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大邑县安仁镇迎来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家族聚会。刘家的后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一个特殊的目的聚集在一起。

这场聚会的规模之大，饭菜摆了200席，整个镇上都为之轰动。这个家族的核心人物，是一个曾在四川叱咤一时的地主恶霸——刘文彩。

他在抗战和解放战争年代，用剥削和压迫积累起巨额财富，成为乡间闻名的暴君。

搜刮财宝

1931年，军阀混战。刘文彩协助弟弟刘文辉与军阀刘湘对抗，刘文彩密谋暗杀刘湘，希望一举摧毁对手。刺杀行动并不顺利。

在实施的最后阶段，由于情报上的一点失误，他们的行动被刘湘的警卫队及时发现。这次未遂的暗杀行动很快被刘湘得知，使得他对刘文彩及其兄弟刘文辉的愤怒和怨恨达到了新的高度。

1931年11月24日，刘湘一声令下，数架飞机从军用机场起飞，直奔宜宾。飞机的轰炸目标明确，主要针对城内的军事设施和仓库。

在连续几轮的轰炸下，城内一片混乱，建筑物被炸毁，浓烟滚滚，火光蔓延，许多百姓也因惊慌失措而纷纷逃命。

刘文彩在得知轰炸开始后，意识到宜宾已经无法久守，于是便对百姓进行大规模的搜刮。

以“筹集军费”为由，他指示手下逐户敲门，强行勒索银元。手持长枪的士兵挨家挨户搜查，一些富裕家庭的金银财物被洗劫一空。

此外，刘文彩还将自己多年积累的金银珠宝、珍贵器物、甚至古董文物一并整理出来，用大木箱装好。

随后，刘文彩调集了20只大船，停靠在宜宾江边。每只船上都布满了他的亲信部队负责押运。这些士兵一个个全副武装，腰间挂着手枪，肩上扛着步枪，船只甲板上还安置了轻机枪。

他们将4500余个装满金银财宝的大木箱装上船，整整用了两天时间才完成装运。

船队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目标是刘文彩位于大邑的老家。与此同时，宜宾城内的百姓却因这次大规模搜刮而苦不堪言。

大量家庭的积蓄被掠夺一空，有些人甚至连家中的口粮都未能幸免。许多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只能背井离乡，逃往其他地区寻求庇护。城内的商铺也因这次搜刮而停业，街道上冷冷清清，一片萧条景象。

残酷剥削

1933年，刘文彩在大邑的家乡开始过起了地主恶霸的生活。他拥有大片良田，田地里的庄稼全靠佃户们劳作种植，但刘文彩对这些佃户却毫无怜悯之心。

他规定，凡是租种他土地的农民，必须在签订租约前先交二斗黄谷作为押金。这二斗黄谷看似不多，但对于当时一些生活拮据的佃农而言，却是沉重的负担。

很多佃户为了筹集这笔押金，不得不变卖家中的牲畜或粮食，有些甚至借了高利贷，才勉强凑齐。

当时正值通货膨胀时期，粮食价格不断波动，押金的实际价值也迅速缩水。刘文彩借此机会不断更新租约，以贬值为由要求佃户重新交押金。

如果农民交不上，刘文彩的管家就会带着家丁上门，强行夺走田地，甚至将田地转租给其他人。而那些刚刚交了押金的佃农，往往只好继续四处筹钱，以免全家失去生活来源。

除了押金制度，刘文彩还特意命人制作了特殊的量斗。

这种斗看起来和普通的量斗没有太大区别，但容量却经过了精密的计算和调整。

在佃户缴纳租谷时，刘文彩使用的是大容量的量斗；而当他出售粮食或借贷给农户时，量斗的容量则被大大缩小。

这一“大斗进、小斗出”的手法，使得农民在每一次交租和借粮中都被迫吃亏。

一些佃户起初对这种不公平的剥削方式感到愤怒，但面对刘文彩的家丁和雇佣的打手，他们不敢反抗。

这些打手常常手持长枪，腰间插着短刀，凶神恶煞地守在村口或田地里，一旦发现有人企图逃避租约或表达不满，便会立刻上前训斥，甚至殴打。

久而久之，佃农们只能忍气吞声，默默接受。

恶劣行为

刘文彩家里的妻妾人数众多，从原配到后来纳入的年轻女子，不仅仅是出于婚姻的理由，更是基于他的权势和财富。

无论是贫苦人家的女儿，还是被逼无奈的女子，只要刘文彩看上了，很少有人能够拒绝。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甚至强行掳走一些年轻的女子，逼迫她们留在府中。

在刘文彩宽大的宅邸中，表面上每天一派繁忙景象，但实际却隐藏着许多不堪入目的事情。

他家中的日常开销和事务，完全依赖于一群被雇佣或强迫留下的人员。

这些奶妈、丫头和雇工中，有些人是因为家境贫寒而卖身求生，有些则是因为欠了刘文彩的钱，被迫以劳力来抵债。

这些雇佣人员每天的工作繁重至极，从清晨忙到深夜。有的负责打扫偌大的宅院，有的照顾刘家的婴儿和孩子，有的则专门为刘文彩的妻妾服务。

从厨房到仓库，每个角落都有雇工的身影，而稍有不慎或者动作稍慢，就会招来管家和家丁的斥责甚至棍棒。

那些照顾婴儿的奶妈稍有失误，可能就会被赶出家门，甚至连工钱都无法结算。

而一些长得稍微漂亮些的女雇工，往往逃不过刘文彩的魔爪。他常常在晚宴之后带着醉意，借着巡视为由将这些女子叫到自己房间，不顾对方的意愿，强行侵犯。

刘家的男性雇工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中有些负责沉重的体力活，比如在田地里干活或者搬运粮食，还有的则专门看管金库和财物。

这些人每天都必须随叫随到，稍有怠慢就会被认为是不忠，甚至有可能被绑起来暴打。

尽管这些雇佣人员在刘文彩家中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却几乎没有任何申诉的途径。刘文彩家族的势力遍布大邑，甚至在周边地区也有很强的影响力。

任何敢于反抗或者试图逃跑的雇工，往往会被家丁追捕，甚至遭到更为严厉的惩罚。

家族的没落

1947年至1949年间，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

蒋介石的军队接连败退，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已经深入到全国各地。

在四川，曾经不可一世的刘文彩逐渐感受到局势的变化，但他仍旧固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继续依赖剥削和镇压维持其在大邑的地位。

1949年10月，随着解放军进入四川，刘文彩的势力已经岌岌可危。面对步步紧逼的解放军，他被迫离开大邑，带着家族的一些重要财物和亲信仓促上路。

在前往成都的途中，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最终在双流县境内病死。

刘文彩去世后，他的四个儿子在解放后的人生轨迹各不相同。

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因为多年的不良生活习惯而虚弱不堪，最后因肺结核去世。

二儿子刘元华曾考入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后来跟随刘文辉的部队任少校营长。

解放后，他选择留在四川，但失去了昔日的军人地位。

他一度沦为社会底层，靠打零工维持生活。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才在四川隆昌的一家地方企业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日子逐渐稳定下来。

三儿子刘元富年幼时因患脑膜炎导致耳聋，这一身体缺陷使他在家族中地位较低。

解放后，他一度成为刘文辉的助手，但随着刘文辉的势力衰退，他也渐渐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远离了家族争斗的漩涡。

最小的儿子刘元贵年轻时在六叔刘文辉手下当兵，解放后被分配到铁路部门工作。然而，在一次列车相撞事故中，他不幸遇难，与他同事的十余人一同丧生。

除了儿子，刘文彩的女儿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三个女儿——刘忆云、刘婉兰和刘婉蕙——的生活较为低调。家族的后人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散布到了世界各地，其中有些人移居国外。

2010年，刘氏家族决定举办一次大规模的聚会。

聚会的日期定在3月25日，这一天避开了清明节的高峰。聚会当天，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作为主要组织者，为家族成员准备了75桌宴席，热闹非凡。

刘文辉的孙子刘世昭也从北京专程赶来，与刘小飞一同协调相关事务。

他们本以为，最多会有几百人响应。然而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不仅刘氏后代从全国各地纷纷赶来，就连一些与刘家有旧日渊源的人家——包括当年的管家、仆从及其后代也前来。

祭祖当天，祠堂周边人头攒动，据统计，前来祭拜的人数竟高达上千。场面显得有些混乱，原本预备的200席宴席根本无法满足骤增的来客人数。

祭祖的组织者一面忙着安排临时增加饭菜，一面担心场地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人群。许多来客只能站在祠堂外，通过远远地瞻仰祖宗牌位以示敬意。

参与祭祀的还有刘文彩当年的管家和仆从的后人，刘文彩的嫡系后人也被淹没在人潮中，努力维持秩序。

不过，也有一些刘文彩的后人对此次聚会并不热衷，尤其是定居国外的几位外曾孙，他们以各种理由拒绝出席。聚会结束后，刘家的后人们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中，再未有类似的集会。

参考资料：

[1]明红.刘文彩“庄园”七十年[J].百姓,2002(12):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