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纪行,又称述行、行旅。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将汉赋分为“鸿裁”与“小制”两类,并将“鸿裁”一类又细分为京殿、苑猎、述行、叙志四类现代学者对纪行赋的理解以王琳、尚斋、于浴贤为代表,比如：王琳认为：汉魏六朝纪行赋,或侧重记述“人物”,或侧重摹写“山水”,或“山水”“人物”并重。而宋尚斋、于浴贤则将咏史、军旅征战、写山水都纳入纪行赋中。
综上两类说法,现代学者对纪行赋范围的界定要比古代来的宽泛,认为除传统的以“纪行”、“述行”、“行旅”命名、以咏史类纪行赋为正宗之外,还包括对征战行役的描写(建安时期的军旅纪行),及描写旅途中的山川风景和所见所闻所感的赋作(魏晋六朝时期的写景类纪行赋)。
在纪行赋的形成过程中,屈原《九章》中的《涉江》、《哀郢》,及《远游》等作品直接影响了纪行赋的形成；《诗经》中的行役征旅诗,如《王风·君子于役》、《豳风·东山》、《小雅·采薇》给纪行赋以启发；汉大赋对征程中山川风物的描写、对山川风物吊古伤今等,影响了纪行赋的形成。
汉人崇经,文学常与经学联系在一起,作为六经之中的纯文学作品,《诗经》对汉代文学产生了突出的影响。刘立志教授认为,《诗经》在对汉代文学的影响主体表现在形式、表现手法、创作精神、文体生成这四方面。
汉赋自产生之初,就与《诗经》结下了不解之缘。汉赋讲究铺排,这一表现形式即从《诗》六义之“赋”有关。汉赋追求讽谕,重视赋的社会功用,这与《诗》所倡导的创作精神一脉相承。班固《两都赋序》云：“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其孝”,是对赋的实用价值的强调,纪行赋同样强调这种实用价值。纪行赋的创作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环境,能过对史实的评说来讽谕当今社会的现实问题,这种关注社会、反映现实的创作精神,显然继承了《诗》之传统。
真正对纪行赋产生重大影响的还要推屈原。现今,学界对纪行赋产生渊源这一问题,普遍认为：滥觞于《九章》中的《涉江》、《哀郢》、及《远游》。屈原的作品,是在现实黑暗深沉压迫下的个体精神的张扬,情感强烈、波澜起伏；汉代文化大一统形成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赋又与政治联系紧密,赋中的个性精神被强大的意识形态所压迫,纪行赋的抒情就显得内敛、克制,缺少个体张扬。
其次,屈原作品的整体基调是浪漫的理想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色彩瑰丽的神奇世界；纪行赋则以叙事为主,以行程中地点变化为主线,以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为着力点,所展示的是一幅历史与现实相交融的画卷。最后,屈原弥漫着一股感伤之情,屈原用香草美人创造出美好的象征世界,而现实世界又是黑白颠倒、君主昏庸、国家衰落,志贞高洁的屈原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双重破灭,最终也选择了自我毁灭,作品具有极强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正是屈原作品之灵魂,却也是纪行赋所不具备的。
汉代的纪行赋作者大多家学深厚,个人经历丰富,且具有深厚的史学功底,是史学家兼文学家。他们纪行的地点多是前朝重地,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因而各地的历史掌故就成了赋作的最好素材,这也使得纪行赋透露出历史的沧桑感。受制于当时的现实社会环境,赋作者在选择史事时极为重视借古鉴今,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抒情方面,融情于史与融情于景并用,史事、情感、景物互相交织融汇,既有历史的沧桑,又有起伏的情感。
一篇完整的赋通常包含“序、正文、乱”三个部分,这是赋的结构形式,也是纪行赋的结构形式。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论及：“既履端于倡序,亦归馀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至文契。”序作为赋的开端,通常是用来交待作赋的缘起、时间、地点等,语言接近于“文”的形式；关于赋末乱辞,刘勰认为其作用是总理一篇之言(乱以理篇)。
蒋骥认为,除乱以理篇外,乱辞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音乐性的结尾。笔者认为,对于乱辞的作用,需从具体的赋作品来理解,不可一概而论。虽然一篇赋作的完整结构包括“序、正文、乱”三个部分,但在具体的赋作中有序无乱、有乱无序、序乱皆无的情况比比皆是。
因地及史,是汉代纪行赋采用的组织文章的方式,这也是汉代纪行赋最为重要的内容特征,即：根据赋作家迁移中的路线变化,记录行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在行程中有两类重要的事物：其一是行程中各地的人文历史,其二是山水。
汉代纪行赋的抒情方式主要有两种：融情于史与融情于景；并且史事、景物、情感这三者渐渐从远离走向融合。第一,融情于史。汉代纪行赋“因地及史”的特点,使得借史事抒发情感在纪行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运用。大量历史典故的使用是汉代纪行赋的一个重要特点。汉代纪行赋多盛行于北方,北方各地丰富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自然成了赋作家笔下的写作对象。
受史传的影响,赋作家在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感慨时,并不是直接发表议论,而是将自己的观点寓之于对历史掌故的选取与评鉴中。首先,在对史事的选择上,强调历史对现实社会的借鉴作用、言说作用,同时,这些史事也影射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现状。
汉代的四篇纪行赋,在史事的选择上,关注的焦点不同。《遂初赋》与《述行赋》都是作于西汉、东汉王朝末期的衰世,关注衰世的种种现状；《北征》作于西汉灭亡而东汉未立时期,主要关注国家兴亡；《东征》则关注先贤圣人。虽然关注的中心不同,但相同的是,都围绕中心点,将一个个历史画面有选择性的剪辑组合在一起,委婉地传达了赋作家的历史情绪。
当这些寄寓着作者憎恶态度的史事组合在一起时,既是一幅历史画卷,也是一幅作者所面临的社会现状画卷。如《遂初赋》多引用晋国动乱,六卿相轧,荀寅骄横、范吉射反叛、赵鞅受困；包括孔子、屈原、柳下惠、蓬缓遭遇不平；等等。这些混乱与贤臣失势实际也是西汉末期面临的问题 。
即便是对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时期,受制于表达的需要,所持的态度也完全不同。例如对待“信陵君窃符求赵”这一史事,蔡邕谴责信陵君有违臣道,同情无辜被杀的朱亥,与司马迁《史记》所持的态度完全相反,这归结于蔡邕对王权的拥护、认为政令应该统一。再如班彪登上长城,选秦汉之间的史事,对秦汉的历史作了一次比较。
论及秦朝的灭亡,班彪批评蒙恬疲民、劳民,大修长城,远征四方少数民族,专注外患而不顾及朝廷内赵高胡亥的叛乱,最终导致秦朝灭亡。在评价汉代史上,班彪赞赏汉文帝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待外患(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不劳师动众即可换来和平,暗含着对汉武帝穷兵黩武政策的谴责。
再回过头来看班彪所处时代的现状,旧王朝灭亡、新王朝未建立,四方割据、群雄并争,朝内不稳、外患不断,班彪选取秦汉相对比,实际上揭露当时的社会现状、表达了对国家安定的渴望。
有句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学与社会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二者虽然存在密切的联系,但二者的发展并不是同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汉代社会的由盛转衰,促进汉赋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
首先,汉大赋“润色鸿业”,这种颂美到了西汉末期,随着国家的衰败、社会的动荡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衰世”的到来,往往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分散与弱化,统治无暇顾及思想文化,文士的创作自由度大大增加。《遂初赋》、《北征赋》、《述行赋》都产生于“衰世”,都触及了造成这种“衰世”的原因,批判了社会矛盾与弊端。
西汉末期社会衰落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抒情小赋在东汉末期走向繁荣,并在魏晋南北朝取得飞跃的发展,最终取代了汉大赋。再次,汉赋自身也在不断探索新的题材。纪行赋所行路途较远,所经过的地点较多,西汉末期的动乱,带来人口的流动,使得这种远距离的行程更容易发生。
另外,“衰世”所暴露出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也促使赋作家将目光转向现实社会,并探究矛盾产生的原因。应该说,纪行赋产生于西汉末期,既是汉赋自身题材拓展、艺术拓展的需要,也与西汉末“衰世”所带来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从纪行赋的创作来看,“衰世”为赋作家提供更加丰富的人生经历,促使赋作家直面惨淡的社会人生。
文学家作为时代的先觉,精英分子,他们中多数人的思想比较敏锐,也拥有较多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他们面对着衰世的现实,体验着身边的灾祸,目睹社会的破败和民众的苦难,内心激发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绪,“悲天悯人”成为他们的基本情绪指向。悲情充斥心田,激励他们从事悲情文学写作。纪行赋既受益于了屈原作品的影响,也受益于屈原的个人经历。刘歆、班彪、蔡邕都历经衰世,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都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写出来的纪行赋也就更具悲情效果。
应该说,“衰世”社会多磨难,这种磨难对作家来说是一笔富贵的财富,它促使作家对社会人生进行更深层次思考,也更容易激发作者的悲愤情思。回顾刘歆、班彪、蔡邕的人生经历,本就是一曲坎坷辛酸之歌,更何又身处“衰世”大环境中。可见,“盛世”能带了汉赋的繁荣,“衰世”同样促进了汉赋的发展,并形成了纪行赋的独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