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末，解放军发动解放大西南的宏大战役。在我军的猛攻之下，百万国民党军一触即溃。到了11月30日，解放军已经兵临重庆。在我军的炮火声中，依然留在四川的国民党大员们犹如惊弓之鸟。首先，蒋介石和蒋经国乘坐美龄号专机仓皇逃亡台湾。

12月8日，知道局面已经无法挽回的蒋介石命令阎锡山马上率政府移往台北，并派“美龄号”返回成都，将国民党大员们尽量接到台湾。一时间，成都机场风声鹤唳，一群群国民党政府官员携家带口蜂拥到飞机舷梯前，你争我抢、大打出手。远方传来的阵阵炮声，让人群发出阵阵尖叫，仿佛炮弹马上就要打到面前一样。而身为行政院长的山西军阀阎锡山以及中统大佬陈立夫，也在这群“丧家之犬”的当中。

作为军阀，阎锡山自辛亥革命之后，便稳坐于山西，建立了强大的晋绥系军阀。无论是袁世凯、蒋介石还是日寇，都无法撼动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但当解放战争爆发后，阎锡山在山西的地位却头一次受到了动摇。

在老乡徐向前、薄一波的不断进攻下，阎锡山屡屡丧师失地，损兵折将。经过临汾、晋中等战役，晋绥军已经完全失去了进攻能力，只能龟缩在堡垒林立的太原城内。由于解放军攻击重心的改变，毛泽东决定对太原围而不打，将主要力量投入到平津战役之中。因此给了阎锡山一伙以喘息的机会。

平津战役结束后，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太原城已经成为大海上的一叶孤舟，粮弹补给只能依靠空军运输。

面对城破被俘的结局，阎锡山的部下和朋友都劝其赶紧离开太原。然而阎锡山却坚决表示，自己要和太原一起共存亡。他曾扬言：

“不死太原，等于形骸，有何用处？”

为了显示自己“决一死战”的决心，阎锡山赶制了500瓶氰化钾的毒剂，并将之分给了自己的亲信。他发誓要效仿秦汉时期的“田横五百壮士”，与太原共存亡。

阎锡山的决心一度唬住了不少人，许多人真的认为，阎锡山可能真的要死在太原了。然而任谁也想不到，老奸巨猾的阎锡山其实根本就不想死。在逼迫其他人送死的同时，他早就找好了自己的退路。

1949年3月初，太原空中交通已经被我军炮火所控制，只有西门外洪沟小飞机场尚能使用。于是阎锡山便急电在南京的军事代表杨爱源，让他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请求，向代总统李宗仁提议，调他为行政院长。然而李宗仁却并没有应允。

阎锡山一听急了，于是赶紧又打了个电报给贾景德：“为拯救晋民，咱拟在中央占一位置，各位高下，在所不计，副主席亦可。”这一次，李宗仁终于同意了。于是他拍来电报：

“关于和谈大计，深欲事先与兄奉商，敬祈即日命驾入京聆听教益。”

接到电报后的次日，阎锡山迫不及待地在干部会议中宣读了李宗仁的电文，他拍着胸脯表示，自己离开太原后“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

为了表示自己决不食言，阎锡山还将自己最信任的亲人——“五妹子”阎慧卿留在了太原。要知道，阎锡山可以离开自己老婆，但绝对离不开自己这个小堂妹。因此留晋人员都受了阎锡山的蒙骗，以为他谈完事便会立即返回。与他一同乘机的随行人员，也没有携带自己的家属。在他们看来，或许三五天后就回来了。

谁知阎锡山一飞到南京，就不愿再回了。他的继母、夫人、儿子、儿媳等亲属早就被送到了台湾和美国。了无牵挂的阎锡山，又岂能再回太原这个是非之地？

1949年4月23日，南京被人民解放军所攻克。仅仅数小时后，解放军对太原的总攻也开始了。在1300多门大炮的轰击下，阎锡山苦心经营多年的防御工事土崩瓦解。而阎锡山则不断通过专线和亲信梁化之联系，不断为他们鼓劲，鼓励他们坚守到底。

4月24日，太原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无奈之下，梁化之和阎慧卿相继服下毒药，结束了他们可悲的一生。其中，阎慧卿与共产党并没有血债和过节。她不仅不会被看押和处决，反而还会受到党和人民的统战与优待。但在愚忠的驱使下，五妹子还是做了阎锡山的牺牲品。

听闻太原解放以及阎慧卿自杀，阎锡山扑通一声跌坐在沙发上，他两眼发直然后号啕大哭。阎锡山后来曾在10月23日发表了一篇讲话：

“山西的同胞们，我这一回没有赶上回太原，同我的文武干部及全体军民共同奋斗，共同牺牲，我很惭愧，我心里也很不安。现在我天天想到这里，心上还非常难受。但我在一天，一定一刻不会忘了你们……”

然而事实上，阎锡山有大把的机会能够回到太原。这番“肺腑之言”，并不能掩盖他的怯懦和贪生怕死。

作为行政院长，阎锡山跟随国民党大军节节败退，从广州一直逃到了成都。当解放军的大军步步逼近之时，阎锡山也开始为自己的退路做打算了。

1949年12月，解放军已经兵临蓉城。仍然留在成都的大小官员，最迫切的希望就是能弄到几张飞机票，好让自己的家眷尽快飞到台湾。

因此阎锡山这位行政院长最繁忙的工作，莫过于亲自主持分配飞机座位了。因此阎锡山的门前每天车水马龙，每天都有几百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以及部长、次长在那里大吵大闹，都想早一点飞往台湾。

在机场上，只要有一架飞机降落，就有几百上千人去争夺座位，有的打得头破血流也抢不到位置。有些人即使抢到了位置，也有时会被机组人员硬拽下来，将位置留给更加位高权重之人。因此在机场上到处都是睡着等候飞机的官员，整天都在哭喊、叫嚷和吵闹。

12月7日，贺龙大军正分多路向成都袭来，阎锡山、陈立夫等一干大佬再也坐不住了。若再不逃跑，难免会成为解放军的俘虏。

当天晚上，阎锡山与陈立夫等人一起登上了飞机。与仅仅只带了行李的陈立夫不同，阎锡山还将两口超大的箱子搬上了飞机。运送过程中，箱子里发出乒铃乓啷的响声。很显然，阎锡山这次带走了大量金条。这都是阎锡山多年来，从山西人民手中搜刮的财产。

登机前，阎锡山坐在一口箱子上若有所思。陈立夫见此，幽幽地对教育部长杭立武说：

“我们的生命全操在他坐的那两口大箱子上。”

原来，美龄号专机已经满载，再装上如此多的金条，已经超重了。解放军的炮声越来越近，然而美龄号却始终飞不起来。于是，飞行员找到陈立夫，希望他能说服阎锡山，让他少点一点东西。在非常时期，“党国人才”可比金条值钱。

愤怒且焦急的陈立夫赶紧找到阎锡山，让他放弃一点金条。谁知吝啬的阎锡山却蛮不高兴地说：

“我的财产在山西带不出来，现在就剩这点积蓄，跟随的的家人、佣人还有已到台湾的亲戚，过去的老部下，将来都要靠这些东西生活，丢不得啊！”

陈立夫一听火了，明明都到这个时候了，阎锡山还在乎这些钱财。机上那么多“党国要人”，作为行政院长，阎锡山却能如此不顾及大家的安危。于是陈立夫毫不客气地说：

“你现在是政府首脑，台湾那边急着等我们过去。为了政府公务人员的安全，你必须舍大求小，将飞机上的物资卸掉一部分。要不然就减少随行人员，二者必居其一。此事很紧急，而且今天一定要走，要赶紧定一下。”

阎锡山表示，自己可以放弃这些黄金，但是到了台北，蒋介石必须补偿同额的黄金。陈立夫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做这个保证。”

阎锡山见碰了钉子，于是决定再想想。少顷，阎老西最终做出了让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决定。于是，他将自己的卫士、医官、厨师统统留下，只让几个亲信跟随在自己身边。减少了十几个人后，飞机果然轻了不少。

就在陈立夫和阎锡山唇枪舌剑之时，著名书画家张大千又来添乱。当时，张大千乘坐张群的车姗姗来迟。还没等车停稳，长须飘飘的张大千便跳下车来，然后径直走到杭立武面前，气喘吁吁地说：

“我带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请让我带着这些画一起撤离。”

要知道，这些画可不是轻飘飘的纸，足有好几平方米那么大，其重量自然可想而知。如果再加上张大千，这飞机还能走吗？

然而杭立武却认为，这些画虽然是临摹之物。但若是张大千之手笔，其价值不会低于真正的古物。况且为了这些壁画，张大千可是敦煌大肆破坏了一番。

于是，杭立武掏出二十多两黄金，对张大千说：“这些黄金是我此生的积蓄，我将它给你，也同意运你的画去台湾。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些画将来不属于你，你要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

为了上飞机，张大千满口答应。他将黄金揣在身上，然后急匆匆地登上了飞机。与他一起上飞机的，还有78幅敦煌壁画。等阎锡山的部下下了飞机，曾经纹丝难动的“美龄号”终于可以起飞了。虽然依然超重，但是“美龄号”还是摇摇晃晃地起飞了。

然而阎锡山、陈立夫等人并没有完全脱离险境。当飞机飞临湖北和四川交界之处时，遇到了强烈寒流，飞机两翼都结了厚冰。飞机向下坠落了七百多尺，不能前飞。飞行员擅自做主，决定先飞回成都再说。

谁知陈立夫对此并不知情，他见飞机下灯火通明，以为飞到了解放军控制的武汉。因此他从行李箱中拿出了一把手枪，如果降落在武汉，他就立即自杀。等他一下飞机，发现自己到达的是成都，这才松了一口气。

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怒骂阎锡山：

“昨夜坠落原因，为所载超重有关。次日再飞，飞行员告诉我，最好飞机不超重，以免发生危险。我乃商诸阎院长，阎宁可减少卫士数人，而金条非带不可……”

到了第二天，飞机再次起飞。而这一次飞行非常顺利，最终有惊无险地在松山机场降落。陈立夫说：

“后来知道随阎从山西出来的人不少，均靠阎接济，故金条对阎确是十分重要，唯我等之生命，几因此遇险，不亦冤乎！”

经过这次危险的飞行，陈立夫对阎锡山恨之入骨。到了台湾，他立即在蒋介石面前参了阎锡山一本，说他多带金条，差点让一干“党国大佬”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还使该来的人也来不了。而且，他所携带的金条，来路也不明。

蒋介石听了陈立夫的小报告，对阎锡山要钱不要命的表现憎恶至极。而蒋介石的态度，也决定了阎锡山在台湾的悲凉人生。

解放前，阎锡山之所以被称为“党国元老”，在山西盘踞38年，就是因为他手握晋绥军这支强大的军队。随着太原的解放，晋绥军从此灰飞烟灭。没有了兵权，阎锡山也就失去了和蒋介石对抗的资本，成为一个任人拿捏的工具。

此前，阎锡山一直和蒋介石作对，一生多次“倒蒋”，直到抗战来临时，两人才“和解”。对于听调不听宣的阎锡山，蒋介石早就窝了一肚子火。考虑到国民党刚到台湾，百废待兴，一切以稳定为好，因此蒋介石对阎锡山还算客气。等蒋介石站稳了脚跟，阎锡山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1950年3月，曾经下野的蒋介石在台北“复行视事”。阎锡山知趣地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要求卸去“行政院长”的职位。蒋介石听后非常高兴，于是批准了阎锡山的辞呈，并将“行政院长”交给了亲信陈诚。其后，蒋介石给了他丢了一个闲差，每月拨付经费5万元，并将之安排在台北丽水街一处破烂的小院居住。与他一同到这里的，还有40多个侍从。看着自己“官邸”的破败，阎锡山喟然长叹：

“东山的土地爷，到西山就不灵了。”

到了后来，阎锡山又带着随从一起去了阳明山，那里有几栋日本人的房子。在阎锡山等人的改造之下，总算能住人了。

就这样，阎锡山和他的部属们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和以前一样，阎锡山每晚组织大家开会，会议记录他要亲自过目。然而这些所谓的会议，不过都是一些空谈。如今的阎锡山早已无职无权，他的所谓会议都是自娱自乐罢了。

除了开会，阎锡山还组织部下们一起开垦荒田，养鸡养鸭养猪牛。只可怜他的老部下们，过去在太原城，个个挎着洋刀，住着豪宅。如今却每天扛着锄头，累死累活，一日三餐都难以见到油腥。这些山西汉子可以在危急关头为阎锡山赴汤蹈火，却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清贫生活。这是一种毫无希望的煎熬，比死难受多了。

由于有那么多人要养活，还要向台北金矿局（阳明山地产属于这个机构）支付高额佣金。很快，阎锡山的积蓄就已经捉襟见肘了。阎锡山没有什么生财之道，也负担不起这帮部属和家眷的生计，于是掏出老底，和侍从们兴办了印刷厂以及百货行。然而这群打了一辈子仗的武人，哪懂什么经营企业。很快，阎锡山就赔光了最后的老本。

收入微薄且度日如年，阎锡山的侍从们看到了自己黯淡无光的前程，于是纷纷选择不告而别，真所谓树倒猢狲散。40多名侍从，最终只留下了8个人。对此，阎锡山表面上表示不在意，他仍然整天待在草庐内伏案写作。

到了最后，连阎锡山最信任的秘书原馥庭也萌生了去意。当时，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机关里的工作，于是向阎锡山辞行。阎锡山听完半天没有答话，脑袋耷拉着也不敢看人。让原馥庭又难过，又委屈。过了许久，阎锡山才喃喃的，用一种很苍老的声音说：“他们谁都可以走，但你不要离开我。”原馥庭听完鼻头发酸，最终彻底打消了离开阎锡山的念头。

心情苦闷的阎锡山每天过着看似充实，实则浑浑噩噩的生活。原馥庭曾说起过一件事，张日明副官曾端来一碗面给阎锡山吃。结果阎锡山一边说话，一边捻起两个豆芽，然后生气地说：“你怎么只给我两根面啊！”原馥庭只好笑着说：“会长，面条在底下，你夹着的是豆芽！”

食不知味，意味着阎锡山的心早就死了。

1960年，78岁的阎锡山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历程。对于原馥庭、张日明等留下来的人来说，这简直和天塌下来一样。

事实上，阎锡山的命运自仓皇逃离太原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失去了地盘以及军队，曾经显赫一时的阎锡山只不过是个丧家之犬。到了台湾，更是只能成为蒋介石政治上的玩物以及便于拿捏和羞辱的玩偶。阎锡山处心积虑逃往台湾，最终还是只能做个跳梁小丑。

阎锡山死后，台北《民族晚报》毫不客气地写下一篇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怒斥阎锡山“劝进袁世凯”“出兵抗拒胡发军”“助曹锟贿选”“和日寇眉来眼去”等重重恶行，并说他是投机取巧、反复无常，只图自己利益，惯于骑墙观望的猥琐之辈。要知道，台湾当时正值白色恐怖时期。这篇文章的措辞如此尖锐和大胆，竟敢如此大骂阎锡山这位“党国元老”。很显然，这篇文章的背景是深不可测的。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篇社论竟说阎锡山曾和共产党相互合作，进而“贴祸民国”。阎锡山和我党斗了一辈子，竟然得到这个评价，也是令人莞尔。

阎锡山逝去后，曾经热闹的阳明山陷入了沉寂。在阎锡山的坟墓前，只有忠心耿耿的张日明仍然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孤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