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针对州县官的考核体系里，“教化”是一项举足轻重的指标。此概念内涵颇为复杂，其本质旨在引导民众通晓礼仪、明悉律法。然而，在具体推行过程中，却遭遇诸多阻碍。彼时，清代民众识字率普遍偏低，这使得普及法律知识成为地方官府乃至朝廷亟待解决的棘手难题。

【清代是如何普法的？】

古代法律制定标准与现代相较，差异显著。于封建社会，礼与法高度契合，二者几近等同，违背礼制便等同于触犯法律。彼时法律的制定，皆以“礼”这一至高原则为依归。清代法制建设在秉承此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细化，将“礼”的原则融入法律条文之中，使法律体系更为完备。

与此同时，封建专制权力为封建法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大清律例》作为一部重要法典，依据相关规制，仅颁发予问刑衙门。具体而言，就地方政府体系，仅督抚藩臬以及府、州、县等衙门会被配备此法典，而其余行政衙门并不在配置之列，普通民众更是难以窥见其内容。

须知，朝廷既定制度明确规定“各问刑衙门仅持有一部律书”。据此可知，不仅普通民众，即便部分佐贰杂职官员，亦未必得见《大清律例》。故而，若统治者欲借法律维护专制皇权，那么实施普法教育便成为必然举措。

雍正皇帝于《大清律例总论》中曾有此阐述：自繁华之都邑至偏远之乡村，各地州县应效仿《周礼》中布宪之制，适时予以阐释讲解。使民众之间相互劝诫，从而明晓法律之威严，进而珍视自身言行。长此以往，于官府层面，断案判理将更为明晰；于民间而言，纷争诉讼亦会渐次止息。如此，方能匡正社会风俗，振兴礼让之风。

在清代，朝廷将法律普及工作纳入州县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之中。然而，在具体推行普法举措时，地方官员并未以《大清律例》为蓝本，深入乡野村落开展广泛的法律宣讲活动。相反，其主要采用的方式乃是对圣谕进行宣扬阐释。

依据既定规制，在每月初一与十五（农忙阶段予以除外），州县各级官员需率领教官、佐贰及杂职等诸多僚属，亲赴各个乡、村，召集兵丁与民众，恭谨地针对圣谕的每条内容进行详尽阐释。

谈及“圣谕”，部分人士或许尚未明晰其确切内涵。此处所指，乃顺治九年颁行的圣谕六条，具体涵盖：恪尽孝道以事父母，秉持恭敬之心对待尊长，促进邻里关系和睦融洽，注重对子孙的教导训诫，敦促众人安守各自营生，严禁一切不当行为。

康熙九年，清廷颁行《圣谕十六条》，其内容涵盖诸多治国理政与社会教化之要旨。在人伦纲常方面，倡导以敦行孝悌之举，强化人伦秩序；通过笃厚宗族关系，彰显和睦融洽之风。于社会和谐层面，强调以和洽乡党邻里，平息争讼纠纷；注重发展农桑之业，确保衣食丰足无虞。在财用与教育领域，推崇节俭风尚，珍惜财物用度；重视兴办学校，端正士子学习风气。思想文化上，摒弃异端邪说，尊崇正统学说；普及法律知识，警醒愚钝冥顽之人。道德风俗上，彰明礼让之义，敦厚社会风气；鼓励民众致力于本业，稳定百姓志向。在子弟教育与社会风气引导方面，训诫子弟规范行为，减少无端妄为；抑制诬告之风，保全善良之人。法律执行与社会治安方面，禁止藏匿逃犯，避免株连无辜；督促民众完纳钱粮，减轻催征之扰。于乡村治理而言，组织乡勇等力量，消弭盗贼隐患；劝诫民众消解愤懑，珍视自身性命。

由此可见，无论是顺治时期的圣谕六条，抑或康熙时代的圣谕十六条，均为统治者对国家律法进行深度提炼与概括的产物。此举措旨在以更为通俗易懂之形式，向广大乡民群体传递律法要义，助力其增进对国家法律的理解与认知。

宣讲圣谕，又称讲乡约，乃一项兼具神圣性与重要性的仪式活动。于各乡村，皆设有专司讲乡约之地。约正之职，由当地德高望重的绅士担任。与此同时，从各村遴选出三四位品性淳朴、恪守规矩者，轮流值月进行分讲。

为推动圣谕在乡民群体中的有效研习与领会，各乡约所分别设置“善恶簿”与“劝善簿”，旨在对日常恪守礼仪规范、遵循律法准则的乡民予以褒奖。与此同时，“纠恶簿”亦发挥关键作用，针对诸如怠惰、赌博、酗酒以及抗缴税粮等不当行径，依规施行惩处措施。

为推动乡民研习圣谕，官府施行了一系列更具实质效益的激励举措。每年，官府会遴选出若干始终秉持善念、践行善事的乡民，对其予以豁免赋税与徭役的奖赏。与之相对，针对那些经反复劝诫仍不思悔改者，则采取杖笞之刑作为惩戒。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这一普法教育模式具有鲜明的官方强制性特征。在宣讲圣谕之际，乡野民众务必搁置手头农事，齐聚于乡约所参与学习。若有缺席情况，当事人将遭受族长依规惩处。

【《大清律例》在民间无法全面推行】

在完成圣谕的宣讲环节后，便会展开对具体法律条文的阐释工作。《大清律例》历经多次修订，至乾隆五年正式确立定制。该律例全书计47卷，涵盖律文436条，所附条例达1049条。

显然，鉴于《大清律例》律例条文繁多，对其逐一阐释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一方面，彼时普通民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即便进行详尽讲解，亦难以有效记忆。另一方面，诸多条文与民众日常生活并无直接关联。基于此，官府并未对《大清律例》全文展开宣讲，而是择取其中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条文予以传播。

回溯至清顺治年间，便已颁行相关律令：各问刑机构仅存一部律书，且严禁普通民众知晓，致使违法现象屡见不鲜。基于此，朝廷遂令督抚择取刑律中与民众相关之条款并予以辑录，责成地方官员于春秋农闲之时，向民众阐释讲解。

从整体视角审视，朝廷面向普通民众开展的法制宣传教育内容相对浅显，多处于基础层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针对读书人群体，朝廷在法律知识普及方面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在清朝统治时期，为强化对知识分子思想领域的管控，朝廷规定府州县学生员，除研习传统的四书五经外，还需熟诵《圣谕广训》及其附录律条。与此同时，为推动教化在社会层面更深入、广泛地传播，州县官员积极倡导地方绅士踊跃捐资，旨在为本地家境贫寒、无力就学的子弟创设“义学”这一教育机构。

统治者秉持这样的理念：礼教的推行与法制教育的实施，均需以一定的文化素养作为根基。如所言：“民众若不熟知诗书典籍，士人便不会敬畏王法，进而可能出现包揽词讼、聚众结党、在乡里肆意妄为等行径。此皆因平日里缺乏系统规范以约束身心，致使行为放纵至此。故而，当务之急乃是大力兴办义学。”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朝廷推行普法教育，并非旨在赋予民众运用法律捍卫自身权益之能力，实则欲借法制权威，迫使百姓于专制权力架构下，驯顺地沦为被统治阶层。此乃封建专制社会的普遍特征，究其根本，皆是出于维护统治阶层利益之目的。