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戎马一生，被人称为“布衣将军”。他治军严苛、擅长练兵，战场上往往能知己知彼，攻击敌人的弱点，利用天时和地利，给予敌人沉重地打击，从而速战速决。他一生倒戈九次，但是由他创立的西北军却在历史上活跃了几十年。他和蒋介石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二人还成了拜把子的好兄弟，经过了一段同甘共苦的日子。可是之后从志同道合到兵戎相向，却从歃血为盟到关系决裂。他就是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一代从军50余年的大将军。

光绪八年（1882年），这年满清又对外签订了一条不平等条约，不过这次丧权辱国的是李朝，这是一份宗主国对属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该条约共八条，通过该条约清政府在李朝取得法外治权的权益。可惜很快条约就被废除，甚至因为和日本的战争，而失去了李朝这个藩属国。而就在光绪八年八月二十日‌‌（1882年11月6日），一个男孩降生在直隶青县兴济镇北街（现为沧县兴济镇），后寄籍河北保定。

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倒戈将军”“基督将军”“布衣将军”等绰号的冯玉祥，而刚出生的他属冯家老二，按族谱起名为冯基善。

冯玉祥的父亲冯有茂也是戎马一生的老兵，冯有茂的父亲陪着地主家的少爷学武学，考武举，结果考中武庠（官办武学）生员，毕业于投身淮军将领刘铭传的“铭军”，在差遣队当差，后来慢慢地升到哨官（相当于连长），参加平定陕甘回乱，之后随左宗棠进军新疆。后来又加入淮军，随淮军至直隶青县兴集镇驻防。这时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淮军在保定府“五营练军”，冯有茂携家到保定府，保定成为冯玉祥儿童时代的养育之地、第二故乡。冯玉祥一生都是保定府口音。

光绪十八年（1892年），营中有一个士兵的职缺，军中管事决定补给冯有茂的次子，当时怕耽误时刻，被别人抢去缺额，来不及问冯有茂次子的名字，就随手写了“冯御香”三字，后改为“冯玉祥”登记入册。从此，冯基善就以“冯玉祥”作为官章名，11岁，不用随营操练，发饷时到营中应名领饷外（步兵，每月3两6钱银子），其余时间仍在家中过活。这在保定府的淮军，叫做“恩饷”。

冯基善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冯玉祥刚满15岁，正式入保定五营当兵。他在父亲冯有茂的指点和管教下，开始“向读书和修养方面努力”。不久，冯有茂因病被裁。冯玉祥为了挣钱养家，愈发刻苦操练、学习，开始阅读《操法》《阵法》等兵书。他看到淮军暮气沉沉，便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20日离开淮军，改投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第三营左队右哨六棚。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4月，冯玉祥升为四棚正目。12月中旬，又被提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武卫右军改为第六镇，冯玉祥任司务长，随后又升为本连排长，深得协统陆建章和标统王化东的器重。不久，冯玉祥成为陆建章的内侄女婿，得到了陆的提拔和帮助。宣统二年（1910年），冯玉祥被任命为陆军第20镇（师）第80标第三营管带（营长）。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法办，递解河北保定。第79标官兵起义后，于民国元年（1912年）1月3日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王金铭为大都督，正式宣布独立。不久，起义军因张建功叛变，损失严重，王金铭、施从云遭通永镇总兵王怀庆伏兵杀害。冯玉祥得陆建章搭救，幸免于死。

冯基善

袁世凯编练备补军时，陆建章任左路备补军统领，任命冯玉祥为前营营长。民国二年（1913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玉祥升任第一团团长。民国三年（1914年）7月，冯玉祥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军。9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

民国四年（1915年）奉令率部入川与护国军作战，暗中与蔡锷联络，于次年3月议和停战。民国六年（1917年）4月被免去第16混成旅旅长职。7月率旧部参加讨伐张勋辫子军有功，复任第16混成旅旅长。11月，孙中山举起护法大旗，段祺瑞派冯玉祥所部第16混成旅开往福建，与孙中山麾下的护法军作战。冯玉祥深明大义，公开通电全国，主张罢兵息争，南北议和。

民国七年（1918年）3月下旬，冯玉祥率部离开武穴，进驻湘西，平定了湘西曾尚武流寇。6月底，冯玉祥率部进驻湖南常德，被撤销免职处分，11月任湘西镇守使。冯玉祥曾于民国二年（1913年）在北京时开始信仰基督教，因此在常德期间，在军中设教堂，请牧师向全体官兵宣讲教义，并为100多名官兵施行洗礼。

民国九年（1920年）6月，直皖战争爆发，驻守沅陵以西的皖系田应诏部及湘军赵恒惕部直逼属于直系的冯部，冯玉祥被迫北撤，移驻河南信阳。直皖战争中直系打败了皖系，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被撤职，直系的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任陕督。

民国十年（1921年），冯玉祥率部入陕，8月任陆军第11师师长，从属直系军阀，率其部队入陕西，进攻汉中，陈树藩见难以应战，逃往上海。此时，靖国军内部发生矛盾。冯玉祥借机收编靖国军，于右任、杨虎城一再反对亦未能奏效。陕西督军阎相文自杀之后，接任陕西督军，并以此地为地盘扩充，受到苏联大力支持壮大，其军队因此被称为“西北军”。民国十年（1921年）10月10日晋加陆军上将衔。进驻陕西是冯部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冯玉祥平生第一次取得了一块大地盘。他统一军政，收编了胡景翼等杂牌军，加紧整顿和训练军队；同时为地方选贤任能，筑路办厂，在省政上颇多建树。

冯基善

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段祺瑞和孙中山联盟对抗直系曹锟、吴佩孚）中，冯玉祥率部出陕援直，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调任河南督军。因受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排挤，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防北京南苑，抓紧练兵。12月31日授予陆军上将。

民国十二年（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玉祥在孙中山推动下，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民国十二年（1923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5月兼任西北边防督办。民国十二年（1923年）11月14日授将军府上将军头衔。

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组成反直三角同盟。孙中山方面的国民党人士徐谦、钮永键、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时常与冯玉祥联系，劝冯玉祥联合奉、皖，推翻直系军阀。冯玉祥积极训练部队以加强军事力量，并争取同盟者，与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等秘密联盟，决心倒戈。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古北口与奉方代表达成协议：约定事成后，请孙中山北来，奉军不得入关。冯军与奉军在热河停战。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冯玉祥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接受张学良50万银元的贿赂，10月19日，冯玉祥召集部下举行秘密会议，宣布倒戈计划，改部队名称为国民军。20日清晨，冯军部将鹿钟麟指挥部队控制了北京全城。曹锟被监视在中南海延庆楼内，11月5日，清废帝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此次事件被称为北京政变。并电请孙文北上。导致山海关一路的吴佩孚失败，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但迫于形势，又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

民国十三年（1924年）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始进行国民革命。冯玉祥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参与和支持国民革命。

冯基善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冯玉祥受到段祺瑞、张作霖的排挤。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并要他将部队整编为6个师，人数在15万左右，取消国民军番号，称为“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3月，冯玉祥赴张家口就职。到西北之前，冯玉祥经徐谦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苏联军事顾问开始进入西北军。经刘伯坚倡导，在苏联顾问影响下，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末夏初，冯玉祥做出了向苏联派遣一批年轻的军官留学的决定。在严格的挑选和考试，在军官教导团300多名学员中，录取5人。冯玉祥又从各个部队亲自主持考试挑选出48名学员，其中24名派往苏联 ，另外24名派往日本。

民国十四年（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冯玉祥联合西北军各将领致电段祺瑞，要执政府“严重对外，不必顾虑”，表示“为国赴难，愿效前驱”。他几次召开张家口各校学生、各界民众反帝示威大会，亲自带头高唱《国耻歌》。6月13日，冯玉祥令所部一律臂缠黑纱，为上海烈士致哀，并号召西北军官佐捐款援助五卅罢工工人，冯玉祥个人捐大洋1万元。他主张以武力反击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年底，北方形成了直系、奉系、直鲁联军联合进攻西北军的形势。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冯玉祥在奉、直军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4月9日，冯玉祥驱逐段祺瑞下台。冯玉祥赴苏联考察，5月19日抵达莫斯科，8月17日秘密回国，迅即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不久，国民军在南口败退。危难之时，李大钊先后三次电请冯玉祥回国，希望他收拾残局，整理旧部，配合南方的国民军北伐。冯玉祥慨然接受李大钊的建议，提出“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

民国十五年（1926年）9月初，冯玉祥到达绥远五原（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下辖县）。国民军的流散部队听说冯玉祥回国，纷纷携枪归队。冯玉祥在同于右任、邓宝珊等人商量过之后，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同年9月17日，国民军在五原举行了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参加典礼大会的有官兵万余人。誓师会上还举行了易旗仪式，将五色旗更换为青天白日旗。冯玉祥当场宣布：为表明国民军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决心出师北伐，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并郑重地向全国发出誓师宣言。会后，冯玉祥、于右任扛着红旗，率领全体官兵在五原街上游行。誓师大会后成立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鹿钟麟任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聘请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出师甘、陕，11月解西安之围。

冯基善‍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26日，冯玉祥返抵西安。冯玉祥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陕甘等地颁布治理条例，改革地方行政机构，扶助工农运动。不久，宁汉对立形成，冯玉祥极为忧虑。武汉国民政府于4月18日决定举行第二期北伐，冯玉祥决定向东进军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中原。他发布讨奉檄文，对鄂、豫、察、绥等地三路出师，自兼中路军总司令。4月，冯玉祥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民国十六年（1927年）11月再次击败直鲁联军、取得第二次兰封战役胜利。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一场变革，国民政权被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权，另一派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权，再加上北方的实力军阀张作霖。一时之间，中国出现了三个政权相互对峙的局面。

在这个时候，手下有着四十万兵权，掌管着豫陕甘三个省份，还控制着陇海京汉铁路交叉口的冯玉祥，就成为了一个决定中国政局的关键人物，也成了南京蒋介石和武汉汪精卫都想要争取的对象，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当然不希望冯玉祥投向自己最大的对手汪精卫，所以显得格外的殷勤。他不仅亲自在站台上早早等候，还带上了李宗仁、白崇禧等等一众的党政军的主要人物。

当冯玉祥乘坐的专车进入站台的时候，就响起了音乐，蒋介石还和李宗仁、白崇禧一起举起手敬礼，可是直到三个人的手都已经举酸了，才看到穿着土布军装和布鞋的冯玉祥从最后一节车厢里出来，向蒋介石等人挥手致意。蒋介石的面子上多少有些难堪，但还是急急忙忙地带着一群人赶过去，众星捧月似的把冯玉祥围在中间。

蒋介石把冯玉祥的手紧紧地攥着，还左一声大哥右一声兄弟的叫着。而冯玉祥之所以能够成为各派势力竞相争夺的香饽饽，除了因为他的西北军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冯玉祥带的兵素质好，能打胜仗。

冯基善‍

当时一个报社的记者对冯玉祥部队才有的障碍赛跑训练印象深刻，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战士们要先跳过一条沟，然后经过一座独木桥，之后翻过一堵墙，然后还要翻过一个更高的障碍物，最后冲上一个陡坡，最快的用时是19秒，表演者全是军官。

民国十六年（1927年），笃信基督教的冯玉祥在河南废寺逐僧，将大相国寺改成市场。并发动全省毁佛运动，所有比丘、比丘尼一律驱逐。所有寺产没收，寺院改为学校，或作救济院、图书馆，或成为娱乐场所。继河南之后，直、鲁、陕等各省亦纷纷跟从，华北佛教因此遭到毁灭性打击几乎衰绝。

对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示好，冯玉祥向南京派出了代表，也向武汉派出了代表，可是对于他们双方都要让他当第二集团军司令的提议不予理会，还是用国民军联军司令的名号自称。那么，怎样才能笼络住冯玉祥呢？

蒋介石非常聪明。第一次见面，他就给冯玉祥拿了五十万的大洋用来补充军用物资。还非常豪爽地说道，从现在开始，他的部队待遇是怎么样的，冯玉祥的部队待遇也会是什么样的。

而有兵有权的冯玉祥也有一个大烦恼，那就是西北这个地方太穷了，四十万大军的物资供应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蒋介石这样的做法很让冯玉祥很感动。在这场斗争之间，冯玉祥选择了蒋介石，从此两人商量好了，要一起为三民主义奋斗，进入了关系最融洽的时期。可是，他们双方联手还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当时的局势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冯基善‍、蒋瑞元、阎锡山

民国十六年（1927年）8月13日，因为全国的民众都想让南京和武汉的国民政权合在一起，所以抵不住巨大的压力，蒋介石宣布下野了。这个时候，张作霖和孙传芳趁着这个机会攻击国民政权，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人给蒋介石打电话，想让蒋介石重新出山。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4日，在冯玉祥等人的支持声中，刚刚和宋美龄结完婚的蒋介石再次复出了。民国十七年（1928年）2月18日，为了感谢冯玉祥对于自己的大力支持，蒋介石还亲自从南京来到了郑州，在礼堂里和冯玉祥拜了把子，从此结成了兄弟。蒋介石给冯玉祥写的誓词是以后要一起作战，同甘共苦，一直到海枯石烂。

而冯玉祥写的是愿意为了大义，死也不足惜。最后在拍照片留念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因为谁站在左边的问题而争论不休。冯玉祥说蒋介石是国民军的司令，而蒋介石又说冯玉祥的年龄大，要当哥哥。最后只能是拍了两张照片，两个人分别站在左边一次，用来表示不仅满足了公谊还满足了私情。从此，比蒋介石大了五岁的冯玉祥就成了蒋介石的义兄。

蒋介石每次给冯玉祥打电话的时候，都会称呼冯玉祥为哥哥。而冯玉祥也会亲切地叫蒋介石为弟弟，两个人的关系非常要好。很快，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商定了北伐的计划，蒋介石分别命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作为司令，带领着军队向北进攻。

民国十七年（1928年）4月5日，南京国民政权开始了第二次北伐。冯玉祥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在临行之前，蒋介石对冯玉祥作出了承诺，这次的北伐胜利了以后，就把北京和天津一带交给冯玉祥管理，这让一直都烦恼没有好地盘的冯玉祥非常高兴，他一路猛冲猛打，势如破竹。

蒋瑞元

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22日，蒋介石从徐州给冯玉祥发了一份电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之前承诺要交给冯玉祥的北京、天津的管理权，现在要交给更加善于管理的阎锡山了。接到这封电报之后，冯玉祥非常生气，但也没有什么办法。总不能因为地盘的问题，在全国人民面前和蒋介石公开闹翻，只好先忍下这口恶气。这次北伐的胜利，冯玉祥在其中立下的功劳是很大的，可是蒋介石却没有把北京天津这重要的地方交给和自己结拜的大哥冯玉祥，而是让阎锡山来管理。其实是因为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势力越来越大，蒋介石就想要让阎锡山来压制一下冯玉祥的势力。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宣布要撤离北京，这也意味着二次北伐胜利了。蒋介石立刻打电话邀请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一起去北京参加会议，阎锡山和李宗仁两个人早就已经来到了北京，但是等了好几天之后，都没有等来冯玉祥，传来消息说冯玉祥生病了。这下蒋介石开始着急了，需要谈的就是四个人的事，现在少一个人就没有办法谈了。

其实，冯玉祥只是心里很不舒服，因为这次北伐的四个主要人物当中，阎锡山直接就管理了北京、天津和河北三个省，而作为李宗仁的地盘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充，而冯玉祥只有一个山东。想到在北伐中自己是最卖力的，可是战后分地盘的时候，自己得到的却是最少的。这让冯玉祥怎么想都不甘心。

蒋瑞元

蒋介石也知道自己这么做有点不道德，为了安抚冯玉祥的情绪，他就让冯玉祥的得力下属孙良诚为山东省的负责人，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的市长，李宗仁也用顾全大局，出面劝说冯玉祥，冯玉祥这才开始准备来北京。可是，这场会议最后还是不欢而散了。

实际上，之前一起进行北伐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早就已经参差不齐了，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小心思，蒋介石想的就是怎样削弱地方地势力，从而壮大中央的力量，而另外三位想的都是如何既能保持住自己的地盘，还能捞到更多的好处。

民国十八年（1929年）6月25日，冯玉祥抵太原之后，被阎锡山软禁起来。8月1日，编遣会议在南京重开，阎锡山因对中央编遣会议不满，遂联冯反蒋。冯玉祥决定发动反蒋战争。10月10日，冯玉祥部将领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27人通电反蒋，拥戴阎锡山、冯玉祥为总、副司令。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一面对冯玉祥用兵，一面拉拢阎锡山。26日，阎锡山突然声明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时局，劝冯令西北军各部停战，并将“国民军”的军事秘密向蒋介石报告。28日，蒋介石亲赴汉口督师，并任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了，蒋介石邀请冯玉祥一起攻打桂系，可是冯玉祥没有参加。

蒋介石打败李宗仁之后，觉得自己已经不需要冯玉祥了，所以命令部下拿下济南，等于是在抢冯玉祥的东西。就这样，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关系也决裂了。很快，冯玉祥就公开宣布要反对蒋介石。之后不久，他们双方也正式开战了。

12月1日，冯军反蒋战争失败。冯玉祥对阎锡山的背约痛心疾首，密召鹿钟麟到建安村（冯玉祥被软禁之处），命鹿到潼关主持军事并佯装与蒋方往来，造成欲与蒋联合之假象。另外，蒋介石打败桂系和冯玉祥后，即腾出力量对付阎锡山，先接收了天津海关和长芦盐运使署等税收机关，拒绝支付阎锡山的平津卫戍司令部所辖军政费用。这时，阎锡山一则深怕蒋、冯联合，二则受蒋钳制日重，因此坚定了反蒋的决心。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14日，阎锡山亲自送冯返回潼关。冯玉祥抵潼关的当天，即号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发表请蒋介石下野的函电。民国十九年（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就任副总司令，蒋、冯、阎、桂大战随即爆发。

韩复榘

可是在5月22日，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和石友三突然在洛阳宣布要拥护中央，背叛了冯玉祥，投靠了蒋介石。冯玉祥手下的人才有很多，有“新老五虎将”、“十三太保”等战功赫赫的将领，而这十三个人就是冯玉祥手下的十三个得力的军官。

这些人都是冯玉祥亲自提拔上来的，他们也一直跟着冯玉祥到处作战，冯玉祥也很重视他们。而韩复榘和石友三都是冯玉祥十三太保当中的主要人物，其中韩复榘更是第一大太保驻军山东，当时的冯军有四十万，据说韩复榘就有十万。韩复榘是冯玉祥最倚重的嫡系，为什么会背叛冯玉祥转投蒋介石呢？

其实这和冯玉祥的治军方法有关，冯玉祥对他的士兵就跟亲兄弟的关系一样，但是他对他的重用的那些将领，就是用子侄或者家奴的这种关系来对待他们，完全实行这个封建的家长制。冯玉祥的部队里最有名的是打军棍。而打军棍其实这是以前清军部队里的一种旧习，如果想要升官的话，就会先挨一顿打。

所以当时冯玉祥的部队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有人被打一军棍之后，周围的人都会前来道贺，因为很有可能第二天升职的命令就来了。此外，冯玉祥还要求韩复榘等人在接他的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跪着说话。

这样的封建作风让大部分的将领们都很不满。现在，蒋介石的利益诱惑一使出来，马上就收到了回应。韩复榘和石友三的倒戈，让冯玉祥失去了左膀右臂。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27日，冯玉祥宣布下野了，讨伐蒋介石的事也只能停止了。

张学良

民国十九年（1930年）4月，失败之后的冯玉祥打算联合阎锡山和李宗仁等人打算重新整理队伍，结成了对付蒋介石的同盟。一场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在中原大地上开始了，双方的伤亡都非常惨重。这个时候，身在东北，还有很多兵力的张学良就成为了他们巴结的对象。

民国十九年（1930年）9月18日，在蒋介石的努力之下，原本保持中立的张学良突然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宣布要支持蒋介石，带领军队占领了北平和天津。

局势很快就开始对蒋介石有利了。中原大战结束了，蒋介石胜利了。冯玉祥的地盘都没有了，只得回到了山西的农村，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西北军也在蒋介石的武器和利诱双重打击之下，分崩离析。

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在太原通电下野。西北军全部瓦解。冯玉祥从此失去了与蒋介石对抗的实力。但这也成为他转向民主派的起点。战败后，隐居汾阳城郊峪道河的冯玉祥埋头读书，阅读了社会、政治、历史及文艺等方面的书籍。此时，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加强联络。

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冯玉祥策动石友三反张学良，被东北军打败。同年下半年冯玉祥策动甘肃旧部反蒋，被蒋军打败。

中原大战后，冯军土崩瓦解，冯玉祥失去对军队的控制。虽然还有不少旧部掌握军队，但都各自为政。丧失军队和地盘的冯玉祥迫切想东山再起，为此，他四处联络反蒋力量。而尽快与中共恢复关系是其东山再起的重要一环。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冯玉祥与旧部方振武、吉鸿昌等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一举收复多伦等四县，但最终归于失败。此后他隐居泰山读书，并邀请了一些共产党人和左派民主人士讲学，共同分析世界形势，评论国内政局，同时，加强与各地抗日爱国力量的联系。他在住室墙壁上题有一副对联：“救民安有息肩日，革命方为绝顶人”，用以自勉。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李济深等联合第19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派代表前往参加。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他同宋庆龄、何香凝等13人，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张。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12月以蒋答应实行抗日为条件，在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常委。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了，当时身在南京的冯玉祥也非常担忧蒋介石的安危，何应钦想要轰炸西安，想把蒋介石炸死。

这个时候，南京的中央是冯玉祥坐镇的，他坚决反对，要和平解决这件事，要把蒋介石平安地救回来。为了抗日的大局，冯玉祥曾多次给张学良打电话，甚至表示愿意拿自己来交换蒋介石做人质。虽然蒋介石没给过自己的结拜大哥什么好处，但是冯玉祥却并未辜负七年前两人结拜时甘苦共尝的誓言。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也是选择全力拥护蒋介石，亲自到南京帮助蒋介石。

七・七事变爆发后，冯玉祥致电第29军将士：“抗敌守土之责，断不容丝毫退让。”7月10日，冯玉祥发表《对卢沟桥事变谈话》，指出全国军民应团结一致，为民族生存，为国家复兴而坚决奋斗。8月15日，冯玉祥在苏州就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国民政府划津浦线为第六战区，改任冯玉祥为该战区司令长官。不久，蒋介石又将冯玉祥调到平汉线。10月20日，冯玉祥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到南京后，即被免职。

虽然蒋介石想要和日本对战这件事很符合冯玉祥的心意，但是国民军的内幕，招收士兵过程当中少给战士工资、对士兵不好的现象，让一直都十分同情底层人民的冯玉祥十分失望。冯玉祥在开会的时候直接指出了前方战场和后方军队的差别，那些刚来是壮丁的战士渐渐变得越来越瘦弱。

在会议上面蒋介石也不能直接打断自己大哥的讲话。等到开完会以后，蒋介石非常生气，觉得冯玉祥不给自己面子。冯玉祥的直言不讳经常让蒋介石等人下不来台。为了避开冯玉祥，何应钦想出来一个办法，从此以后，蒋介石他们都把会议安排在冯玉祥外出演讲，不能参会的时候进行。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中旬，沪宁线战情恶化，蒋介石命冯玉祥到平汉线南段视察国防工事。未几，冯玉祥抵达武汉。在武汉的一年中，冯编写了《民众救国问答》《抗日的伟大民众》《抗日游击战士问答》等小册子，在民众中广为散发。冯玉祥还创办了印刷社，印刷了大量抗日宣传品和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冯玉祥以“丘八诗人”身份参加，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冯基善‍、蒋瑞元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大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执常委。该年春夏之际，蒋介石委派冯玉祥到豫西、豫南、鄂东等地视察国防工事。9月，被任命为督导长官，负责检阅和督练新兵。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督导工作结束。

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起，蒋介石就不怎么和冯玉祥联系了，除了因为冯玉祥说话比较直以外，还因为冯玉祥和周总理等我党人员私交很好，在这个问题上面，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分歧没有办法补救。

冯玉祥回到重庆后，投身于各项进步文化工作。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4周年，重庆文化界300余人举行纪念大会，冯玉祥任大会主席。他发表演说，号召学习鲁迅的“真”“硬”“韧”的精神，争取抗战的胜利。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2月19日，冯玉祥在重庆主持成立了“全国基督徒节约献金总会”，以后各地逐步成立分会。冯在四川省大力推行献金运动，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9月，按照当时的黄金价格计算，捐献金额达黄金23000余两。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5月，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中当选中执常委。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2月，冯玉祥发表了《建国问答二〇四问》，集中阐述了他的民主建国思想。他认为“抗战胜利以后，剩下唯一的一件大事就是建国”。他提出要实行以下各事：“发展科学，民主政治，经济建设，国防军事，解放妇女及儿童，健全国际关系，建立工业基础，改良农业及造林畜牧，扶助商业，普及教育，改造社会，改良人种，发展交通，提倡渔业。”在政治上他认为人民应有自由，即“发表的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经济上他认为“应该实行计划经济”。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初，冯玉祥提出出国考察的要求，至4月7日，国民政府才同意他“赴美考察水利”。9月，以“特派考察水利专使”名义赴美，同时被强令退役。在美国期间，冯日夜关注着国内形势。此时，全面内战已经爆发，蒋介石政府大肆镇压国统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冯玉祥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月26日在旧金山《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即日停战议和，由张表方、李济深、宋庆龄等主持和议大计”“成立真正的联合政府”。

冯基善‍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0月10日，冯玉祥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员俱乐部举行的中国学生欢迎庆祝会上发表《国庆演词》，呼吁实现和平民主，抨击政府的暴行。冯玉祥为表明自己的主张和态度，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1月5日发表《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一文，坦率地表明了与蒋介石的分歧，指出“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腐败政府的顶峰，外国的金钱是无法使它免于垮台的”。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2月26日，蒋介石勒令冯玉祥于12月底回国。冯玉祥于12月30日发表声明，予以严厉抵制。蒋介石吊销了冯玉祥的护照。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冯玉祥被选为常委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即积极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大量翻印民革成立的各种文件，分赠美国国会、国务院、各大学、各图书馆及华侨社团，努力扩大民革的政治影响。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当选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随即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他发表了《对被开除党籍的声明》，正式宣布“同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同志们一起，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制度，在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而奋斗”。为了防范国民党特务暗害，冯玉祥还预立遗嘱，表示“要敢说，要敢作，要为人民受难，要为人民死”。2月8日，冯玉祥在美国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信中，冯玉祥指责蒋介石的种种作为，要让蒋介石退出军界。冯玉祥还在信中告诉蒋介石，这是自己最后一次给蒋介石写信了，却没想到这句话竟然成真了。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7月31日，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下，自美国乘“胜利”轮回国，在途经黑海向敖德萨港（今属乌克兰）行进时，9月1日中午，船上失火，冯玉祥不幸遇难，终年66岁。

冯玉祥遇难之后，由毛泽东亲自选址，葬于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西麓。周总理评价其：“自滦州起义，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决御侮，都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

冯基善‍‍

冯玉祥戎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级上将，所部从一个混成旅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十万人的庞大军队。在其5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在作战指挥上强调知己知彼，速战速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借助夜暗和恶劣气候，运用侧后突袭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人称“布衣将军”。当然也因为他在戎马生涯中生涯八次临阵倒戈，故有倒戈将军之称；又因笃信基督教被称为基督将军。

蒋介石和冯玉祥二人从北伐战争时期的相见恨晚，到之后结盟成了好兄弟。再到中原大战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相互背离，甚至是兵戈相见，又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有一起联手保卫祖国，最终却在国共战争时期因为信念不同而决裂。可以说他们二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堪称民国时期军阀之间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