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在中央抓捕“四人帮”后，全国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上海的情况相对特殊，形势复杂多变。中央政治局决定迅速派遣工作组前往上海进行接管。

华国锋询问道：“叶帅，您有合适的人选吗？”叶剑英沉思片刻后回答道：“我推荐一位智勇双全的上将，他完全有能力承担这项重任。”

此人是谁？收到任命后他又是如何做的？

此人正是开国上将苏振华。

1912年6月2日，苏振华出生于湖南平江县三墩乡戴家铺一个贫困的雇农家庭。由于家中已有六个孩子，父母给他取名“苏七生”。

童年时的艰苦生活让他早早走上了革命之路。14岁时，苏七生加入了儿童团；15岁时，加入了少年先锋队；16岁时，他参加了平江农民暴动。

1930年6月，苏七生带领37名少先队员前往加入红军，并受到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接见。得知苏七生的辛酸童年后，经历了许多磨难的彭德怀沉默了片刻。“你已经是红军的士兵了，改个名字吧。”

彭德怀想了想，说：“就叫苏振华，怎么样？”这是彭老总对苏振华的鼓励，旨在激励他为振兴中华奋斗终身。于是，苏七生改名为苏振华。

1931年，苏振华当选为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与他同时参军的红小鬼中，能够当选为苏维埃一大代表的人是极少数。

在中央苏区，苏振华参加了多次反“围剿”战斗，凭借出色的表现晋升为团政委，并获得了三等红星奖章。

他还在红军大学高级班进修，凭着吃苦耐劳和虚心向人请教的态度，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振华进入八路军，担任了115师343旅的旅政委。

1941年5月，他调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政委，创造性地提出了“分散游击、集中伏击”等游击战术，在没有天然防御条件的平原地区多次挫败日伪军的进攻，成功打出了多场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到1943年底，冀鲁豫边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全年攻克敌人的碉堡和据点数量比1942年增加了4倍多，收复并扩大了约4000多个村庄的根据地和游击区。

这些成果背后，凝聚了苏振华大量的心血和努力。

解放战争期间，苏振华调入中野，与杨勇搭档，参与了许多关键战役。

特别是在鲁西南战役中，他与杨勇指挥的部队一举攻克了郓城，并通过一夜激战，全歼守敌15000余人，创造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围歼国民党军一个师部及两个旅的先例。这一战果获得了刘邓首长的通令嘉奖。

1947年，中野挺进大别山后，苏振华所在的一纵在高山铺战役中表现出色，被中野司令部记大功一次。

新中国成立后，苏振华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并于1951年兼任贵州军区司令员，成为党和军队在贵州的最高领导人。

在这一时期，苏振华与贵州党政军领导共同带领群众开展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改革，包括清匪反霸、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以及农业合作化等，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主政贵州的五年里，苏振华深入基层，关心群众疾苦，切实落实帮助群众的工作，使得贵州从贫困落后逐步走向发展。与此同时，他也深深热爱这片土地，和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54年4月，42岁的苏振华被调任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后来成为海军政治委员，并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紧密合作，成为彼此的得力搭档。

1955年9月，因立下赫赫战功，苏振华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相继逝世。在国家面临重大变局的关键时刻，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果断采取措施，稳定了全国局势。

然而，上海的情况尤为复杂，形势较为特殊。为了妥善解决上海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决定立即派遣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工作。

10月12日上午，华国锋在玉泉山5号楼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中央工作组的人选。在这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选派谁去担任这一重任成为讨论的重点。

华国锋首先问道：“叶帅，您认为谁合适去上海？”

叶剑英思索了一会儿，回答道：“去上海的人必须是一位既能在军队中立得住威，又能在地方上压得住场的老同志。我想了想，苏振华同志去上海，我看是最合适的。”

叶剑英认为苏振华资历深厚，斗争坚定。在战争年代，曾亲自上阵杀敌，指挥作战有一套自己的经验；而在和平年代，苏振华在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熟悉组织工作，曾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

叶剑英的话刚落，其他政治局委员纷纷表示赞同。

陈锡联将军说道：“振华同志是军委常委，他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非常负责。尤其是在1974年各大军区调整时，很多协调工作都交给了他。派他去上海，老同志们肯定会与他密切合作，支持他的工作。”

李先念也表示赞同：“叶帅的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稳定上海局势极其重要，负责人选必须慎重。振华同志一贯坚定支持党中央的决定，毛主席也曾说过，管海军要靠他。此次派他去上海稳定局势，确实是明智之举。”

华国锋同意了大家的建议，最终决定由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三位领导组成中央工作小组，接管上海的工作。

在苏振华的指导下，中央工作小组的各项工作顺利展开。为了不耽误任何决策，苏振华几乎每天都在工作，长时间没有休息日，也没有节假日。

根据他的秘书回忆，苏振华常常忙到凌晨两三点，甚至熬通宵成为常态。由于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他多次出现心脏病发作的情况。

除了批示文件，苏振华还亲自穿上便装，低调前往基层，调查工人民兵的情况。他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尽量避免引起注意。正如苏振华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在苏振华和其他领导的努力下，工人和民兵的局势没有引发混乱。随后，民兵也被纳入新市委的管理体系中。上海的局势逐渐恢复了正常。

当上海局势稳定后，苏振华回到北京，向叶剑英汇报工作：“根据您的指示，上海的局势已经稳定了。”

叶剑英从苏振华颤抖的声音中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与不易。看到苏振华的报告，叶剑英心中十分欣慰。

在完成上海的维稳任务后，开国上将苏振华重新回到海军，继续主持工作。

1979年1月，海军党委五届二次会议召开。会议结束后，苏振华给党委常委写信，详细阐述了自己对海军工作的一些思考。

此时的他，已经深受病魔困扰，但他依然坚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他曾对身边的人说：“虽然我的身体不好，但我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放弃我的职责，我要为国家和军队的发展奋斗到最后。”

对苏振华而言，个人的健康与国家和军队的事业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他深知，作为共和国的将领，他的首要责任就是保卫国家。无论身体如何，他始终坚守岗位，为国家和军队的繁荣做出贡献。

1979年2月6日，苏振华从医院请假出来，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长篇演讲。然而，仅仅一天后，苏振华突发心肌梗塞，最终在北京病逝，享年67岁。

2月15日下午，苏振华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华国锋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在悼词中，邓小平称：“他不仅是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也是出色的军事指挥员。”

根据苏振华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入祖国的大海中，表达了他对海洋的深厚情感。

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苏振华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为国家、为人民所作出的贡献，至今依然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