在高层面前的复杂课题。
由于那四人身份特殊，且案情错综复杂，由此四人被捕后，高层特意成立了“专案组”，对于那一案件，进行了详细细致的调查和取证。
直到1980年11月20日，才迎来真正的正义时刻。
最高法庭在北京正义路一号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审理了江青等人。
那一天，法庭内座无虚席，八百多名旁听者怀着复杂的心情等待着审判的开始。
同时现场架设着多部摄影机和录音设备，将整个审判过程都记录了下来，一方面是为了留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审判的公正透明。
下午3点，特别法庭正式开庭。
3点15分，江青和其他“四人帮”成员被法警押上法庭。
令人意外的是，当时江青的穿着十分引人注目，她不仅穿着整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而且还表现出一种高傲的姿态，完全不像是“阶下囚”。
当法官审理她的罪行时，她全都否认了，拒不认罪，甚至还大喊大叫地扰乱法庭的审判进程。
不过，在大量事实、证据面前，她的所有狡辩、无理取闹都是无效的，都显得苍白无力。
“四人帮”中的另外三位主犯，各自态度不一。
姚文元是出了名的“能说会道”，每次被法官提问时，他总能避重就轻地为自己“解释”。
甚至玩起文字游戏，将自己所犯之罪狡辩为“执行工作任务”、“工作失误”等等，企图以此逃脱法律制裁。
被誉为“四人帮”军师的张春桥，则是一如既往的脸色阴冷、一言不发。
无论法官怎么提问他，或是宣判其罪行，他始终三缄其口，也不为自己辩解，而是冷眼直勾勾的盯着众人，有一种目中无人的样子。
还有王洪文，他的认罪态度最好，这或许与他的妻子的探监、劝说有关。
故而在最后的审判中，王洪文一改以前的抗拒态度，竟然主动在法庭上交代罪行、配合审理。
审判“四人帮”的过程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从1980年11月20日开庭，一直到1981年1月25日才结束。
在那段时间里，法庭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反复核实，对每一项罪行都进行了严谨的认定。然而，审判只是第一步，该如何处置“四人帮”才是重中之重，也是最难的抉择。
当时，社会上要求枪毙江青的呼声很高。许多人曾深受“四人帮”的迫害，对他们的仇恨如同烈火般燃烧。
由此，为了平民愤，在高层会议的讨论如何处置江青等人时，大多数人也倾向于判处死刑。
然而，就在那一关键时刻，徐帅却投出了关键的一票——一定不能杀江青。
徐帅，是我国杰出的将领之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了巨大力量；同时他也是出了名的“仁爱之人”。
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时，毛主席就曾紧握徐帅的手说道：“你是一个好人啊，好人啊！”
而在讨论处置江青的问题时，徐帅最终投了不肯杀江青的票，其实并非是对江青的姑息和纵容，而是基于对国家法治、政治稳定和社会长远发展的深刻考量。
1、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徐帅认为，特殊时期，党和国家的法治建设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许多干部和群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由此，特殊时期结束后，重建法治秩序是当务之急。
对江青的处置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程序，不能因为情绪的影响而偏离法治轨道。
如果轻易判处死刑，可能会给人一种“以人治”代替“法治”的印象，不利于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
2、从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徐帅认为，江青作为特殊时期的重要人物，她的处置方式会对国内外的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判处死刑，可能会引发一些复杂的政治反应，甚至被一些敌对势力利用来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
3、从社会教育的角度来看，徐帅认为，对江青的处置不应仅仅是为了惩罚，更应该起到教育和警示的作用。
通过依法审判江青，可以让全党全国人民深刻认识到特殊时期错误的严重性，理解法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如果轻易判处死刑，可能会让一些人认为这只是简单的报复，而忽视了对特殊时期错误的深刻反思和总结。
徐帅希望通过公正的审判，引导人们理性地看待历史，从特殊时期中吸取教训，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经过慎重的讨论和深思熟虑之后，我国高层最终采纳了徐帅的建议，没有判处江青死刑。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等人作出终审判决时，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此后，江青的刑罚又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不过，1991年5月14日，江青在狱中自杀身亡，结束了其盲目而又荒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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