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资治通鉴》

以上是中国历史之中一个比较好玩的事件，学名叫做“太宗纵囚”。翻译成白话文的话，就是说太宗怜悯那些死囚，决定将这些个囚犯都放回家过一个好年。等到明年的时候，让他们自己回来受刑。

当年李世民一共放了三百九十个死囚回家过年，但第二年的时候没有人监督。所有的死囚却全部按照规定都上京受刑，没有一个人逃亡的。所以李世民很感动这些死囚的守信，然后就把人家放了。

这乍然一看，是君臣子民相得，太宗治下人心淳朴。但事实上，背后的原因远远没有这么的简单。北宋时期的欧阳修就对此事提出过质疑，他特地对此事做出过一篇《纵囚论》，其中说到：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而后又论“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什么意思呢？就是能被刑戮伺候的大多都是小人，而死囚便是小人中的小人。他们又凭什么会被唐太宗的恩德感化为君子呢？所以欧阳修猜测，这很可能是唐太宗与死囚之间的默契，做的一场“真人秀”，唐太宗就是为了得名而已。

而事实上，欧阳修说的这一点有些偏激了。李世民也许是真的为了得名而作秀，但原因远远不止这一点。首先看“太宗纵囚”的事件我们不能只看当年的史料，我们要把上下连起来看。

唐太宗纵囚的时间发生在贞观六年（632）年的时候，这一年死囚的数量是390人。而我们将目光移到贞观四年（630）的时候，整个唐朝全国被判死刑的人也就只有29个人。短短两年的时间，翻了十多倍，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这中间，也就是贞观五年（631）的时候发生了“张蕴谷案”。这张蕴谷是当年的大理寺丞，换句话说这也就是现在的最高法法官。当年唐朝的法官判案有一个规则，叫做“失入”和“失出”。

这是什么意思呢？当年的律法远远没有现在完备，其中存在着许多的漏洞。而法官也不是完全的，当年的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过失。而国家给这种过失限定了惩罚规则。

其中，“失出”就是过失轻判，而“失入”就是过失重判。其中根据唐律，失出是减三等，失入是减五等。这样看来，轻判的惩罚是比重判要轻的。所以当时的法官基本上是秉承这“明德慎罚”的原则，在拿捏不准的情况下尽量的轻判。

而这张蕴谷倒霉就倒霉在，他接手了一个家乡人李好德。这李好德本是因为“口出妖言”获罪，按律例应处绞刑。但是因为他有疯病，也就是精神病。所以张蕴谷就按照“轻判”的原则，将其给放了回去。

却未料到这有御史见此上奏，说是张蕴谷是因为同乡的原因，所以故意包庇李好德才将其放回去的。而李世民是真信了这一回事，所以在盛怒之下直接斩杀了张蕴谷。而在斩杀之后，张蕴谷是不是真的冤枉这已经不重要了。

可张蕴谷因为轻判而送命这件事情，却对唐朝的法官们产生了“轻判=死”这个印象。所以自张蕴谷案件之后，法官们为了自保，大都是严苛的按照法律的条文审判。《资治通鉴》记载：

“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

所以就出现了贞观六年（632）死囚的数量大幅度上升的现象，而见到这样现象的唐太宗自然明白了张蕴谷一案的影响。所以唐太宗是希望可以通过纵囚的方式，去提醒唐朝的法官们，目前的审判有些重了。

但是唐太宗又不能再像张蕴谷一样的，直接告诉他们。因为这很可能又会引起法官们的再次恐慌，甚至可能会出现法官们为了保护自己，纠出《唐律》来怼唐太宗的事件。所以说，“太宗纵囚”这件事，究其原因不过就是李世民给自己曾经犯下过的事情擦屁股而已。

若是当初唐太宗不是怒急之下将张蕴谷直接斩了，而是严格规整的按照《唐律》之中“失出降三等”的律法条文来。那么这件事情，就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后果了。所以那个张蕴谷，死的也不冤了，好歹他这些同僚们也给他报了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