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一结束演说，灵柩就被运到三一教堂院子里的墓地中，这里离汉密尔顿曾经学习、生活、工作以及为这个国家服务的地方不远。在莫尔主教的主持下，汉密尔顿的遗体被安置在教区的心脏区域，有朝一日，这里将成为美国的金融中心。在行将结束之时，送葬队伍聚集在墓地的周围，列成一个整整齐齐的方阵，对天空齐鸣三枪。纽约人以最隆重的军礼安葬了汉密尔顿，满足了几十年前那个圣·克罗伊小职员的绚丽梦想——他曾祈祷，发生一场战争以证明自己的勇敢。“此情此景足以感化一座大理石碑。”汉密尔顿主办的《纽约晚间邮报》如是说。

就这样，国父中的那个最具戏剧性、最非凡的生命结束了。由于在49岁早逝，汉密尔顿在历史记忆中保留着英气逼人的风采。他未能活到须发皆白的年纪，也未能获得年迈政治家的那种威仪。“我们竟然无法想象老年汉密尔顿的样子。”凯瑟琳·德林克·鲍恩曾经写道，“他那倔强的个性和永不衰减的怀疑精神，更多地展现出年轻人的勇往直前和无所顾忌，而非一种审慎的品质。”[16]生命的短暂更加突出了他一生的光辉。当时的人平均寿命大约是55岁，因此，汉密尔顿去世时并不像我们今天看起来那么年轻，但是许多讣告却将他刻画成一个在风华正茂之时被子弹夺去性命的人。

或许，有关汉密尔顿英年早逝的印象由于美国历史上前八位总统的长寿而得以放大，他们的平均寿命都接近80岁，只有华盛顿未逾古稀。汉密尔顿相对短暂的一生不但让他失去了取得更高成就的机会，也剥夺了他塑造自己历史形象的机会。杰斐逊和亚当斯便利用了随后的20年中伤汉密尔顿，并通过冗长的信件和文章来粉饰他们自己。凭借勤奋笔耕和文学天赋，汉密尔顿原本可以留下恢宏的权威性自传。由于意外身亡，对汉密尔顿的历史作用的评判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他的朋友们认为他是一个具备多方面才能的天才，一个罕见的彻底改变美国的旷世奇才。约翰·梅森牧师认为，他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或许还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他的身后再无来者，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人与他相似，也不会有人能让我们再看到他的影子”。

他在短暂的30年内取得的惊人成就，整个美国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但是并非每个人都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后来，约翰·亚当斯一直在抱怨这场决斗：“没有人希望以这种方式除掉汉密尔顿，”[18]他向杰斐逊发牢骚：汉密尔顿的死被烙上“全民灾难的印记”，而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却死得比较落寞”。[19]在自传中，亚当斯再次评论了汉密尔顿的死：“总不能因为这条造孽的可怜虫在垂死时刻悔悟，就忘记他的罪恶、愚蠢和堕落。”詹姆斯·麦迪逊对汉密尔顿的死似乎漠不关心，他似乎更关心他的联邦党政敌会怎样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在给詹姆斯·门罗的信中，他指出：“您会在报纸上看到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惊心动魄的决斗。您很容易理解这件事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杰斐逊以汉密尔顿熟知的躲闪态度回应老对手的死。在葬礼结束三天后，杰斐逊在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像是事后想起那样加了一条附言：“看看兰道夫先生的报纸就会知道，汉密尔顿上校已于12日去世。”即便现在，杰斐逊还是要把汉密尔顿的“将军”贬低为“上校”。

另一次，他简短地说，这是“近来引起国人关注的一起死亡事件”。除了这两次之外，杰斐逊再未提起自己14年政治生涯中的这根眼中钉。从威霍肯回来之后，亚伦·伯尔的小船在运河街码头靠岸。随即，他带着呼吸早晨清新空气后的那种轻快和愉悦，策马返回里士满山庄。这位美国副总统似乎并非血肉之躯，不会被罪恶感折磨，亦不会因杀戮而感到焦虑。根据传记作家詹姆斯·帕顿的说法，那天上午，一位住在康涅狄格的亲戚顺路造访了里士满山庄，发现伯尔正在他的图书室里。伯尔显得热情好客，似乎完全忘记自己在两小时前击伤汉密尔顿的事情。当他的对手在北面800米处的一个房间里奄奄一息的时候，伯尔正在和他的亲戚共进早餐，还交流了他们共同的一些朋友的趣事。这位年轻的亲戚大约10点钟离开了里士满山庄，然后沿着百老汇走了下去，结果碰到了一位朋友跟他讲起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伯尔上校在今天早晨的一场决斗中杀死了汉密尔顿将军。”“哦，不可能，他没有杀人，”伯尔的这位满腹狐疑的堂弟说，“我刚从他那里出来，还跟他共进早餐了呢。”“我刚才看见公告上这样写的。”

他的朋友很肯定地说。[23]在决斗之后流传着许多诸如此类的逸事，形象地描述了伯尔对汉密尔顿之死的冷酷的镇定和骇人听闻的漠然。一些报道提到里士满山庄的狂欢，也有报道称，伯尔唯一后悔的是没有将子弹直接射入汉密尔顿的心脏。其中有一些报道无疑是出于联邦党人的宣传需要而杜撰出来的。威廉·范·尼斯坚持说，伯尔“根本没有表现出轻浮，也没有对决斗结果流露出满意”，他只表现出“后悔和关心”。[24]事实上，就在决斗之后，伯尔请霍塞克医生回家时顺道来一趟里士满山庄，告知汉密尔顿的最新情况。然而，这也就是他对汉密尔顿的全部关心。

终其一生，伯尔再也没有对杀死一个留下一妻七子的男人说一句忏悔的话，对他而言，汉密尔顿的家人只是一团空气。关于伯尔的冷漠淡定的传言出现在许多地区，并且与伯尔写信的语气相吻合，因而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在汉密尔顿去世那天，德克·坦恩·布罗克给他父亲写信：“伯尔上校当时在家，似乎非常放松，据报道他的心情似乎相当不错。”[25]一家联邦党报纸栩栩如生地描写了这个因胜利而激动不已的人，说他在决斗后骑马回到家中，其间还停下来与跟他相熟的一位已婚女士打招呼，他“非常愉悦”地告诉她：“这个早晨真不错。”[26]这家报纸还指出，那天早晨与伯尔一起共进早餐的人不是他的亲戚，而是他的代理人纳撒尼尔·普莱姆。伯尔找他的代理人来是为了谈一笔业务。这家报纸说“六名绅士”花了很大功夫，才让普莱姆事后相信伯尔在那天早上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射出了致命的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