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准备和孔令华结婚，他们的婚期定在了8月下旬。
李敏和孔令华是同窗好友，他们都曾经在八一学校读书，在做同学的日子里，两个年轻人逐渐相知相恋，彼此有了不一样的感情。
当然，在学校学习期间，他们并没有明确恋爱关系，还为了学习成绩互相鼓励、互相督促。直到孔令华和李敏分别考入各自心仪的大学，两人才正式走到一起。
确定了恋情以后，李敏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毛主席。毛主席虽然是操心国家大事的领导人，但同时也是一个爱女儿的父亲，听到女儿有了恋人，不免要问一问对方的家庭情况，看一看对方的为人。
好在，孔令华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他的父亲孔从洲将军毛主席也很熟悉，知道对方家风很正，很快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尽管亲事已经定下来了，但婚期却一拖再拖。毛主席太忙碌了，7月到8月还有庐山会议等待着他，但他又很想亲自参加女儿的婚礼，因此李敏的婚礼一直拖到8月下旬才举行。
当时李敏不知道的是，除了庐山会议之外，毛主席在两人的婚礼前还做了一件其他的事情。这件事情与贺子珍有关。毛主席做了什么呢？
革命伴侣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关系，想必大家都很清楚。
秋收起义后，毛主席带着革命队伍上井冈山，成立了中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而井冈山当地也有农民武装，贺子珍就是参加了当地农民武装的共产党员。
毛主席带领自己的起义部队刚到井冈山附近的时候，贺子珍就被农民武装领袖袁文才派去探查情况。她把工农革命军贴在老乡墙上的标语撕了下来，带回到井冈山。袁文才这才知道驻扎在当地的是共产党的革命队伍。
受到贺子珍兄妹的影响，袁文才对共产党也比较有好感，因此与革命队伍进行了联系。
毛主席第一次见到贺子珍，在农民武装队伍中见到一位青春靓丽的年轻女性，就连毛主席也不由得感到惊讶。
贺子珍为人爽朗大方，年少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带领同学冲破学校阻拦，祭奠孙中山先生的行为。见到毛主席后，贺子珍不但不羞涩害怕，还大大方方的与他交谈。
毛主席辗转各地领导革命队伍，见多识广，自己也博览群书，有深厚的思想底蕴，一见之下就让贺子珍颇有好感。
中国革命军上山以后，袁文才等人举荐贺子珍担任前委秘书，协助毛主席工作，也相当于作为革命军与农民武装之间沟通的桥梁。
贺子珍的工作能力十分出色，毛主席对她也越发欣赏。在袁文才和王佐等人的极力撮合下，毛主席和贺子珍走到了一起，并且在1928年结为夫妻。
在婚姻最初的几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处在国民政府的打压和“围剿”之下，两人一起面对种种苦难和危险，非但没有影响夫妻感情，反而还结下深厚的情谊。
贺子珍不但在工作上协助毛主席，在生活上也将毛主席照顾得很好。毛主席身染疟疾的日子里，就是贺子珍照料他的病情。
那时候党内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和路线，贺子珍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身边，是毛主席坚定的革命战友。
红军长征时期，贺子珍更是拖着怀孕的身体与红军一同转移，在路上也不怕苦不怕累，更不要组织给的特殊照顾。
在长征路上，有一次敌军的轰炸机轰炸伤员休息区，贺子珍为了保护伤员，身负重伤，几乎丧命，还是毛主席派出的医护人员将她救了回来。
由于红军路上医疗条件有限，贺子珍留下很严重的病根，身上的弹片更是直到她离世也没有取出来。
可以说，那几年的毛主席与贺子珍，是互相扶持的清明夫妻，是共患难的革命战友，更是可以交托生死的伙伴。
但这一切，在抵达延安后，都渐渐发生了变化。
远走苏联无论是在井冈山时期还是在长征时期，两人都是彼此扶持的关系，毛主席在工作之余，常常会把遇到的事情讲给贺子珍听，两人还会就诗词、名著以及革命思想聊天讨论。
这一切在红军抵达延安之后，渐渐发生了变化。毛主席有太多事情要考虑，要打理，也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奔延安。
而贺子珍在长征期间拖垮了身体，许多工作难以承担，学业上更是难以为继。
毛主席越来越沉默，革命形势沉甸甸的压在他的心头，让他不再有那么多时间与贺子珍交流生活琐事。
两人的交流变少，贺子珍自然是能感觉到的。一方面，她想要真正参与到革命工作中去，另一方面，她也觉得与毛主席的感情好像不再亲密。
两人之间的争执与矛盾越来越多，开始频繁的吵架，后来，毛主席更是一气之下搬到了别的窑洞去住。
工作与感情上双重受挫，让贺子珍愈发痛苦，但她并不是自暴自弃的人，遇到事情相比于自怨自艾，她更想去寻找原因解决问题。贺子珍觉得，这两件事情都指向她病弱的身体和不够充足的革命知识。
终于，在1937年，贺子珍下定决心，要离开延安，远赴苏联，治疗自己的身体，也要到苏联去学习革命知识，充实自己。
想清楚这件事，贺子珍就给党中央打了报告，决心去苏联养病和学习。
毛主席知道的时候，贺子珍去意已决，即使毛主席再三劝她回来，贺子珍也全当听不见，只给他送回了一张写着诀别的手帕。
就这样，这对共同经历过风雨，扶持着走过最艰难岁月的夫妻，在一切安顿下来后，却分道扬镳。
贺子珍远赴苏联以后，得知自己体内的弹片由于没有及时处理，已经与肉长到了一起，也只好歇了治疗的心思，安心在东方大学中国班读书。
其实在她的心里，自己与毛主席只是暂时分别。只要等自己修养好身体，学习好文化知识，从东方大学完成学业以后，就会回到国内继续建设革命。
到那个时候，她依旧与毛主席是亲密的夫妻与战友，也能在革命工作上一展身手。
可是现实却无情的击碎了她的幻想，在她走后，新到延安的李讷母亲渐渐渐渐走到了毛主席身边，并且在之后与毛主席结为夫妻。
毛主席再婚的消息传到苏联时，对贺子珍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再加上那个时候贺子珍的小儿子刚刚夭折，以至于她一度处于精神混乱的状态之中。
好在贺子珍的身边有同在苏联的毛岸英与毛岸青陪伴，不久后，国内又把她的女儿李敏送到了苏联，有儿女陪在身边，贺子珍又一次振作了起来。
尽管伴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贺子珍回到国内的希望也破灭了，但她还是努力经营起了这个小家，与毛家兄弟和女儿李敏一起，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温馨时光。
回到国内毛岸英和毛岸青都是毛主席前妻、革命烈士杨开慧的孩子。
贺子珍在兄弟两人居住在苏联儿童院的时候，就对他们照顾有加，真心的疼爱这对兄弟，因此也得到了兄弟两人的敬爱。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实行配给制，每个人能得到的物资相当有限，贺子珍还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块田地，种植一些农作物，想尽办法的给家里的几个孩子加餐。
那段时间的日子，无论对于长期寄人篱下，还曾经在上海街头流浪的毛家兄弟，还是对于孤身生活在异国他乡的贺子珍来说，都是难得的温暖回忆。
但随着苏德战场的战况越来越激烈，毛岸英忍不住多次写信，表达自己想要投身前线的想法。
终于，毛岸英的革命情怀和战斗意志打动了到儿童医院视察的苏联军队领导人，他被送往军校学习，离开了那个特殊的小家庭。
不久后，毛岸青也因为升学的原因，离开家庭去远方就读。贺子珍的小家里就只剩下女儿李敏与她相依为命。
可是谁能想到，有一天李敏突发高烧，被贺子珍送到医院，却没能得到有效的救治。贺子珍将女儿接回家里细心照料，李敏的病情刚有好转，贺子珍却被医院的人抓走，声称她有精神疾病，要被看护治疗。
贺子珍孤身在外，亲友都不在身边，只有一个年幼的女儿，连照料自己都成问题，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无论她再怎么解释自己没有病，医院的人都不肯将她放出，甚至还多次给她注射镇静剂。
直到1947年，国内派人到苏联多方巡查，才终于见到了被关押在精神病院中的贺子珍。找到她的人问她以后有什么打算，贺子珍坚定的说，要回国！
就这样，1947年，贺子珍终于带着李敏与毛岸青回到祖国，暂时在东北地区居住。
1949年，李敏和毛岸青到北京陪伴毛主席，贺子珍则独自前往上海，在上海安顿下来。
尽管陪伴在父亲身边，但李敏和贺子珍相依为命多年，对母亲的感情十分深厚，每到假期就会去母亲那里居住。
而贺子珍与毛主席之间，纵然已经不再是夫妻，但毕竟是多年相互扶持的革命战友，又曾有过10年的夫妻情谊，两人间也偶尔有书信往来。
李敏也就担负起了在父亲和母亲间传递消息的重任。李敏的恋爱和婚事，毛主席也特地嘱咐女儿问过母亲贺子珍的意思。
但自从贺子珍远走苏联后，毛主席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一次面，想到两人的女儿都要结婚了，毛主席也不免想要再见一见这位曾经最亲密的人。
庐山会面李敏的婚事一直推到8月下旬，正是因为毛主席要在庐山主持召开会议，在女儿婚事之前，毛主席也想要再见一见这位故人，了却彼此的一桩遗憾。
因此，毛主席先是让早期就参与革命的女同志曾志去探望贺子珍，后来又把送贺子珍上庐山的任务交到了水静手中。
由于贺子珍在苏联被关在精神病疗养院中多年，她的精神状态不可避免的受到的影响，因此有许多关于她的传言，有说她有被害妄想症的，也有说她精神混乱，言语不清。
但曾志去探望贺子珍的时候，却发现对方讲话很有条理，脑子也很清醒，依旧是真诚又善良的模样。
曾志也是井冈山时期的老革命了，与贺子珍有相当深厚的革命情谊，此时再见到故人，也不免心中感慨。她回去后就向毛主席报告说，贺子珍精神很好，记性也好。
毛主席得知贺子珍的精神状态比较良好，不会由于两人见面受到什么刺激后，就让水静着手安排见面的事情。
这在当时是一次秘密会面，当时的人根本不知道贺子珍还要上庐山。因此水静在准备的时候也是以保密为第一要义。
至于两人见面之后都谈了什么，除了毛主席与贺子珍之外，无人得知。只知道见面以后，贺子珍拉着水静说了许多过去的回忆。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从贺子珍远赴苏联开始，两人的后半生也仅仅见了这一面。
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赶回北京参加了女儿的婚礼。尽管李敏是国家主席的女儿，但她的婚礼却十分简单。
在中南海的家中，一向简朴的毛主席，破例办了三桌酒席，请了30多位来宾，每桌都有8个菜。尽管李敏的婚服只有一条新的连衣裙，但她依旧觉得酒席破费，心怀愧疚。
那时李敏和自己的丈夫都是在校学生，没有什么钱，他们的婚礼是毛主席出资筹办的。李敏在后来说，毛主席之所以破例亲自操办婚礼，也是为了让贺子珍宽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