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可是，辛苦经营了6年的红土地，红军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蒋介石一再宣称：'日本人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捣乱是内发的，如果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如果'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么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这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依据。
于是，在四次'围剿'接连失败之后，蒋介石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是下定决心永除所谓'心腹之患'。他不顾'亡国灭种'的危险，不顾国人的斥骂，孤注一掷，丧心病狂地向中央苏区进犯……
众寡悬殊、斗争残酷的'围剿'与反'围剿'的厮杀，在苏区土地上展开了……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几乎就在我到达的同一天，传来了黎川失守的噩讯……'
黎川，中央苏区东北面的一个小县城，东依俊秀的武夷山。黎川之战，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哨战。
此时蒋介石刚开始施行他策划了一年多的'围剿'方案。蒋介石选择的首要进攻目标，便是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黎川，由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担任主将。陈诚率领三个精锐师﹣﹣第五、六、七十九师，朝黎川县城推进，来势凶猛。
当时红军主力在朱德、周恩来率领下，正在福建跟国民党十九路军作战，驻守黎川的萧劲光手下只有70个兵。
当陈诚率三个师进攻黎川时，萧劲光不得不率队撤出黎川县城，退到城外60里的溪口。
消息传到瑞金，博古勃然大怒。他高喊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夺回黎川，保住国门。他命令彭德怀率三、五军团迅速从福建回江西御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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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上旬，红军在黎川东北的洵口打了一个遭遇战，歼敌一个旅，取得了胜利。本来应该把这一仗当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序战，引导战争向胜利的方向发展。可是，李德、博古急于要'收复赤色黎川'，竟贸然命令红军去攻打敌人有坚固设防的硝石，红军连战数日未克。10月下旬，再命令红军去打敌人固守的资溪桥，也未获胜。11月中旬，又命令红军进攻浒湾。这时，彭德怀身患疟疾，冷透骨髓，三军团交由彭雪枫指挥。战斗三天，敌人在十几架飞机掩护下，以装甲车开路，终于冲破了红军的防线。红军伤亡重大，被迫撤出战斗。
黎川失守，本是敌强我弱形势下的常事，却被扯到'罗明路线'上去。
黎川失守后，红军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东突西击，陷入被动地位。毛泽东批评他们说：'开脚一走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办法。'
蒋介石胃口大开，在夺得黎川城之后，正欲发动进一步'围剿'，一桩突然事变，搞得他抚掌顿足，坐卧不安。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这对于蒋介石来说，不啻晴天霹雳，
十九路军一向被蒋介石视为异己，为了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1933年初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去打红军。他的本意是让十九路军和红军两败俱伤，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如意算盘会落空。
蔡廷锴、蒋光鼐领导下的十九路军受过中共影响，又曾高举抗日的旗帜，在打不过红军，又后退无路的情况，终于下定决心，举行兵变，实行'联共反蒋抗日'。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急得几天几夜未曾合眼，不得不从江西急调11个师入闽讨'逆'。
蔡廷锴、蒋光鼐积极寻求与中共取得联系，希望得到支持。红军如能同十九路联合起来，对粉碎蒋介石大军的'围剿'十分有利。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主张与十九路军联合。可是中共临时中央'左'得厉害，把盟友推向了敌人一边。
12月5日，临时中央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声称福建政府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前进！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坐失了一次打破'围剿'的良机，他们拒绝将红军突进到以上海、南京、杭州之间为中心的苏浙皖广大地区作战，对北面之敌采取守势，而把红军主力西调去进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区，十九路军成了一支孤军。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接着，蒋介石亲飞福建西部，就近指挥，同时派出海空军封锁福建海口。
在蒋介石大军压境，'银弹'飞舞之下，十九路军孤军无援，所辖五个军中的四个军倒戈，投降了蒋介石。
1934年1月15日，福州易帜，降下了'上红下蓝三横条，正中嵌一颗五角黄星'的'中华共和国'的国旗，重新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不过是昙花一现。蒋介石也长舒了一口气……
博古非但不能把握有利战机，更为糟糕的是，在1934年1月中旬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强调：'只有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的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会议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王稼祥、毛泽东、陈云、张国焘、朱德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刘少奇、关向应、邓发、凯丰等人。
中共中央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博古负总责。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四位书记，亦即政治局常委。
李德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建议。会议错误地认定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革命道路与道路'的决战。这次会议，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1934年的初春，还是寒风呼号的时节，江西的红土地上就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成千上万个怪物来。这是蒋介石采用赛克特的建议，实行堡垒政策，建造了各种各样的碉堡，什么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墟寨等等，将中央苏区团团围住。用陈诚的话来说，他们建碉堡是给池塘筑坝，然后'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消灭了十九路军之后，蒋介石立即调集四路大军，回师'进剿'中央苏区。
东路军，蒋鼎文为总司令，由闽北向闽西推进；北路军，为主力，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由北线向赣南推进，正面进攻中央红军；西路军，何键为总司令，由湖南向西推进；南路军，陈济棠为总司令，由广东朝北推进。
苏区的天空顿时乌云翻腾，烟尘滚滚，正如鲁迅诗中所说：'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
从1934年1月下旬起，红军在福建的建宁、泰宁一带节节抵抗，与敌周旋三个月，未能取胜，被迫后撤。随后，陈诚命罗卓英率11个精锐师朝广昌进击。国民党军采取以守为攻的战术，以碉堡政策向前推进。从甘竹到广昌40华里，平均每天只进展四华里，简直不是打仗，而是'滚战'。红军采取的战术是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以己之短击人之长，兵力消耗极大，而又无法挡住敌人，广昌大战势所必然。
广昌在黎川之南、宁都之北，县城座落在群山之中，旴江左岸，是中央苏区北部重镇。照毛泽东以往的打法，应该主动放弃广昌，另找出路，寻机破敌。
如今，军权握在李德手里，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他一个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多为草图，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清楚，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来只有100里路程，他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测量地图上的距离，以此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目的地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因此给前线作战造成极大的困难。李德因此得到'图上指挥家'的称。对于广昌，李德更是一意孤行，一定要死守。
一个志在必得，一个非守不可。于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广昌发生。
1934年3月21日，博古签发了《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命令指出：'我们的战斗的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
广昌城里，贴着这样的大字标语：'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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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李德不懂以柔克刚，硬拿鸡蛋碰石头，调集了红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在广昌城防线上修筑大量土木结构的堡垒，幻想以此来打破敌人的进攻。
决战从4月10日开始。这时，国民党军队对蒋介石新军事原则的运用已臻于成熟，凭借优良的装备，从四面八方向广昌猛打猛轰。清晨，他们出动三四十架飞机先行轮番轰炸，再用德国普伏式山炮、野炮和一 O 二口径的重迫击炮轰击，炸弹、炮弹倾盆大雨般朝守军阵地落下。在狂轰滥炸下，红军的'土堡垒'飞上了天，红军战士死伤惨重。
到了下午，眼看炸的差不多了，国民党步兵才出面进攻，占领阵地，立即构筑工事。第二天又重复昨天的'操作程序'。如此这般，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红军在城北要冲长生桥苦战几天之后，因伤亡太大，寡不敌众，被迫退入广昌城内。
4月20日，国民党军开始总攻广昌县城，'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
红军付出了重大代价，终于没能打破围攻，4月28日，广昌失守。
李德指挥的广昌战役一败涂地，红军伤亡5500多人。而国民党军队借助于碉堡和飞机、大炮，伤亡大为减少，只死600余人，伤1800余人，不及红军的一半。
正当博古、李德在战争中不断碰壁，已临破产的时刻，身为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却竭力鼓吹李德的'短促突击'。
林彪在1934年6月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断言'短促突击，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够取得战役上的胜利。'说什么'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有害的。'他还拼凑了实行'短促突击'的26条具体措施，为'左'倾军事路线出谋献策。在推行军事教条主义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
占领广昌之后，国民党军队的气焰更为嚣张。
6月，蒋介石分兵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大举进攻。
博古、李德继续采取单纯防御、'短促突击'的战法，也将红军分为六路：红三军团的两个师迎战从泰和向兴国进攻之敌；红八军团在古龙岗以北抵抗敌军的进攻；红三军团在白水镇与石城之间阻敌；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等在连城、朋口以西抗击敌军向长汀的进攻；红五军团在头陂抵抗敌军向宁都的进攻；红二十二师在会昌筠门岭抵御南线之敌。
这是典型的军事平均主义。
8月初，红军为了阻止敌人从广昌向南推进，在从广昌去石城的高虎地山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阵地防御战。红军凭着满腔的仇恨与怒气，以血肉之躯同优势之敌拼搏，杀伤汤恩伯部4000多人。接着，又在高虎地以南的万年亭筑碉堡防御，歼敌1000余人。但红军伤亡也很惨重，阵地也先后丢失。红军将士对李德这种处处被动挨打的战法非常不满，他们称'短促突击'的作战方针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战士们愤慨地说：
'过去的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从来也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而且还壮大了许多倍。'
'现在摆在这里挨打，真气人！'
'这样'阵地防御'下去，结果会怎样呢？'
彭德怀曾当面批评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听后暴跳如雷，大骂彭德怀'封建！封建！'
到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进行了一年之久。战火已烧到根据地核心地区，疯狂的国民党军队像洪水泛滥一样，从四而八方涌来。红军战无可战，退无可退，不得不突围远征。
在红军主力突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
随主力长征，固然艰险重重，但留下来更危险。因为红军主力转移之后，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在围攻得逞之后，势必再次'扫荡'，直至'剿灭'红军。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是：归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有主力红二十师（2000余人），地方红军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团；江西、赣南、闽赣、福建等军区分别指挥的一些独立团、营，共16000余人；连同政府机关、伤病员，共约3万人。看起来，留下的人数并不算少，但有枪的人少，多数战士只能持大刀、梭标为武器。1935年1月27日，项英在关于中央苏区情况给博古、朱德、周恩来的综合报告讲道：'独立师、团……平均梭标占二分之一'，特别是老弱病残及两万多伤病员还需要别人来保护和照顾。用这些力量来应付50万国民党大军，简直是不可能的。谁留，谁不留，中共中央作了仔细的思索，最后决定的名单是：
留下的中央局委员有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五人。后来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增加了邓子恢、张鼎丞、谭振林、梁柏台、毛泽潭、汪金祥、李才莲七人为委员。
他们的分工是：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贺昌任军区政治部主任，陈潭秋任组织部长，瞿秋白任宣传部长，李才莲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
随后，中革军委在转移途中，于10月22日致电项英：'中央军区应从22日起即宣布成立'，项英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师和十军'。中革军委要求中央军区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扩大地方武装，镇压反革命，同时前运粮弹，后运重伤病员。
按中革军委指示，各部负责人是：第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辖第七十一、七十二团。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政委曾山，辖独立一、二、三、四团。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政委钟循仁（后为阮啸仙），辖独立第六、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团、登贤独立团、赣粤边军分区（李乐天任司令员兼政委）、杨赣军分区（罗孟文任政委）。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委钟循仁，辖独立第十七、十八团、瑞金军分区（司令员刘连标，政委杨世珠）、宁化军分区（政委温含珍）。
福建军分区司令员龙腾云，政委万永诚，辖独立第十九、二十团、第三作战团（司令员兼政委朱森）。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方志敏，辖皖南军分区（司令员周成龙，政委柳真吾）、皖赣独立师（师长匡龙海，政委王丰庆）、第三十师（师长倪宝树，政委李伯钧）、皖南独立团。浙南挺进师，师长粟裕，政委刘英。闽北分区党委书记黄道，辖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政委黄道）、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政委卢文卿）。中央军区直辖独立第三、七、八、九、十一团。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
当时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是：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准备在有利条件下配合红军主力反攻，恢复被国民党占领的城镇和地区。
对于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决定，博古是在非常匆忙之中作出的。决定之后，既没有向领导干部说明情况，更没有向广大战士和群众作好动员。相反地，博古、李德以所谓军事上要保密，强调要等红军主力渡过赣东，进入白区以后，才准许宣布红军主力转移的消息。因此，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何日出动？将去何方？是否很快就会回来？红军主力走了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将怎么办？这些人人深切关注的问题谁也不知道，甚至项英、陈毅也被蒙在鼓里。
陈毅是1934年8月28日在兴国战役中，坐骨中弹受伤，此后一直住在医院里。医院虽有 X 光机，却没有电源，拍不成片子，也就无法做手术。10月9日，陈毅的勤务员水生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命令警卫员跑步去告诉电台的值班人员：立即把充电机送到梅坑红军医院；又写了一张字条，叫水生交给院长，让他无论如何要争取时间，给陈毅做完手术。拖了40多天的手术终于做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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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10日傍晚，陈毅正在病房里与水生聊天。忽然，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全身戎装，留着一大把黑胡须的周恩来大步走了进来。
很久了，陈毅一直没有见到周恩来。今天突然见面，要说的话该有多少啊。但局势如此，陈毅的心情十分沉重，有话也不知从何说起，他的嘴唇歙动了几下，见周恩来眼里布满血丝，眼眶发黑，面庞消瘦，脸色憔悴，知道他操劳过度。
周恩来告诉陈毅：'红军主力就要走了。中央决定让项英和你们一些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要你留下来是因为你能打仗，懂军事，可以帮助项英。'
周恩来是了解陈毅的。
1921年周恩来在法国巴黎时，就知道在四川来的勤工俭学学生中，有个叫陈毅的人。陈毅出生在1901年8月26日。这年，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1910年，10岁的陈毅就被卷进辛亥革命的漩涡。他剪去头上的辫子，随兄弟数人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20岁时，陈毅赴法勤工俭学，在巴黎，他不仅悉心研读了《资本论》、《剩余价值论》、《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还积极参加了进步的青年组织'工学世界社'，从此，陈毅走上了政治活动的道路。在1921年勤工俭学学生的'二．二八'斗争中，陈毅作为组织者之一，开始显示他的勇气和才能，而在反对北洋政府的借款斗争中，陈毅的如椽之笔更发挥了它的投枪作用。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遭到法国政府的镇压，陈毅正因为在这些运动中表现突出，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
1927年8月，陈毅参加南昌起义，后来与朱德一起带领队伍开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陈毅任第十二师师长，后任军政部主任。之后，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一道，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期间，陈毅历任军长、军政委、江西军区司令、军团司令等职务，对创建、巩固、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
陈毅明白周恩来说这话的全部涵义。他无比坚定，充满信心地回答：'请党放心！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只要我陈毅一息尚存，就一定坚持斗争，坚持到你们打回来，坚持到最后胜利！'
周恩来离开之后，陈毅不顾腿痛，奔到窗口，凝视着他最崇敬的老战友，无比激动地挥着手，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长征前夕，中央许多领导人是在梅坑话别的。
梅坑，在瑞金县城西南，是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所在地，中央'红星'纵队进行长征的出发点。
1934年10月上旬的一天傍晚，何叔衡因留下不走，在梅坑住地备了一壶水酒，外带一碟花生米，约请即将远征的老战友林伯渠为其饯别。两人促膝对酌，彻夜长谈。
林伯渠和何叔衡、董必武、徐特立、谢党哉并称'苏区五老'。林伯渠，名祖涵，湖南临澧人。他早年参加同盟会，1921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2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国民党'一大”后当选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农民部长，北伐战争中担任第六军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财政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他化装潜入香港，从日本到达海参崴，与徐特立、何叔衡、叶剑英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留在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任教。
1932年下半年，正当蒋介石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时，林伯渠断然放弃在苏联安定的教学生活，回国参战。他于1933年3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后又兼任财政部部长。这次他奉命长征，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
何叔衡为中共创始人之一。1931年秋，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他根据党的指示，经香港、广东等地辗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时值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何叔衡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兼任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组织上考虑到何叔衡年及花甲，不堪远征之劳，把他留了下来。
何、林两人一个是弄政法的，一个是搞财经的。两人在叶坪、沙洲坝共事期间，亲密无间，情同手足。长征前夕，两位老同志一去一留，今后能否再见都难说，相见之下，心绪格外沉重、惆怅。
没料到，两人梅坑聚首竟成诀别。1935年2月，何叔衡随同瞿秋白、邓子恢一行从瑞金梅坑出发，转移至闽西上杭县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时，不幸被地主武装'民团'包围，何叔衡突围负伤后，为了不拖累同志，纵身跳崖，壮烈牺牲，实现了他生前'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谢觉哉后来赋诗赞叹曰：
叔衡才调质且华，独辟溪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衣冠何日葬梅花。
1934年10月12日那天，阴霾满空，炮声隆隆，红军主力部队的战士们即将离开老根据地了，他们是多么依依不舍啊！在这里他们整整战斗了六个春秋。六年，在时间的长河里不过短暂的一瞬，但对红军来说，却是多么不平凡呀。他们忘不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在这里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烈士们，忘不了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项英和博古、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话别时，心情是异常激动而沉重的。他是多么想和他们一起出征啊！可是，党中央已决定他留下坚持斗争，他只能坚决地服从，并表示：一定和中央分局的同志一起，领导中央苏区军民，为保卫苏维埃事业而奋斗到底。
面对扶老携幼前来送行的人们，红军将士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眼含热泪，挥手告别。他们想要说些什么，但声音早已哽咽了：请回吧，亲爱的乡亲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队伍缓缓地出发了，战士们眼里滚动着泪珠，纷纷挥手向父老兄弟姐妹们告别，向老根据地告别。人们又一次涌过来，依依不舍，泣不成声……
陈毅在水生搀扶下，走到村口，靠在一棵几人抱不拢的樟树上，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忧虑地望着红军渐渐消逝的背影。
秋风拂过，树枝猛烈地摇曳，墨绿的樟树叶子发出'哗哗'的声响，仿佛在说：'刮吧﹣﹣风啊，我已经经历了数不尽的寒冬酷暑，无论萧瑟的秋风，还是凛冽的朔风，都不能把我摧毁，我总是这样浓郁长青。风啊……你刮吧，刮吧，我自岿然不动。'
陈毅举目遥望，耳边传来群山松涛的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