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奇坤
胡奇坤，1926年9月1日出生于江苏沭阳新河镇大营中村后庄。1940年1月参加八路军。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调入新四军第四师九旅《奋斗报》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师十六团主编《立功报》，后调入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拂晓报社，先后参加宿北、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报》驻南京军区记者组组长，第二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兰州军区西安陆军学院研究室副军职主任等职。2019年3月11在北京逝世。
由于我参军时只有13岁，是名副其实的“小八路”，年纪太小，担任不了什么重要工作，开始就在八路军第五纵队三支队（后来的新四军四师九旅）司令部首长身边做些勤务、通信工作。第五纵队三支队是由张爱萍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十一团和韦国清率领的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合编而成的，由张爱萍任支队司令员，韦国清任支队政委。张、韦首长都非常重视宣传文化工作，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时期就创办了《奋斗报》和宣传队。支队成立后，张爱萍说部队要全面走向正规化，武要有，文也不能缺。于是将陇海南进支队政治部办的《奋斗报》列为三支队党委的机关报，创办《奋斗》杂志，同时以陇海南进支队宣传队为主，加上山东“鲁艺”和地方上分配来的同志，组建了奋斗剧团。
1941年，张爱萍首长和参谋处王景坤科长为了给我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决定送我去奋斗剧团工作。我参军前在家乡一共上了6年学，其中2年私塾，4年小学，算是高小毕业。奋斗剧团的文化氛围浓厚，除了学唱歌跳舞，我可以受到更的文化上的熏陶，音乐、舞蹈、戏剧和诗歌有很多东西我可以学。剧团分三个分队，即大同志分队和小同志分队，还有一个女同志分队。小同志分队都是十四五岁的小鬼，不够入党年龄。我们奋斗剧团和部队一起行军转移，每到一地就为部队、后方医院、地方政府和群众演出。我们演过的剧目包括《兴隆店》、《百团大战》、《十字架》，歌剧《农村曲》、《军民进行曲》和合唱《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
张爱萍将军
1942年11月，淮北苏皖边区周围的敌人开始对我新四军四师部队发动大“扫荡”，由徐州、睢宁、泗县、盱眙、固镇各据点出发，五路向我分进合击，总兵力近万人，并以飞机、坦克、汽艇相配合，企图一举歼灭我四师主力。我边区军民，浴血奋战，持续33天，终将敌人击退。但是，由于敌情严重，我根据地范围缩小，大部队活动困难，在反“扫荡”作战中，旅首长命令奋斗剧团脱离大部队，转移到洪泽湖西岸村落单独活动一段时间。反“扫荡”结束后，为适应敌后斗争的新形势，部队和旅的司、政、供、卫机关都进行了较大的精简，奋斗剧团也暂时撤销，所有队员都分配到部队和地方的基层单位工作。奋斗剧团解散后，除了方正、叶志宝等几个女同志被分到比较安全的运河特区外，大部分人都被分配到与敌伪军对峙的边沿地区。
分散到地方工作后，我和大同志分队的顾殿碧同志被分配到敌我斗争最尖锐、生活最艰苦、情况最紧张的泗宿县重岗区。顾殿碧被任命为区队的政治指导员，我被任命为区队的文化教员。重岗区在今天泗洪县政府所在地青阳镇西北面，当年北面有归仁集、老韩圩敌据点，西面有黑塔敌据点，南面的青阳、马公店是更大的敌据点，重岗的中心区离这些敌据点有的隔几十里路，有的只隔十几里路，三面被敌人包围，只有东面背靠根据地。我们和敌人隔着一条濉河相对峙着，濉河西边就是敌人的占领区。在这里我们经常与敌人打来打去，像拉锯一样，你来我往，反复争夺。由于我们三面受敌，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经常是“枕戈待旦”，常常是两三个月不解子弹带，更不用说脱衣睡觉了。而我们东面背靠的根据地，就是位于江苏省北部的洪泽湖，当时是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东西宽达100里，南北长约120里。它东临江苏宝应、淮阴，西靠安徽泗县，南连淮河，北邻是江苏泗阳，成为华中新四军的淮北、淮南、苏北、苏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内湖”，也是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互相联系的重要水道和相互依托的后方。
由于重岗区地处前沿，我们区队的人数比其他区队多一些，有三四十人，战斗人员都配备了武器，我由于年龄小和枪支不够分配，只配给两枚手榴弹。33天反“扫荡”之后，日伪军以蚕食的手段侵蚀我边区根据地，我边区人民全体动员与敌人进行反蚕食斗争。我们区队实际上就是拿起武器的当地农民，他们不堪忍受地主的剥削压迫、日伪军的掠压和奸淫烧杀，跑到革命部队中来，要求发给武器同敌人战斗。他们穿的是原来农民的衣服，戴的老百姓帽子。我和顾殿碧脱下了军装，来到区队后各做了一套蓝布衣裤和一件黑棉布袍子，主要是便于伪装自己，迷惑敌人，紧急情况下可以混在群众中隐藏起来，不被敌人发现。我在那里还认了一位40多岁的农妇为干娘。我干娘个子不高，缠小脚，脸色黝黑，鬓角上已有少许白发，她的儿子岁数比我大一点。我至今仍记得这位可敬干娘对我的关爱。
一天夜晚，我们区队过到濉河西岸去袭击敌人，下半夜返回来，大家都疲惫地睡着了。快到天亮时，我们还在梦中。我的干娘很急促地跑过来叫我们：“快起来啊，敌人来了！”一听到有紧急情况，区队领导决定：全队立即按照预定方案化整为零，混到逃难的群众中间，跑进山岗，利用重岗山良好的地形，埋伏起来，东打一枪，西放一枪，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造成敌人处处受威胁的形势，使其士气沮丧，无心恋战。我因为没有配发武器，按照预定案，由干娘掩护躲藏起来。这时，鬼子和汉奸已到村头。往村里乱放枪。干娘赶紧把我推到她家小西屋一张床底下，外面还用草帘子挡了一下。并告诉我，即使被敌人发现了，也要装聋作哑，不要说话。因为我的老家离重岗区有几百里路，两地口音差别很大，一说话就会露出马脚。不一会儿，日伪军进来后，我在床底下听不清他们问的是什么，却听见干娘说的话是：“老总，俺家没有。”接着就听到他们噼里啪啦打我干娘的声音。我隐蔽在山岗的区队战士，运用各种方式袭扰敌人，使敌摸不清虚实。最后，这股日伪军在我从根据地赶来的主力部队夹击下，狼狈地窜回了据点。
韦国清将军
我第一次直接参加战斗，是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们区队长王城东同志带领区队去袭击敌据点朱王圩。昼伏夜出，是我们这支小游击队与敌人斗争的基本手段，这是因为我们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我们走到哪里，群众都拥护我们支援我们，这是最基本最主要的一条。再就是我们对地形熟悉，道路、村庄、山川、河流处处都熟悉。而敌人据点本来就在广大抗日军民的包围之中，夜间更为恐惧，我们攻击其一点，敌人也不敢出动部队增援。朱王圩敌据点，在濉河西岸，是卖国求荣的王独膀子的老巢。王独膀子经常带领伪军侵犯我重岗区，抢粮、抢猪、鸡、马、牛、羊，以供应日本主子的主副食品。伪军士兵到了老百姓家中就翻箱倒柜，抢劫财物，奸淫烧杀，无所不为。边区人民群众恨透了他们。我们区队常常在夜间去袭击他们，但是由于我们装备不良，也难以消灭他们。
这次打朱王圩，王区长决心来个突然袭击。出发前，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一、不发声、不说话、不咳嗽，身上的装具不要有响声；二、不发光、不点火、不吸烟、不打手电筒；三、没有命令不乱动、发生意外不惊慌。黑夜里，经过几里路寂静的行军，来到了濉河东岸。行军中，大家都严格地遵守了王区长规定的“三不”纪律，因而没有暴露任何目标，连狗咬声音都没有引起来。由于当时是枯水季节，濉河很宽的河床上只有几条涓涓细水在流淌，区队战士遇到沙滩快步向前，遇有流水碎步而涉，不一会儿就渡到濉河西岸。因为我是来区队第一次参加战斗，年龄又小，王区长还指定一名老战士跟随着我，“保炉小文教的安全”。遇上过水时，这个老战士还搀扶我一下。
渡过濉河后，按照预定计划，区队分两路接敌。一路从东北方向发起攻击，另一路从东南方向发起攻击。这两处都有敌人的哨楼，每处约有一班人驻守，专门瞭望和监视河东我军的行动。王独膀子带着几十个贴身卫士进驻在后面的小圩子里面。当时，由于我根据地没有兵工厂，主力部队主要靠缴获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而游击队、区队的武器来源就比较困难。我们区队根本就没有机关枪和冲锋枪这些自动武器，步枪也是杂七杂八的，有德国造的老套筒，日本造的三八式，还有捷克式以及我国生产的汉阳造和土压五。这些枪支，大部分是主力部队淘汰下来的，一部分是从民间征集来的。武器不仅质量不高，数量也不够分配，区队领导把好一点的武器重点配备给部分有战斗经验的战士，并配足他们的子弹和手榴弹，其余战士根据情况，多数人配备了步枪和少许的子弹，少数人配备不上步枪、子弹，就配备几颗手榴弹，我只分配到两颗手榴弹而已。
我和顾殿碧刚从主力部队下到区队的时间不长，对面敌情了解不多，对我 (区队）情也知之甚少。王城东区队长在这里和敌人打了好多年游击，可以说是既知己又知彼。他认为，王独膀子是一群卖身投靠日寇的乌合之众，没有经过训练，毫无战斗力，但是装备比我们好，我们想马上消灭他们有困难，我们这支区队是刚拿起武器的农民，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但战斗意志旺盛，有广大人民支持，敌人想消灭我们也困难。今天夜间的战斗，王区长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就是打击教训王独膀子，宣传教育敌占区群众。所以在战术上釆用先取两翼敌人的哨楼，后再视情况发展，考虑如何对付中间要害核心据点小圩子。
我是跟随进攻东北角哨楼这一队人参加战斗的。朱王圩这帮匪徒，白天抢劫、吃喝，夜间嫖赌。本来是一班人守哨楼，天一黑多数人都出去嫖女人了，只留下4个人在“垒城墙”赌麻将。赌的输家红了眼，赢家又不相让，争争吵吵，根本就把为据点放哨的事丢在脑后去了。我们摸到他们跟前，把一切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还是哗啦哗啦照搓他们的麻将。我们本来打算在麻将桌上活捉了这几个家伙，忽然东南方向先响起了枪声，惊动了这几个匪徒，他们立即推开麻将桌，到处找枪，有个家伙还爬楼去取枪。“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我们这边领头的班长大叫了—声，3个敌人乖乖地举起手来，爬楼的那个家伙靠近窗口，乘势跳了下去。区队—个老战士“砰”的一枪，子弹打在他身上，他趴在地上哇哇地惨叫。
小圩子里的敌人听到了枪声，分两路出来接应。开始我们有意不还击，让他们靠近我们再说。60米、50米，我们都没有惊动他们，等他们靠近我们30米左右，我们才开始投弹、射击。我的那两颗手榴弹，就在这时和区队战士们一起投进了敌群中。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扔出了两颗手榴弹。随着“轰”、“轰”的响声，我的手榴弹在敌人中间爆炸了。敌人死的死，伤的伤，狼狈溃退。我们跟着追进了小圩子，一直插到王独膀子的驻地，哪知他已经骑着马溜走了。打开朱王圩后，我们立即召开村民大会，向人民群众宣传当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我国抗日斗争的形势。群众大会开完后，天近拂晓了，我们立即扛着缴获来的枪支，并押了几个俘虏返回了解放区。
这次战斗是我来区队后第一次直接参战，也是第一次向敌人投了两颗手榴弹。战后，我把我所见所闻和参加这次战斗的感受，写了一篇小文章，题为《夜袭朱王圩》，在新四军九旅政治部出版的《奋斗报》上发表了。这也是我头一次写稿，文章不管写得好坏，但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一个小小局部的真实写照，因而受到了各级的重视。
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机关报《奋斗报》，报名为时任旅长张爱萍题写。
又隔了几个月，1942年12月旅政治部决定调回下放的宣传队人员。我在1943年也被调回去了，但没有回到剧团，这次我被调进了《奋斗报》报社。据说，这跟我写的那篇小稿有关。《夜袭朱王圩》是我写的第一篇战地通讯，在旅党委机关报《奋斗报》上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旅政治部下令调我到《奋斗报》报社工作，从此决定了我走上军队报纸工作的一生。但是很可惜，70年前刊载我那篇战地报道的报纸早已在战火纷飞中丢失了，现在我只好以我的这段回忆加以代替了。
还有一件事情使我永生难忘，这次战斗后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最直接的领导王区队长，是这次战斗的战地指挥员，他看了我这次战斗中的表现，后来又看到了我写这篇战地报道，非常高兴。有一天，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要介绍你入党，当你的入党介绍人。”我说：“区长，你如果认为够条件入党，我非常高兴你介绍我入党。”没过多久，区队指导员兼支部书记顾殿碧同志，正式找我谈话，他说，王区长和他两人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个人同意，明天起就参加过党的生活。就这样，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1943年4月的事。
（选自胡奇坤著《战地黄花分外香——回忆我的军队报纸工作经历》，长江出版社，2013年1月版。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