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后不久，李作鹏等人因冥顽不灵，没有向组织积极交代问题，被撤销一切职务，关押起来接受审查，并于1981年的公开审判中，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由于他在战争年代立下大功，又已被关近10年之久，年老身体差，中央遂人性化地安排他保外就医，在外面度过余生。

离开秦城监狱的李作鹏，被安排住进山西太原一工厂宿舍。刚开始，他跟老伴两人的生活费合起来有180元，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到470元。

在太原，李作鹏第一次外出就被人认出来，对方跟他热情握手；第二次外出，被一个已离休的老部下认出，两人交谈甚久；第三次外出，他戴上了口罩，还是被一50岁上下的妇女拦住，问他是不是姓李，还称呼他李司令，他怎么否认也没用。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人知道李作鹏在太原了。对此，持各种态度的人都有，主要呈两极分化态势：有的抱着同情友好之心，敢于接近和登门闲聊；有的他在前面走，人家在后面骂。持平常心敬而远之的也有。

晚年的李作鹏，有三大爱好，一练字，二看书读报，三写回忆录。当时全国各地都有人来看望他，其中多是他过去的部下、战友和同事，也有一部分亲属。有一类人是他坚决不见且十分不欢迎，就是记者。

因为李作鹏有个要求，采访他可以，公开发表他的讲话也可以，但必须是他的原话，一个字也不能改！他不希望有人借他的名字来瞎说乱写，篡改历史。

回忆录难写，尤其是李作鹏这种手中没有过去任何文献资料的人。但不写又不行，没其他事可做，所以他硬着头皮动起笔来。李作鹏采取先易后难、从近到远的办法写。

李作鹏从1982年开始，做了两年的“后勤准备”——尽可能收集来相关史料和拟好将写内容的思想大纲。从1984年开始，他前前后后、断断续续他写了快20年。他写到1988年的时候已小有所成，写出3本、共计50万字左右的回忆录。

1988年春天，发生的一件事，差点结束他的写作生涯。大概在1988年3月25日凌晨3点左右的时候，李作鹏的老妻起夜，拉开卧室门往外一看吓了一跳：走廊上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开灯查看发现是他们外出时穿的大衣。

李妻连忙唤醒李作鹏，看看什么情况。经过简单的全屋开灯查看，发现除他们睡觉的卧室内，其他地方都被人翻了个遍，什么酒柜、抽屉也不例外，东西丢的到处都是。

情况显而易见，有贼闯进李作鹏家进行偷盗。他家没什么贵重物品，但是于当时的他而言，最贵重的就是绞尽脑汁写下的日记和文章。经过进一步检查，李作鹏发现自己没了两本日记和部分文章、诗词手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精神打击。

最为蹊跷的是，盗贼偷完东西后，还留下了两张字条才扬长而去：“情深。”“穷生盗，并两日记，不会外传。”这怎么看怎么不像普通的盗贼，偷完还故意留下痕迹的盗窃案，那些干了几十年的老干警也没见过。

有关部门的领导告诉李作鹏，这贼绝对不是经济盗贼，而是与政治有关的文化盗贼；他还要李作鹏好好回忆一下，近期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家里，贼肯定是到过家里，才知道家里的情况的。

上面虽下力争限期破案的指示，但最后还是未能破案，找出这个文化盗贼。

最令李作鹏感慨的是，那贼竟没进自己睡觉的卧室：他床头摆放了一根铁棒。贼若闯进，凶多吉少。黄永胜家也遭到过盗窃，但他没有什么回忆录稿件被盗窃，纯是经济盗贼。

在对待被盗一事上，李作鹏跟黄永胜的态度截然不同。李作鹏丢了心血之作，没有灰心丧气、过分疑心。反观黄永胜，却是苦大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