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一天，张春桥在办公室吃饭的时候，突然跟旁人感慨：“总理懂得多国文字，翻译组织文件这样的事，只有他能做。他的学识，他的经历、能力和为人，我这辈子想学也永远学不到了，你不佩服都不行。”

张春桥似乎在作秀，但大家都不太确定，直到他接着提高嗓音说：“有人说我张春桥，一下想争这个，一下又想争那个，好像有什么野心。其实呢，我要说有什么野心的话，我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写出一部《毛泽东传》。”

张春桥这番话，明显不是即兴感慨说出的，在场许多人对此都印象深刻。这些话，张春桥在毛主席晚年时常挂在嘴边。

这种话完全没必要当真，作为一个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最大的野心怎么可能是写一部传记。他这样的政治人物，谈到野心怎么可能是像一个纯粹的文人那样，只想到写部传记。这明摆着是戏言，用以掩饰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抱负，以此降低他人防备、获取他人好感。

张春桥的这番话，是告诉那些不放心他的人，自己没有非分之想：起码退让的姿态摆出来了。

1973年11月21日，一位上海崇明酱酒二厂的党员职工，书写了一封对张春桥看法的信，寄到毛主席手边。信的大概内容是，怀疑张春桥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并表示张做个中央委员可以，但进政治局就十分勉强了，当常委更是完全不行。

毛主席对这封来信的态度，颇不明朗，给人一种敲打又鼓励的意味。毛主席批示此信：“印发政治局，此种攻击不妥，但知此类意见是必要的。”

张春桥不说写《毛泽东传》是心愿，而讲野心，立意很明白：自己的一切行为，确实是被野心推动的，这个野心就是写《毛泽东传》。

而毛主席曾在1961年8月，同身边卫士谈到自己对未来的展望和愿景时讲到：

我生平有三大志愿，一是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二是骑马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要请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同行；三是写本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价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毛主席的第三大志愿，同张春桥“人生最大的野心”颇为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因为毛主席讲的是志愿，张春桥说的是野心。张春桥的野心说，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在其中。毛主席的志愿说，则纯粹是个人的理想。

张春桥的野心，说白了还是立足于政治之上，他想成为比肩毛主席那样的政治人物，准确地说是做“周总理”。

张春桥被捕后，在接受公开审判前，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过多次讯问，当问到周总理之后谁接替总理时，他一时不察，吞吞吐吐地说出真实情况：“他们，嗯，他们（即江、王、姚）的意思是我来。”

在这次讯问后，张春桥意识到多说多错，不自觉地就交出自己的把柄，便选择沉默不语。

遍观古今中外，就没有哪个政治人物说，自己最大的野心是给另一个政治人物写传记的。更何况，张春桥晚年有近20年时间，都没有动笔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