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陆远

1947年3月10日，新加坡临时战犯法庭正式开启对“华侨检证大屠杀”元凶的审判。当时一位名叫谢松山的《南洋商报》的记者记录下了这场审判的内容。从受害者的证词及日军战犯的口供中，谢松山获悉大量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这使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随后，谢松山在其诗文集的自序中如此写道：

“死难者无一非吾侨胞，斯诚可哀也已。回忆当时父失其子，兄失其弟，妻丧其夫，儿哭其父，甚至有全家被戮者。其存其殁，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耿耿心目，寢寐见之。今则案已大白于天下，五载沉冤，虽雪于一旦，然罹难者早已血溅荒郊，尸填沟壑，永无生还之望矣。”

现在，当年这场大屠杀的亲历者已经陆续离世，但这段沉重的历史却不应该被时间的尘埃轻易埋没。

日军侵占新加坡

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马来亚的哥打峇鲁（Kota Bharu）登陆，随后长驱直入占领马来半岛，兵锋直指新加坡。重庆国民政府通知英国，表示愿协助动员华侨与英军合作抗日，华商陈嘉庚临危受命，承担起组织星洲华侨抗敌后援会（亦称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的重任。

星洲华侨抗敌后援会成立于1941年12月30日，设有替政府招募工人的劳工服务部、负责各街道巡逻治安的保卫部、宣传抵抗日寇入侵的宣传部以及负责组织华侨义勇军的民众武装部等部门。在星洲华侨抗敌后援会的组织下，当地华侨积极响应，“一星期间报名者已达三千之众，其后陆续报名者数达万名”。

遗憾的是，日军推进迅猛，华侨义勇军尚未完成基本的军训便不得不拿起英军发的质量低劣武器与入侵的日军交战。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华侨义勇军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往位于南侨师范学校的总部，随后被英军下令解散。星洲华侨抗敌后援会也在1942年1月完全停止筹款，并抓紧时间在新加坡陷落前夕将最后一笔款额，计新币160万元汇给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

在日军入侵的过程中，当地华人华侨以各种方式进行顽强抵抗，正如李光耀所说：

“那时，唯一有勇气和信心，而且敢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华人。他们大多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有些则参加了国民党领导的抵抗运动。”

在占领马来亚后，日第25军司令山下奉文即开始重新调整英国殖民时期马来亚的行政划分，将马来亚改称“马来”，将其分为10州，并将最高军政指挥机关马来军政部（后改称军政监部）总部迁往新加坡。同时将新加坡改称为“昭南岛”，并将其设为“特别市”，作为日本南方占领地的军政中枢。

基于东南亚在日军战略中特殊的地位，日军为占领地的各项军政事务制定了三大方针：

（1）恢复治安

（2）迅速获取重要国防资源

（3）占领军的“现地自活”

其中又以第二条“迅速获取重要国防资源”最为紧要，其他方针则旨在确保该目标的顺利达成。此外，日军还在方针中明确提出：“在战争进行期间，为了取得国防资源和实现军队当地自活，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容忍其对民生所造成的沉重压力，宣抚工作亦不得违反上述目的。”也就是说，东南亚作为日军总体战略中关键的资源地，必须服务于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目的，因而占领军的任务是维持一个高压型的统治机制，以确保日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攫取当地资源。

针对华人华侨发起的残酷屠杀

由于当时华人华侨占新加坡总人口的70%以上，因此对华人华侨的打击和控制成为日本占领当局的首要目标。

1942年2月，日军命令18至50岁的华人华侨前往聚集点，在进行简单盘问后将被拘留者运至海边或偏僻的郊区加以杀害，这一屠杀事件被称为“华侨检证大屠杀”。这场屠杀行动之所以被称为“检证”，是因为日军对被放行者发予印上“检”字的小方纸，纸张用罄后则将“检”字肆意盖在被放行者的衣物上或身体的任何部位。

在日文资料中，这种屠杀行为被称作“肃清”，即“严厉取缔不良分子和反对者”，一些英文著作将其翻译为“Sook Ching”，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日军未经调查便将大批手无寸铁的平民运往屠杀场，因而称其为“肃清”并不准确，称为“华侨大检证”或“华侨检证大屠杀”更符合实际。

日军发起“检证”的主要目的在于消灭抗日华人华侨，如海峡殖民地志愿军、星华义勇军、马来亚共产党以及积极为抗日战争募捐的组织及其成员。“肃清”开始后，日军命令所有18至50岁的华人华侨男性必须集中到全岛28个筛查中心接受检查，由日本宪兵队负责识别和筛查抗日人员。由于宪兵队缺乏统一的程序来组织和审讯被拘留者，这些被拘留者被关押在没有食物和水的筛查中心的时间也往往相差悬殊，有的人被拘留了1天，有的人则被拘留了1周。

“检证”的结果，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那些通过“检证”的人会得到一张印着“检”字的纸张，或者是在他们的身体和衣服上印上的“检”字。而那些没有通过“检证”的人将被认定为“反日颠覆分子”，日军用卡车将他们送到处决地点。

一些资料显示，日本宪兵似乎按照五项标准确认民众是否为“反日分子”：

（1）志愿部队成员

（2）共产党员

（3）劫匪

（4）持有武器者

（5）日本情报机构保存的反日嫌疑犯名单上的人

然而大量证据表明，日军并未按照上述标准进行搜捕。有报告指出，宪兵队的定罪过程极为简略和武断，例如所有说海南方言的男子都被当作共产主义者，而戴眼镜的华人男性被认为是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受过英语教育的华人男性则被认为其忠于英国。

根据战后审判日军人员的供词以及各方经历者的证言可知，日军在各集中地点大多单凭三言两语的盘问，或以目视来判断被拘留者的生死去留。分辨的方式就是让那些被拘禁的海港工人、身体强壮者或文身者、有钱人、公务员、银行职员乃至医生按顺序走过检查站，日军通过翻译员提一两个问题，如职业、姓名等，同时也观察被问者的神情与装束，以决定拘留或释放。尤有甚者，有些地区仅命令众人排成两行，由日本人随机决定释放哪一行的人；或者在最后一天感到疲劳时，某地区释放了最后一批人，另一地区则全体拘留。概而言之，所谓的“肃清”根本就是一场仅凭个人好恶而滥杀无辜的大屠杀。

关于这场大屠杀，李光耀后来回忆道：

日军占领新加坡初期，有一天，我像其他数以千计的青年（一样），在集中营受“检证”，有一部分青年被送到另一边，那是死路。我本能地觉得情形不对，于是要求看守的日本宪兵准许我回家拿一些个人的物件，非常幸运被获准。我从此一去不再回头，“检证”的事也就逃过去。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如李光耀那般幸运。围绕这场“华侨检证大屠杀”的屠杀人数，各方迄今争论不休。日本官方后来给出的数字是5000人，而战后新加坡华人社区估计约有10万人。但无论这场屠杀遇难者的具体数字是多少，“华侨检证大屠杀”都是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犯下的无法抹杀的罪恶。

战后日本对“华侨检证大屠杀”的

认知与叙述

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负责向同盟国推荐假释和释放部分战犯的委员会。在该委员会向英国政府建议假释的战犯名单中，有一名参加了“华侨检证大屠杀”的宪兵队军官。该委员会在建议中声称，新加坡大屠杀中5000名受害者的数字是不真实的，对他的战争罪审判是一种报复行为。虽然这一建议并未获得英国的批准，但这无疑显露了日本政府对于“华侨检证大屠杀”的态度。

从1962年开始，新加坡各地陆续发现了许多日本占领时期的人类遗骸。新加坡和日本政府就这些死亡事件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终于1967年达成和解。日本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但只将其作为一个小新闻。

其中，《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位参与谈判的日本官员的话，称在马来亚没有发生过枪决；《朝日新闻》则报道说，很难想象日本军队会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犯下暴行；《朝日新闻》的另一篇报道甚至批评新加坡中国商会正在通过宣传日本军队在战争期间的野蛮行径来煽动仇恨。

在与新加坡政府的谈判中，日本政府拒绝了赔偿要求，但同意以其他方式提供资金，做出“赎罪的姿态”。但直到最后，日本政府也拒绝承担大屠杀的法律责任，更拒绝对死亡人数进行调查。

不过随着许多亲历者开始出版回忆录以及历史学界关于“华侨检证大屠杀”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大屠杀的真相逐渐被揭露在公众面前。遗憾的是，这并没有引起日本国民的注意。

1982年，日本右翼势力修改了历史教科书，当时文部科学省下令从学校教科书中删除与“日本二战时在亚洲的暴行”有关的段落，并指示教科书的作者使用“不那么情绪化”的术语，如用“前进”来取代“侵略”。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究，在日本26种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只有8种提到了这场屠杀，当时使用最为广泛的教科书中只用一句“暴行发生在新加坡和其他地方”来描述这一事件。少数教科书虽然记载了日本军队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屠杀了数万名海外华人华侨，但这些描述的篇幅少至1-2行，完全没有详细说明。甚至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任何胆敢提出有关暴行问题的人，都会受到攻击。

对“华侨检证大屠杀”的历史篡改绝非孤例。在2005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批准采用的8种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对日军二战时期在韩国强制劳动的描述几乎全部消失，“慰安妇”一词也消失了。

在充足的证据面前，日本国内部分声音仍坚称这场屠杀只是“一小部分坏人的行为”，但事实绝非如此。早在登陆新加坡之前，日第25军军政部就拟定了一份名为《华侨事务处理指南》的文件。这一文件提出要消灭任何不服从或不与占领当局合作的人。显然，第25军从战争一开始就决定对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人华侨采取严厉的打击政策，而这也符合日军对中国人的一贯做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新加坡发动大屠杀是有征兆的。日本对新加坡的占领始于“九一八”事变的十年之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并于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由于中国人的激烈抵抗，日本迫使伪满洲国在1932年9月颁布了一项法律，赋予日本和伪满军官以及警察不经审判就当场处决“抗日活动分子”的权力。有了这个法律，日本军队和宪兵可以不经审判和调查就杀死“嫌疑犯”，被杀害的不仅是游击队员，还有平民，包括儿童、妇女和老人，这显然是日军在新加坡进行屠杀的先声。

值得一提的是，指挥入侵当时马来亚的日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曾在1938年担任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参谋长，指挥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多次大规模的密集“扫荡”，这种“扫荡”采取“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在新加坡展开“肃清”的命令正是由山下奉文发出的，当“肃清”结果呈报上来后，山下奉文表示了“赞赏”，并指示下属在“必要时”要继续发动“肃清”。

日军在占领马来亚后，效仿其在中国占领区组建“治安维持会”的经验，组建了“马来亚华侨总协会”。“检证”结束后，日本占领当局强迫马来亚华人华侨“自愿”捐出财产，呈献5000万新元的“奉纳金”。为了应对摊派，许多人不得不贱卖资产，即便如此，“马来亚华侨总协会”征敛到的资金仍然不足，仅有规定总额的一半左右，日本占领当局又指令当地华人华侨向横滨正金银行借贷，而条件是附加年利并于1年内还清。

因此，“华侨检证大屠杀”绝不能被视为“少数坏人”的个人行为。这场屠杀是日军把在侵略中国过程中运用的政策再次运用在新加坡，也是服务其“三大方针”的一场规模庞大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针对华人华侨的屠杀和掠夺活动，是日本法西斯在亚洲所作之恶中不能忘却的一部分。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日本驻菲大使趁菲律宾在中国南海问题上屡屡搞小动作的关节，突然出来“助拳”，充当帮闲，此时，他是否应该先回顾一下本国在二战历史上，在东南亚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菲方也不妨想一想，坦然接受这样一个血债累累、从不反思的恶邻的突献殷勤，对自身来说是否是引狼入室？福兮祸兮？纵览亚洲20世纪的历史可以发现，对历史负责任的正确态度和决定，首先要建立在铭记历史和认清现实的基础上。须知“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 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5年。

2. 胡铁君：《星华义勇军战斗史：1942年保卫星洲》，新加坡：新中华出版社，1945年。

3. 柯木林：《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9年。

4. Chan Cheng Lin, NanJing Massacre and Sook Ching Massacre: Shaping of Chinese Popular Memories in China and Singapore, 1945-2015,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5.

5. Hayashi Hirofumi, “The Battle of Singapore, the Massacre of Chines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in Postwar Japa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7(4), 2009.

6. 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Chinese Student Edition):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Asia Pte Ltd, 2015.

7. Lauralei, Singsank, "Massacre or Genocide? Redefining the Sook Ching." , Oregon Undergraduate Research Journal, 17(1) ,2020.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陆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