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在灭亡了秦朝后，也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汉朝，随后虽然他将秦朝灭亡但他还是在一定基础上保留了秦制，其中之一是秦朝以郡县制取代了封国制（或者叫封建制），政治的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朝廷失去了封国的辅佐。
但汉朝并未因此以封国制取代郡县制，而是以郡县制为主，以封国制为辅，并改良了封国制，从而探索出一种完善皇帝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
总体上说，汉代的政治体制不是对夏商周三代封建制度的继承，而是对秦朝郡县制度的继承。这就叫“汉承秦制”。
上古社会是“公天下”社会。夏禹传启，是“天下为家”的开始。秦与夏商周三代虽有实行郡县制与实行封建制的不同，但在“家天下”性质上是一致的。
汉朝代秦而立，继承了秦朝保证皇帝集权的“家天下”、防止诸侯分权篡权的郡县制，同时又部分恢复了封国制。这不仅是为了笼络王室子弟共同保卫刘姓江山的需要，也是出于天下太大，不得不划地而治的需要。
但是为了限制诸侯王国的权力，防止它挑战中央，分裂天下，采取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法，通过多封诸侯国，缩小封国的规模，削弱诸侯王的实力，将王国、侯国改良为类似于郡、县一般的行政单位。
中央统郡。诸侯受封的“王国”与“郡”地位大体相当，故“郡”“国”并称。郡下统县，县中有侯国以及“邑”与“道”。“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高祖时，保留了秦朝的约40郡，新设26郡。武帝元丰年间，有103郡，占到全国国土面积的80％—90％。下辖1500多个县、国、道、邑。清人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统计，西汉有县级行政单位1578个，其中县1344个、侯国188个、道30个、邑16个。
正如《隋书·地理志》指出：汉代“郡县之制，无改于秦。”秦代开辟的维护皇帝集权的郡县制，经由汉代四百年的改良和巩固，奠定于后世历朝历代的政治体制中。
吕思勉指出：“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汉朝一方面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又用封建制对郡县制进行了完善，或者反过来说，是用郡县制改良了封建制，使王国、侯国变成了郡、县。
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封国保卫刘氏江山的“屏藩”“枝辅”功能；另一方面，又能确保封国无力威胁皇权，成为听命皇帝主宰、中央统辖的类似于郡县的行政单位。这种改造发端于文、景时期，完成于武帝手中。
鉴于封王建国是夏、商、周实行的古制，三代因实行封建制而国运长久，秦朝因废除封建制二世而亡。秦亡之后，西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实行了恢复古制的两次大分封。
一次是秦楚之际（前232—前202）项羽的大分封。公元前206年项羽在灭秦后大举分封诸侯。刘邦就是在这次分封中被封为“汉王”的。后来史学家便把这一年称为“汉高祖元年”。
另一次是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对异姓诸侯王的分封和统一天下后对同姓诸侯王的分封。楚汉战争历经四年。战争中刘邦出于击败项羽的需要，分封了七个异姓功臣为诸侯王。
在打败项羽、建立汉朝后，刘邦担心异姓诸侯王壮大反叛，又以各种理由为借口灭掉了其中的六个。长沙王由于地处偏远，同时可以发挥对抗南越的缓冲作用，所以保留了下来。
在灭掉六个异姓诸侯王之后，刘邦在六国旧地上重新分封同姓子弟为诸侯王，封国为“王国”，另分封140多个功臣为列侯，赐予的食邑为“侯国”。
高祖将异姓诸侯王全部剔除，并将其换成了同姓王室子弟。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分封同姓诸侯王，可以作为拱卫中央的“藩国”。
尽管他们占有的土地比自己拥有的土地面积还大，但高祖并不介意，因为都属于刘姓一家。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高祖时，高祖下辖的郡只有15个，而9个同姓诸侯国和仅剩的异姓长沙国占据的郡却达40余个。所以，史书形容其时“诸侯比境，周匝三垂”，“籓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
当然，高祖也是意识到封国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和现实危险的。为了有效控制封国，中央派丞相统管封国政务，派太傅辅监诸侯国郡，规定无中央护符不得发兵。
然而，迫于封国的自治传统，诸侯王国仍然保留了很大的自主权。如“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有权设置各级官吏，有权自征租赋，有权自铸钱币，甚至可以自行纪年。
汉初高祖时代对封国制的恢复虽然弥补了秦朝的缺失，对保卫汉家皇室有矫枉之功，同时也埋下了诸侯王国与皇帝叫板的隐患。正如东汉史学家班固感叹的那样，汉初封国“挢枉过其正”。
高祖在世时，曾立下“非刘氏不王，非功臣不侯”，违者“天下共诛之”的规矩。吕后掌权后，破坏高祖定下的遗训，大举分封吕姓子侄为诸侯王。异姓封国对刘氏江山的威胁不断加大。
吕后死后，刘氏诸王与周勃、陈平等大臣合力消灭了吕姓诸王，迎立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时，刘姓诸王羽翼丰满，成为与朝廷角力甚至公开谋逆的力量。贾谊在上书中揭示：“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皇帝）亲者或亡分地（分封之地）以安天下，（皇帝）疏者或制大权以偪（逼）天子”。
他提出的解决对策是：扩大封国数量，削弱封国实力，使其易于被中央控制。但文帝没有同意。
面对吴王刘濞暴露的反骨，晁错也数次上书文帝力促削藩。文帝宽厚，不忍处罚。后来，文帝终于有所醒悟，在贾谊上书四年后，将原来的齐国分为六国，将原来的淮南国分为三国，但总体上并未遏止住诸侯王国坐大谋反的势头。
景帝即位后，用晁错为内史，再擢其为御史大夫。晁错鉴于山东齐、楚、吴诸国强大，“分天下之半是也”，谋反之势迫在眉睫，上书力谏景帝“削藩尊王”：“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反迟，祸大”。
景帝用晁错之策，依次削夺封国土地。削楚国东海郡、削赵国常山郡、削胶西国六县。将削及吴国，吴王刘濞率先发难，打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联合楚国、赵国、淄川国、济南国、胶西国、胶东国等六国发动叛变。
为了用安抚的方法平息叛乱，景帝无奈将晁错处死，但七国叛乱并未就此罢休。人们看清了吴王“清君侧”的真实用心，重新为晁错的“削藩策”辩护。景帝无路可退，下令平定七王之乱。
周亚夫用兵有方，七国之乱三个月后即被平定。痛定思痛，景帝调整了诸侯王国的官制，收回了王国中上层官吏的任免权，改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治理。
诸侯只可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成为只能效忠于皇帝的食封诸侯。诸侯王之“国”成为徒有其名、与“郡”类同的行政单元。
《汉书·诸侯王表序》分析文帝、景帝削弱诸侯王国的理由和做法：“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
景帝还将原来王国统辖的支郡全部收归中央管辖，大大增加了汉郡数目。景帝中元六年，王国25个，而汉郡却增加到43个，显然转向郡县为主、封国为辅。
武帝即位之初，经过景帝的削藩，诸侯王国的权力虽然不像以前那么大了，但诸侯王国的面积仍然比较大，而且拥有军队，对中央的威胁仍未消除。
大臣主父偃继承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思路，吸取晁错直言“削藩”、不知迂回、引起诸王反弹的教训，提出明抬举、实弱化的“推恩”计策，即打着广施王恩的旗号，鼓励并要求诸王将自己封国的土地分封给其他庶出子弟，借此弱化封国的力量。
公元前127年，武帝即位13年后，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了让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对其余的庶子再次封侯列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王国之内又出现了若干侯国。
侯国的地位相当于县，由各郡管理，不再接受王国管辖。至此，汉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实行郡（王国）、县（侯国）两级制，与秦代单一的郡县制已无实质差别。
《汉书·诸侯王表》记载“推恩令”实施之后的效果：“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徙，而籓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而且，诸侯王国的土地还不一定是一个整体，当中的有利地形都被朝廷所辖之郡占有切割，王国再也无力兴风作浪。
在解决了王国的隐患后，武帝乘胜追击，消除侯国可能潜藏的危险。实施“推恩令”后，分解出侯国一百多个。元狩五年，“推恩令”实施五年之后，武帝以列侯所献酎金成色和分量不足为由，剥夺了106个列侯的爵位，其余列侯的爵位后来也相继予以剥夺，因此侯国也不复存在。
在削弱王国、取消侯国之后，汉郡的规模急剧扩大，面积占到全国领土的80％以上。至太初元年，“推恩令”实行23年后，汉朝共有郡91个，王国18个。武帝天汉以后，历昭帝﹑宣帝，至元帝初元年间，郡国总数减至103个。此后直至西汉末年平帝的一百年间，郡国的数量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
《汉书·地理志》所载103郡国名目，即平帝元始二年的行政区划。其时，郡与国级别虽同，实际上已是郡大国小、郡强国弱。大郡统县三五十个，而大国统县最多十余个，小国仅统县三四个。
王莽时，取消刘氏诸侯王封国设置，全部改为郡。又将西汉的四郡予以析分，大郡至有分为五者。迄天凤元年，“新朝”总共有郡125个。
新朝灭亡后，东汉初年仍沿用西汉平帝元始年间的郡国之名。光武帝考虑到连年战争、国空民虚的情况，为减少官府开支，对郡、县加以并合。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六年“并省四百余县”，相当于总数的四分之一。继而合并郡、国13个，减掉了十分之一。后恢复西汉之制，至顺帝永和五年，共有郡、国105个，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汉武帝在完成对封国制改造的同时，还建立了中央军队和中央监察制度，加强对郡国的管控。将全国分为十三部（州），每部派一名刺史，监察郡国官吏与贵族。建立了一支中央常备军，加强对地方军队的统制。
这些措施配合着郡国制，使汉代完成了从夏商周三代天子分权的封建体制向秦朝以来皇帝集权的专制体制的转换。
可见，所谓“汉承秦制”，主要指汉武帝以后的汉代继承了秦朝维护皇帝集权的郡县制。但同时，汉代的郡县制不同于秦朝单一的郡县制，而是以封国制为补充的。
补充的目的，是合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此后，汉代郡多国少，郡强国弱，郡、国并行，共同维护着刘氏汉室的稳定。
从发展演变来看，汉高祖至吕后时期是第一阶段，封国为主，郡县为辅，王国的地位远在汉郡之上。
文帝到景帝时期是第二阶段。这是郡国并行、郡强国弱的过渡阶段，王国的地盘和实力不断被削弱，为武帝完成郡、国一体的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武帝时期是第三阶段，通过“推恩令”以进一步蚕食王国，在边陲地区增设新郡，发展为郡县为主，封国为辅，“国”降格为“郡”，郡国一体。
昭帝至西汉末年是第四阶段，郡国并行，郡多国少，郡大国小。王莽新朝将刘氏王国悉改为郡，有郡无国，可视为第五阶段。
东汉光武帝采取郡县合并政策后，重新恢复到西汉后期郡国并行，郡强国弱的状况，可视为“汉承秦制”的第六阶段。
经过汉代的改良，以郡县为经、封国为纬，寓封建于郡县之中，成为后世中国不同朝代共同遵循的政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