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追风怪谈

编辑 |追风怪谈

2018年夏天，兰州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事件——瓜农与城管当街发生肢体冲突，随后瓜农持刀伤人，致使城管一死两伤。此案一出，引发舆论哗然。大家对于事件的真相都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各执一词，众说纷纭。

前几日，这起曾经轰动一时的“兰州瓜农刺死城管案”终于在事发将近五年后第一次进行开庭审理。被告的辩护律师表示，将尽力为伤人瓜农做无罪辩护。

此消息在网络上传播后，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当年持刀伤人的瓜农——认为城管暴力执法，瓜农是正当防卫。

当年的案发现场的真相究竟如何？

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自发地为伤人者辩护呢？

当年的案件中，涉及到了三名瓜农——王军宏（父）、王爱文（兄）以及王爱武（弟）。父子三人是兰州市附近高湾镇贾崖村的瓜农，靠种瓜卖瓜为生。

县里的物价低，且当地西瓜产量多，所以西瓜的售价很低，只能卖到三毛左右。但如果把西瓜拿到兰州市区里，就能卖到一块钱。所以，每年的六七月份，王家父子三人都会采摘成熟的西瓜拉到市区贩卖，以此赚取些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

种瓜要承受风吹日晒，卖瓜要躲避城管巡逻。一家人的生活本就已经足够辛苦，更令人揪心的是，弟弟王爱武还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虽说平日里看起来和常人无异，但一旦受到惊吓或刺激，便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王爱文并不放心把弟弟一个人留在家里，所以出门干活时都会把他带在身边。也就是说，王军宏和王爱文父子平时不仅要努力种瓜卖瓜，赚钱养家，还要时刻关注王爱武的精神状态。

这年夏天，王家父子照例来到兰州市卖瓜。由于平日里城管巡逻得勤，对“占道经营”的现象查得很严，所以，他们特意在某小区门口租了一个停车位，避免“占道经营”。据了解，当地有许多类似这样，小区物业将停车位租给摊贩的情况。

案发当日，王军宏父子三人正在自己租下的停车位上摆摊卖瓜，当时周围还有不少商贩。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城管来了！”随后，在场的小摊小贩们当即收拾东西准备跑路。

由于当时王家父子的摊位前正有两位客人卖瓜，且他们以为自己的摊位在停车位上，并没有“占道”，所以没能像其他同行“逃跑”得那么迅速，被城管们抓了个正着。

城管到场后，就开始沿街查收在场“占道经营”摊贩的摆摊工具。

当城管要收走王家父子摊位上的秤时，双方发生了争执。王爱文想趁着有客人多卖几个瓜，城管“秉公执法”，不收到秤也不肯罢休，双方一时间僵持不下。

在争执之中，双方动起了手。周围群众看到发生了肢体冲突，赶忙上前把他们拉开。在此过程中，有人报了警。警察到场后对城管和王家父子双方进行了调解和教导，劝解双方离开。

发生这件事后，王军宏父子三人怕后续再惹上麻烦，急匆匆地将手中剩下的西瓜全部低价转卖给了同在兰州的老乡，准备动身回老家。

可就在三人正收拾东西准备启程的时候，日前查处他们“占道经营”的城管又来了。不同于上次日常巡逻，城管队伍总共只有四人，这次他们浩浩荡荡共来了15人左右。

这次前来的“执法人员们”一见到先前与其发生争执的王爱文，就冲上前去，对其拳打脚踢。王军宏看到儿子被如此殴打，试图上前劝架，可也被城管打得头破血流。

一旁的王爱武见此情形，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可这次哥哥和父亲都正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并没有人在他情绪失控时出手阻止了。

受到刺激的王爱武拿起车上切西瓜用的刀就冲了上去。正在动手打人的城管们看到他手中的刀，当即被吓得四散逃窜。其中，王翔军、李福文、丁建涛三人被捅伤，王翔军当场死亡，其余两人重伤。

整个案件大体就是如此，但从其后续通报和当时目击者的说法来看，这其中还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首先，便是城管当日为何又集结了三辆车、十五人的队伍再次找到王家父子三人，查处其“占道经营”。日常巡逻需要这么多人吗？如果他们是专程来找王爱文，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事发之后王爱文三人便被依法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当地相关部门对这起案件进行了通报，称当时情况是李福文带领十五名队员“开展日常巡查工作”，随后“再次发现”王家三人占道经营。

可这个说法等到一年后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就变了。在公诉书中并没有提及“日常巡逻”等字眼，反而说是李福文“得知”王家父子违规摆摊，专程赶去收缴台秤，随后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

“巡逻”与“得知”，二字之差可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从后续各方证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李福文等人当日根本就没有什么“日常巡逻”，反而是一行人浩浩荡荡地“一路打听”，随后直奔王军宏父子三人所在地，见了面就开始对其进行殴打。且当时王家父子所在的小区广场，并不是城管执法的工作范围。这么来看，城管的第二次出动涉嫌蓄意打击报复，就是冲着打人去的，根本不是什么“巡查工作”。

且“双方发生冲突”这句里更是隐藏了极为重要的信息——目击证人称，当时是十几名城管先动手打的王家父子三人。且根据后续了解，当时的执法人员在围殴开始后，便关掉了执法记录仪，毁灭了动手打人的证据。

其次，最初案情通报内所提到的“遭到阻挠”更是值得细细品味。因为从后续的各方报道来看，当时阻挠城管收缴台秤的并不是王家父子，而是在场围观的各路群众。大家早已对城管的暴力执法颇有微词，所以在看到城管试图强行收走台秤时，纷纷表示不满。

最后，王爱武造成城管人员一死两伤是客观事实，但他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是完全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二级精神病人。且案发当日，正是城管对他哥哥的暴力殴打行为刺激了他的精神，致使其病情加重，情绪失控后出手伤人。

因此，综合这起案件的所有信息来看，王家父子三人应该是无罪的，属于正当防卫。而受伤的城管一方涉嫌蓄意打击报复，并不是在进行巡查工作，已经涉嫌犯罪。但最后的判决，还是要交给法官裁定。

这起“瓜农刺伤城管案”被曝光后，不少人都想起了十七年前北京发生的一起“小贩刺死城管案”。

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名叫崔英杰，是个退伍后在街头推着三轮车摆摊卖小吃的小商贩。2006年8月11日，崔英杰正在海龙大厦门前摆摊时，遭到了当地城管人员李志强等人的查处。

李志强等城管在巡逻时看到崔英杰的摊位，坚持要没收崔英杰摆摊所用的三轮车。作为在街头摆摊的小吃商贩，三轮车就是崔英杰赖以安身立命的本钱，况且，这辆车是前一天他刚借到钱买下的。崔英杰再三哀求城管人员，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并承诺今后再也不会违规摆摊，请求他们高抬贵手，不要收走他的三轮车，甚至当场跪地求饶。

然而，秉公执法的城管人员对小商小贩的哀求根本不予理睬，执意要收走崔英杰的三轮车。双方一时僵持不下，几十名城管将崔英杰团团围住。争执之中，李志强突然对着崔英杰抬了一下手，反应不及的崔英杰下意识地用处理小吃的小刀挥了过去。

谁知，这一挥手竟然碰到了李志强的颈部大动脉，鲜血顿时喷涌而出。最后，李志强因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刺伤李志强后，崔英杰万分惊恐，随即逃跑。他并不知道李志强已经不治身亡，逃跑过程中还曾多次打听李志强伤势究竟如何。

经过了心惊胆战的十天逃亡后，崔英杰决定不再逃避责任，主动来到公安局投案自首。

在崔英杰案件接受法院审理时，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努力地为其做无罪辩护，说出了一段当时令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的辩词：“法谚有云，立良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我们的法律、我们的规定以及我们的各种管理制度，究竟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还是让他们陷入更加无法脱身的苦难？”

最终，崔英杰的判决由死刑缩减为18年的有期徒刑，大家纷纷感叹“有温度的法律，懂情理的法官”。

“王某刺死城管案”和“崔英杰案”都是近年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涉及城管执法的刑事案件。两起案件的共同点是，都涉及到城管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和暴力，都引发了民众对城管执法合法性、合理性、文明性的质疑和不满，都暴露了城管执法制度和机制的缺陷和问题。

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瓜农刺死城管案”中的被告人王爱文、王爱武可能存在正当防卫的情形，因为他们是在被城管殴打后有所反抗，而且王爱武患有精神分裂症，可能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且，无照摊贩也是为了谋生和生存，他们的生活也是困苦和无奈的，他们不应该被剥夺合理的经营空间和权利。

笔者认为，“瓜农刺死城管案”和“崔英杰案”都是悲剧，都是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无论是城管还是民众，都应该遵守法律，尊重生命，维护社会秩序。城管执法应该依法、文明、规范、有效地进行，不能滥用职权，不能暴力执法，不能报复民众；民众也应该理性维权，不能以暴制暴，不能违法犯罪，不能危害他人生命安全。

同时，政府和社会也应该加强对城管执法的监督和管理，完善城管执法制度和机制，提高城管执法水平和素质，改善城管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化解社会矛盾，预防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除此之外，这两起案件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和不人性化，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和不公平。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合理、规范、人性化的城市管理制度，既能保障城市管理人员的权利和安全，又能保障小贩等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尊严；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完善、公平、普惠的社会保障体系，既能提高小贩等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又能减少他们对于非法经营的依赖；那么这样的悲剧就有可能避免或减少。

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加法治化、民主化、和谐化，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享有平等、自由、尊严的权利，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尊重、理解、包容他人的权利。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两起案件中吸取教训，反思我们自己在面对冲突时应该如何处理和解决，避免使用暴力或者任意执法，而是通过沟通、协商、调解等方式寻求共识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