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秀、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

徘徊于莫高窟之外，感受它的古朴与苍凉，遭受的欺凌与侮辱，方可理解史学大师陈寅恪那句：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也正因此，关于常书鸿在敦煌创下的事业，世人从不吝赞美之词：“敦煌的守护神”“人间国宝”“一个为中国千年宝藏操碎心的先生”！

与常书鸿同样守护敦煌的长女常沙娜也备受赞誉。

在这样一个成员皆有成就的家庭中，曾有一位名叫陈芝秀的“洗衣女”参与其中。

向来以儒雅著称的常书鸿还曾讽刺对方为“在巴黎繁华世界混了八九年的女人”，更令人惊讶的是，常书鸿曾与对方是夫妻关系。

陈芝秀父亲陈季侃

整家人中，甚至“洗衣女”陈芝秀的父亲陈季侃也不是普通人物。

他曾代理甘肃省省长，师从徐世昌，抗战胜利后，出任浙江省参议会参议员、浙江省通志馆编纂。

和常书鸿一样，他也曾对于敦煌保护有杰出贡献。

陈季侃在出任代理甘肃省省长期间，收藏300余件敦煌遗书，并上交北京、上海图书馆。

然而，常书鸿与其前岳父都曾对敦煌保护纯属偶然，优秀的人身边同样优秀，却实属必然。

后来的“洗衣女”陈芝秀，除了早年“大家闺秀”的身份外，也曾有“中国第一代留法女雕塑家”的名号。

常书鸿在敦煌工作

自幼置身进士门第，家中书香气浓重的陈芝秀，从诸暨向杭州远道而来，便是想寻个有才学的杭州夫婿。

原本她相约与另一个亲戚家的小伙子相亲，一见了常书鸿，她说自己霎时像喝了迷魂药：‘心里装不下任何人了！’

1925年，他们带着对彼此天然的吸引力，于见面后不多日闪婚。

此前，常书鸿谨遵父命，报考电机科，后因对于绘画仍有执念，入学不久便改选了与绘画相关的染织专业。

后于1927年自费来到里昂国立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及图案染织。

1930年，常书鸿又以本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提前进入油画系，后入巴黎高等学府进行美术深造。

三次与西洋艺术的靠近，为他带来了丰硕的成果。

常书鸿成为了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劳朗斯最得意的学生，画作也获得三枚金奖与两枚银奖。

陈芝秀在家中招待留学生

常书鸿的努力，使得在浪漫之都巴黎，每日清晨咖啡的生活成为可能，但这只是其所获中重量最轻的“副产品”。

却恰好贴合了陈芝秀的个人生活情趣追求。

陈芝秀在第二年同赴法国，自学法语并在巴黎学习雕塑，后发表文章《我们需要一个调和的艺术空气》，她主张应创建“咏唱描绘的公园”。

为此，于巴黎第14区48号的家中，陈芝秀总会邀请中国留学生一起聚会，畅谈艺术，她还会给大家做拿手的中国菜。

陈芝秀会将房屋收拾得特别干净，把自己也打扮得漂亮，时常转商场购买家居用品，在浪漫的巴黎过着如手风琴般轻快、舒适的生活。

1931年出生的常沙娜，记录了这段欢快的日子：

“在我记忆里，妈妈漂亮，打扮入时，非常爱我，而且非常能干，会织好看的毛衣……妈妈在雕塑系学得很不错，还拿到了奖学金……”

陈芝秀

可与常书鸿不同的是，作为大家闺秀，这般的生活本就“理所应当”，如父母为其种下的果实，她随便一伸手便能抓得到。

怀揣着“艺术梦”的常书鸿，他的努力与追逐是对西洋艺术的崇拜，以到达心目中的“罗马”，得到的一切均是来之不易。

夫妻二人在留法学生眼里，是“佳偶天成”，实际上二人的人生理想并无太多“接轨”之处。

恰好接洽，意味着有磨合的可能性，如果说在抢救敦煌艺术上，常书鸿是“功臣”，二人婚姻中更为主动的经营者则是陈芝秀。

常书鸿以陈芝秀为模特创作的《病妇》

昏黄灯影下，陈芝秀身着红色旗袍，将笛子放在嘴边，双眉微微皱了起来，几分难诉的凄婉神情，被常书鸿描绘在了作品《乡愁曲》中。

该作品在里昂获奖，反映了海外游子爱国的情感，能够如此动人，功劳除了常书鸿精妙的笔触，也有陈芝秀作为“模特”出色的表现力。

陈芝秀以“模特”身份，在日常生活与常书鸿之外，也努力地与他的事业“接轨”。

然而那“红色旗袍”却终究被蓝印花布制成的衣服所替代。

十年婚姻于法国形成的稳定根基，被1935年巴黎塞纳河畔旧书摊上的那本由希伯和编辑的《敦煌石窟图录》轻易“摧毁”。

二人的婚姻也如浮萍一般，看似牵扯不断却再无强大的根系牵连。

常书鸿1935年画的《沙娜像》

“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现在面对祖国的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之极。”

常书鸿在文章《铁马叮咚》中曾经如此描写自己看到敦煌卷子画后的感受，他深为东方文化震撼，同时对敦煌艺术的高度感到惊异不已。

正如他对于西洋艺术几次三番地追求一样，他回国追寻敦煌艺术的决定同样坚定决绝，这符合他一贯的处事方法。

然而，这个决定所带来的“副产品”上的变化，却未能那么幸运地与陈芝秀契合。

他只是失掉了一杯法国清晨的咖啡，但梦想依旧鲜活，而陈芝秀却因此失掉了生活理想，失掉了她的“红色旗袍”。

1934年常书鸿在巴黎画的《画家家庭》

“我们一定要去敦煌！”

“你是搞雕塑的，不能不到那里看看，那里的彩塑漂亮极了，你一定会惊讶的，你是搞艺术的！”

自从1943年2月常书鸿带着第一批研究所工作人员动身去了敦煌后，到了秋天常书鸿回重庆办事，依旧在做着陈芝秀的工作。

二人的朋友吕斯百也出面劝说：

“芝秀，你就随书鸿吧，他有他的事业，你到那里也可以搞雕塑，你们在那里，将来我们也会常去的。”

然而在1946年时，常书鸿凤凰山上的好友，却都变了口吻，埋怨常书鸿“书鸿，你做得太绝了！”

而常书鸿则回复说：“不是这样，走的是她呀！我没有办法，是她对不起我，对不起沙娜和嘉陵！

从二人回国到陈芝秀离开，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故，才酿成了这样的悲剧，其中核心的原因，或许可以稍作总结，常书鸿：

忽略了陈芝秀“失去红旗袍”的悲伤；

忽略了“蓝印花布衣”未能给她抚平的内心痛苦；

忽略了脱下“在荒漠中踩着高跟鞋”给陈芝秀带来的落寞。

陈芝秀、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

“蓝印花布衣”是1939年陈芝秀所换上的一套地方民间的新衣。

此时距离她听从常书鸿的回国请求，1937年带着女儿回国已经过去了两年。

而在这两年当中，常书鸿还未能得偿所愿踏上“敦煌之旅”，短暂地在北平国立艺专出任过教授和西画系主任。

其余的时间便是带着一家人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下逃亡，从上海、杭州，一路转移至江西、湖南、贵州。

1939年2月4日，国立艺专的队伍从湖南沅陵搬到了贵阳，暂住在一家宾馆内，燃烧弹却也落在了这里。

陈芝秀拉着女儿钻到了餐桌地下，那一天，横七竖八躺着的血肉模糊的人，被炸残的伙房伙计，地狱般的景象让她精神上遭受巨大创伤。

轰炸结束后，陈芝秀和女儿被送进了贵阳的天主教会，从此陈芝秀开始诚心诚意地感激上帝，并皈依了天主教。

陈芝秀与女儿常沙娜

在教会住了一段时间后，陈芝秀精神状态好了很多，穿上“蓝印花布衣”准备重新开始。

1940年，常书鸿在重庆谋得了一个教育部下辖的职位，一家人才重庆凤凰山山顶的一幢房子里安了家。

“我真的不想去。从艺术上讲，他有他的追求，从我的角度，艺术也可以是考虑的一个方面。”

“可那是佛教石窟啊，我们信的是天主教，怎么能跑到佛教的地方去？”

在重庆安稳地居住两年后，1942年，常书鸿又一次提出“搬家”，而这一次的目的地，便是他梦想中的“敦煌”。

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在西北考察后提出“建立敦煌研究所”的提案，梁思成便推举常书鸿担任了所长。

常书鸿离开重庆时，梁思成送了他四个字“破釜沉舟”。

常书鸿自然也是同样的决绝。

常书鸿工作时

这意味着“蓝印花布衣”以平和安定疗愈着的陈芝秀的心，又一次被搁置在了悬崖边，常书鸿与陈芝秀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你疯了？我们刚刚安顿好，怎么又要到什么甘肃、西北去啊？……我们好不容易挨过轰炸活着出来……”

彼时，他们已经在前一年在重庆诞下了儿子常嘉陵，女儿常沙娜小学即将毕业，陈芝秀迫切的想让生活平铺直叙的发展下去。

对于常书鸿来说，妻子的抗议却像是一道无解的题，敦煌是信仰，是他一定会去的地方，以至于他无暇考虑妻子一路所受到的伤害。

无暇去思考妻子真正的人生理想。

颠沛流离于他而言，不过是“战士”为胜利冲锋时必然要受到的伤，而对陈芝秀来说，是仅仅以“爱”为万能钥匙，所要解决的一切难题。

甚至于，陈芝秀天主教的信仰，也要为他的“信仰”让路。

1944 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职工

1943年，陈芝秀终是拗不过常书鸿，在他去的第二年，拖儿带女来到了敦煌。

敦煌没有神父，陈芝秀在墙边五斗橱上面摆了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依然保持祈祷与忏悔 ：“我罪，我罪，是我的大罪！”

艰苦的环境，天主教徒独自身处佛教圣地，苦闷无友人可以诉说，让陈芝秀饱受内心煎熬。

然而，陈芝秀却依旧努力与常书鸿的人生“接轨”。

当地居民对她的穿戴看不惯，在背后对她风言风语，她便脱下了在荒漠中踩着的高跟鞋，换下了不合时宜的衣服，只保留了化妆的习惯。

陈芝秀仅存的雕塑作品

在中寺内，他们只有一间住房，但陈芝秀依旧会将屋内屋外收拾得干净，并挂上了一块咖啡色的布帘作分隔内外的隔断。

帘子下面还绣着黄色毛线的边饰，对于生活情调的渴望，陈芝秀可以“打折”却不愿全然不顾。

陈芝秀还在常书鸿的劝说下答应去千佛洞帮着做临摹和创作工作。

“我走遍欧洲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生动美妙的彩塑……”

陈芝秀接触过的西方雕塑都是单色的，如今看到的千尊佛像竟全是金碧辉煌、色彩斑斓的彩塑，这些让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当该地因40里内无人烟，很有可能造成“患小病也致死”的威胁与艰苦的工作环境一并冲击着陈芝秀的内心时——

脱下“在荒漠中踩着高跟鞋”给陈芝秀带来的落寞，终是未能被缓解，甚至是雪上加霜。

常书鸿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莫高窟130窟

常书鸿初到敦煌时，被石窟因人为及自然损害的惨象所震撼：

“许多洞窟已被曾住在里面烧火做饭的白俄军队熏成漆黑一片，一些珍贵壁画被华尔纳用胶布粘走，个别彩塑也被偷去。”

“冬天崖顶积雪，春天融化后沿着崖顶裂隙渗下，使壁画底层受潮，发生起鼓酥碱现象。”

常书鸿在张大千所说的“这是‘无期徒刑’啊！”的环境中做着修复工作，没有经费来源只能不停给国民政府打报告。

此次追求理想，为常书鸿带来的“副产品”，是因当地大碱性的水而冲泡得又苦又咸的咖啡，是妻儿来这里第一顿饭所吃的：

“一碗厚面片、一碗醋、一碗颗粒很大的盐。”

这“副产品”于常书鸿一如既往地“不重要”，对于陈芝秀来说，却是再也无法将她滋养。

一家三口

陈芝秀的乐观，终究被环境所打败，常书鸿也因对国民政府心寒，债台高筑，四处奔波而终究失去了耐心。

两个被现实摧残的羸弱的“可怜人”，无法做到彼此取暖，便将怨念变相的通过争吵表达出来。

常书鸿彻底放弃了对于家事的关心，陈芝秀曾经被滋养的精神世界此时也化作荒漠，二人的婚姻濒临分崩离析。

对于情感的需求，常书鸿倾注在了工作中，陈芝秀则将情感转向了他人，一个在工作中频频失误，身无长处的国民党兵痞赵国清。

“她说她有病，坚持要马上去兰州医治。我因所中工作繁忙，没法抽身陪她去。”

“4月13日，参加友人结婚典礼，得悉友人即将赴兰州，因此，拜托友人关照陈芝秀去兰州就医。”

1945年4月19日，陈芝秀以得病为由离开了常书鸿的视线，离开了大漠，却也是二人所见的最后一面。

常书鸿送她进城与友人同行，并写信给友人拜托对其照料。

然而，这样的一封封信件，原本能够起到抚慰陈芝秀内心的效用，到如今在她眼里已然失去了温度，陈芝秀终是在赵国清的臂膀上获取了温暖。

一封兰州报纸上的“脱离夫妻关系”声明，成为二人最后的联系，长达二十多年的婚姻戛然而止。

常书鸿和李承仙（第二任妻子）

传闻当时常书鸿得此消息，冲动快马加鞭一头扎入了茫茫沙漠之中，险些丧命，最终被同事找到救回。

真假已无法查证，但常书鸿的恨意却有证可循。

他在题为《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危机》的文章中提到陈芝秀：

“作者的妻——一个在巴黎繁华世界混了八九年的女人。”

“就是为了过不惯这种修道院孤寂冷胁的生活，在1945年4月抛弃了子女潜逝无踪地奔向她理想的乐园去了！”

此时常书鸿也已再娶，但他却似乎无法和解，即便朋友劝告，这时的常书鸿将那些难以释怀的痛楚，全部归于对方。

常书鸿

直到1979年10月，常沙娜与父亲及继母在日本访问时，她的一句话像是为这段“仇恨”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妈妈去世了。”

常书鸿没有说太多，只是反复确认了陈芝秀去世的时间与原因。

不久后，常书鸿出版的《原为敦煌燃此生》一书，他才真正跳出二人的恩怨，跳出作为陈芝秀被弃丈夫的身份，去审视曾经二人的婚姻。

“我自己一心沉在工作中，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还在家中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是争吵。”

这与1962年，陈芝秀出走17年时与女儿常沙娜相见时，“忏悔”之意如出一辙：

“沙娜，我对不起你们……可是你不能只怨我一个人，你爸爸也有责任。现在我也很苦，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一失足成千古恨！”

常书鸿

在漫长的岁月中，三人对于过往的种种，来龙去脉已然想的透彻，却无奈事情已成定局，选择随缘终得无缘。

唯有一些隐晦的联系，像化解南极山川的阳光一般，仅仅松动了三人的关系。

首先是沙娜在见到母亲“失去了漂亮的卷发”，变成了一个脸色苍白、头发蓬乱的老太婆后，心生同情放下了仇恨，定期为她打钱补贴生活。

而后是陈芝秀以“一失足成千古恨”向女儿坦白了自己的错误，并不加掩饰的讲述其为自己所换来的不幸生活：

与赵忠清结婚后，对方因政治原因被监禁病死狱中，后无奈改嫁给一个穷工人，终是被贫穷所累，只能以洗衣为生。

从而保留了最后一丝与女儿的情感联结。

最后以常书鸿“迟到”的坦白局面结尾。

常书鸿一家

或许，在众人都在大肆宣扬常书鸿为敦煌付出多么伟大，“抛夫弃子”的陈芝秀晚年悲惨的生活有多么“罪有应得”时，他们会感觉心痛。

因为只有他们三人，懂得彼此坦白融合成的“潜台词”：

陈芝秀没能给常书鸿机会，在一同走过困境后，兑现她多年付出应得的关怀与荣耀；

常书鸿没能给予陈芝秀足够时间，完成一个富家女子，从小资女性到平凡女性，再到足以抵挡敦煌风雪的“女英雄”身份上的转换。

这一切，本不该如此，却只有他们三人，真正明白这份遗憾带来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