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奇坤
胡奇坤，1926年9月1日出生于江苏沭阳新河镇大营中村后庄。1940年1月参加八路军。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调入新四军第四师九旅《奋斗报》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师十六团主编《立功报》，后调入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拂晓报社，先后参加宿北、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报》驻南京军区记者组组长，第二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兰州军区西安陆军学院研究室副军职主任等职。2019年3月11在北京逝世。
1939和1940年，我两次投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经过两次波折，终于在1940年1月如愿以偿，成为一个年幼的革命战士。当时，我的年龄只有13岁零4个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各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战热潮。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当即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其第五项要求是：“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内，即应建立一个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工委，其主要任务为发动游击战争。”遵照这一指示，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决定成立陇海游击支队。任命钟辉同志为支队司令兼政委，同时担任苏皖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令他出山东、入徐海，组织发动抗日队伍，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阻止和破坏日军打通陇海铁路东段的企图，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徐(州）海（州）地区人民，不堪忍受日寇铁蹄的践踏、蹂躏，从被日寇占领那天起就奋起自卫，青年救国武装，抗日游击队好似雨后春笋，蓬勃地发展起来，仅沭阳、东海、灌云等县的抗日自卫队，数十人到数百人的抗日武装就有几十支。钟辉司令员带领陇海南进支队干部南下，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沭阳县汤沟乡成立的由汤曙红任大队长的民众抗日自卫队，为取得共产党的领导，1938年秋天，便派人四处寻找党的组织。冬天，终于和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及中共苏皖特委联系上了。不久，支队和特委派来了两个领导干部，一面抓建党，一面抓扩大武装。这支群众武装发展很快，中共苏皖特委和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决定将这支抗日武装编为八路军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4月10日于沭阳县李恒庄附近召开大会，宣布“南支”第三团正式成立，任命汤曙红为团长，周瑞迎为政治委员，下辖4个营。三团成立后，于6月下旬首战五里槐，伏击沿盐河南下的日军运输船队，打坏敌汽艇两艘，打死、淹死日军30多人。这一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提高了人民群众打击日本强盗的信心。后来，国民党顽固派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壮大，十分恼恨，于是在1939年7月制造了“汤沟事件”，诱杀了三团团长汤曙红同志。汤曙红团长被反动派杀害后，三团部队被迫向西撤离，向陇海南进游击支队主力靠拢。就在三团向西转移过程中，三团四营在我上学的南庙小学住了几天。193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在我父亲的同意下，我就跟随叔伯哥哥胡启潼一起参加了“毛三团”（当地群众对南进支队三团的俗称——编注）。
三团四营在南庙宿营十多天，天天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教唱抗日歌曲，如：《松花江上》、“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等。特别是在新河街头演出的抗日救亡短剧《放下你的鞭子》，在群众中影响最为广泛，最为深刻。剧本描写了父女两人，由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家乡，“中国兵说，是受了什么不准抵抗的命令，都撤退了”，他们被迫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卖艺为生。剧作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造成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况，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剧中父女两人的遭遇，在抗战初期具有广泛的概括意义，每一次演出都激起了广大观众的感情共鸣和民族义愤。看了短剧以后，有的观众当场要求参军，有的跑到三团四营驻地南庙，要求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几天的时间，就有近百人参军。三团的发展，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也引起反共顽固派的恐慌和忌恨。部队领导在接到可靠情报，得知国民党沭阳县大队即将对我发起进攻后，考虑到我们游击队刚拉起来，缺枪少弹，势单力薄，目前不宜和它们硬拼，决定连夜向宿迁方向转移。部队转移前,领导找我谈话，说这次西去要过骆马湖、大运河，水很深，你人小个子矮，过不去，你先回家养一段时间，个头长高些，再来部队。就这样，在部队出发时，丢下了我，我在部队中吃了几天红米(高粱米)饭南瓜汤，就回家来了。这是我少年从军的第一次周折。
1940年1月，胡奇坤参加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时留影。
1940年初,陇海南进支队又东渡运河，进入沭阳境内，受命和兄弟部队一起，开辟淮海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毛三团进到离我家只有18里路的东鲍圩时，1月13日我和叔伯弟弟胡启玉回到老部队，后来，我的军龄就是从第二次来部队的日期计算的。第二天，我们这支部队就遭到国民党沭阳县常备队大队长吴晓柴率领的常备队，和宿迁县鲁同轩率领的常备队的联合进攻。敌人凭藉兵力和火力上的优势，一次又一次向我阵地发起冲击，妄图冲进圩内，消灭我们这支装备简陋、缺枪少弹的游击部队。我们利用东鲍圩大地主家坚固的圩墙，顽强据守，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这一天，我第一次参加战斗，第一次听到枪声，第一次在堑壕里看到冲上来的敌人被我们打死倒下或仓惶回窜的狼狈相，也第一次看到我军战士不怕流血牺牲，勇敢战斗和负伤后鲜血外流而不下火线，继续战斗的悲壮感人的场面。我们和敌人打了两天一夜，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终因敌强我弱，我们又无根据地作依托，伤员无处安置，第二天乘夜暗撤出战斗。经过一夜的急行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达宿迁北部马陵山下，拔除龙泉沟敌据点，俘获了敌百余人枪，并以这些人员和武器补充和装备了我们部队。打完这场胜仗，部队在马陵山下休息了一天，后面追击我们的敌人又赶上来了，我们不得不向邳睢铜根据地转移。邳睢铜根据地，最早是由南进支队第一梯队开辟的。这个根据地是由邳县、睢宁、铜山三个县的各一部分组成的三角地区，全区以旧邳州（今古邳镇）为中心，东到运河两岸，西到徐州，约160华里；南到海（州）郑(州）公路，北到陇海铁路，约有六七十华里。人口约百余万。这个地区是淮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结合部，是华中解放区新四军通往延安的交通要道，所处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的四周的交通线和较大的城镇都为日寇、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所占据，天天有枪声，时时有战斗。我们到达邳睢铜根据地后，周围敌据点突然增兵，情况异常危急，必须立即向陇海铁路以北邳北根据地转移。
当时，日寇在占领陇海铁路东段各重要城镇徐州、邳县、新安镇、东海、连云港等地后，企图实现其由点线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对抗日军民和根据地，采取分割、封锁政策，在陇海铁路两边挖了很宽的壕沟，有的地方构筑了地堡和碉堡，设置了铁丝网，形成一道封锁线。通过这条封锁线，对刚刚成立不久的游击队来说，像如临大敌那样的紧张，从路南10里路远的地方就开始跑步，过了路还要跑10多里路才停下来。年纪老的跑不动，年轻人帮助搀扶一下。我们这些小孩也跑不了这样长的路，有时还要大同志背着走一段。好多次撤走和转移拖拖拉拉的情况，使部队领导人认识到战斗连队一定要精干，小的老的都不能留在部队。过到陇海路北邳县胡集时，我和叔伯弟弟胡启玉就被毛三团九连精简下来，送交支队司令部。鉴于环境紧张，部队行军战斗频繁，支队司令部又劝我们回家住一段时间，等长大一点，身体强壮一点再来。我俩死活要留在部队，领导上只得把我们留在参谋处作勤务员。
2胡奇坤手书姑爷王鸿胪革命经历的文字（王鸿胪事迹见《从陇海南进支队到一八八团——我的军旅生涯》）。
我经过了两次周折后，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革命军队。被正式分配了工作岗位后，我像过年时小孩子放“冲天炮”那样的高兴。支队司令部参谋处一位负责人，在动员我离开部队先回家去时说：“你们来八路军，参加打日本鬼子，本来是件好事，为什么一次两次动员你回去呢？是因为你的年龄太小。1926年到1939年，你上次来部队，实足年龄还不到13岁，这次实足年龄也不到14岁。”所以，我这次能够留下并正式分配工作，也是“勉强照顾”而已，这能叫我不高兴吗？我在参谋处作勤务员，工作主要是搞室内和环境卫生，送送信、打打饭，端端洗脸水，有时我还为一科科长王景坤个人做点他交办的事。这一工作对锻炼和加强自己的劳动观念帮助很大。最可贵的由于这工作劳动量不大，一天中可以抽出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我自己每天做完勤务工作之后,就抓紧时间学习，表现比较突出，受到了奖励。（摘自胡奇坤著《我的军旅生涯》，长征出版社，2006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