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们俩》由马俪文执导，这是一部只有88分钟的“小成本”电影，极具纪实主义风格。影片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北京四合院里的一个独居老太太和一个来京求学的小姑娘之间因房结缘，从对立到融合的情感故事，使人们感受到了平凡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整部电影全片采用写实的手法，简洁明快，将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讲述的令人回味无穷。影片历经三年打磨，一经上映，便收获了极好的口碑，且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金鸡奖等电影评奖活动时，获得了一些奖项。这部影片的成功离不开以下几点因素：

真实故事展现人性温暖

《我们俩》由马俪文执导，马俪文从“女性视角”讲述现实中的故事，其实女性视角始于我国电影萌芽期1925年的第一位女导演谢采贞。电影创作中所谓“女性视角”说，是指当女性导演以“艺术创作者”和“女性个体”的双重身份介入影视创作，便不自觉（或自觉）的将女性视角灌注于电影创作中，承载着女性世界的美丽与哀愁、涅槃与幻灭，呈现出比男性创作者驾驭同类题材的“美学优势”。

这部影片讲述了导演的真实经历，力图用最简单的故事展现出生活的本真魅力。影片的故事是由导演真实经历改编，因此，人物的刻画才会深入人心。“小马”这个女孩活泼开朗，会让观众觉得如同自己身边的调皮可爱的女孩。她咋咋呼呼，传呼机不离手，开心时活蹦乱跳，难过时大声嚷嚷，这样典型的人物设置，让影片变得生动活泼。两个人的空间，鸡毛蒜皮的碎事，一位独居老人，一位穷学生，两个人因为“利”产生争吵，因为“爱”，变得融合。

正如导演马俪文所说：“《我们俩》就是两个小人物的一场旅行。”就是这样的一老一少，展示出了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从对立到融合再到难以分开，导演用最真实的镜头记录了平方日子中的不平凡，传达出导演的人文关怀。

独居老人的内心独白

社会上有众多独居老人，影片中的老太太只是独居老人的一个现实缩影。重复单一和枯燥的生活是老太太生活的主旋律，虽安静自在，但毫无生气。影片中的老人没有亲生儿女，而是收养了一个女孩，也有了所谓名义上的孙子，但女孩很少回家看望他，孙子只是偶尔打电话，家人不能团聚，只剩老人孤单一人。在我国传统养老观念中，强调的是“养儿防老”，因此大多数人认为亲子关系是最可靠的，但从片中来看，“养儿防老”变成了一种奢望。

老太太不是在过日子，而是在熬日子。电影前期，老太太对小马过于苛刻，面对穷学生的砍价请求时，她坚决不肯退让；面对小马接电话线、用电热器取暖的需求时，她仍然不留情面地拒绝。老太太似乎将钱看得极重，不接受别人过多地介入自己的生活，允许小马租住在这里也是她最大的让步。这与她渴望热闹，需要陪伴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一边期待着，一边在潜意识里拒绝。这样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令人困惑不解，却恰恰是老太太这类独居老人普遍具有的心理。

独居老人缺乏的是精神上的关爱，而不只是物质上的满足，电影《我们俩》从更深层次对独居老人的精神需求进行剖析，从他们孤单抑郁的精神世界追因溯果，对观众起到了教育作用。

简约的诚意之作

马俪文导演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成名，导演干净利索的叙事功力获得了一众好评。在《我们俩》中，影片更注重对现实的描述，对故事的阐述，在镜头运用等方面也力求真实，展现出了马俪文导演追求简约的影片风格。在影片中多处使用了“留白”，例如：邻居老太太、小马男朋友、老人孙子以及小马弟弟等都围绕“留白”线索，既加强角色的行为运动，又不会喧宾夺主。纵观影片，无论在影片前期设置或后期剪辑等技术处理上都让人深感“简约”原则的秉持与贯彻。

在电影语言的运用上，马俪文用“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方法，回避诸多技术手段。刻意的技术处理在影片中荡然无存（除了某些“拿着胶片翻拍的淡入淡出效果”），这种纪录性就是导演创作初衷自觉体现。使人在观影时深感《我们俩》收敛、冷静以及导演叙事之外的“留白”。

马俪文导演从温情角度出发，讲述了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个屋子两个人四季的生活。从冬季的相遇，到春季的相处，再到夏季的温暖，最后秋季的离开。是四合院的春夏秋冬，也是老人和小马关系的写照。影片呼吁观众关注独居老人的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应该给予老人更多的关心与关爱，让他们的晚年不在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